江阴要塞起义始末（连载四）（唐秉煜）

乘扩充 地下党积极策反

要塞地下党组织的策反工作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孔庆桂任职司令期间和戴戎光继任司令之后。

在孔庆桂任职司令期间，要塞只有一个守备总队。策反工作是从1947年下半年，唐坚华向我们传达华中工委“要在绝对保密和相当可靠的人中间做争取工作”这一指示后进行的，第一个工作对象是唐秉琳的妻兄李容有。李容有是黄埔二十期通讯科毕业，当时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排长，驻防徐州。他给唐秉琳写了封信，言称“和共军对峙，一触即发”，表示不愿意打内战，要唐秉琳想想办法。为此，唐秉琳亲自跑到徐州，找了一个旅长，疏通之后把李容有调到江阴，在要塞司令部当勤务队副队长，后任队长。勤务队即过去的特务连由警卫和通讯两支分队组成。警卫系及我们的安全，通讯则是我们的耳目，这是关键岗位，李容有后来在起义中是有很好表现和贡献的。

炮兵总台第一大台第二中台长丁佩基也是最先争取过来的，并是要塞起义工作参加者之一。他少年时要过饭，为了混饭吃，才到国民党部队当兵，以后一直跟随唐秉琳，要塞地下党做了他的工作，他表示坚决参加要塞起义。在我军渡江时，当戴戎光强逼唐秉琳向我渡江船只开炮时，炮台发出了不装引信的炮弹以迷惑敌人，就是他遵照地下党的指示进行佯动射击，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8年6月，戴戎光继任要塞司令后，地下党的策反活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由于我们帮助戴戎光竞争司令有“功”，并且是有世交的小同乡，赢得了他的信任。我们原准备把戴戎光也策反过来。做过一些试探，均未成功。华中工委对戴戎光也多次进行过争取工作，组织上通过他的弟弟戴曙光，秘密派他的弟媳多次到江阴对戴做争取工作，也均遭拒绝。蒋介石“下野”时，戴也脱掉军服，换上便装，声称“要和校长共进退”，足见其坚持反共的顽固立场。因此，要塞地下党决定采取另一策略，为了增加他对我们的信任感和依靠，用“处处为他着想的献计献策”手法以保护地下党，进行更隐蔽的策反活动。戴戎光的特点是贪财好色，大事糊涂、小事精明。他要捞钱，我们就处处让他吃空名，挪公款做生意。在国民党抢购黄金风潮时期，京沪之间黄金有差价，让他在上海抢购黄金，牟取暴利。在国民党下令封江后，地下党为了打破封锁，使江南的物资、特别是煤油、汽油、硫磺、机器零件等军事物资运往苏北解放区。就给戴出主意要他放船。放一次船戴就可捞到一笔钱财和好多金条，这样做一举三得：解放区可以得到江南的物资支援，戴戎光也满足了一些捞钱私欲，我们更取得了戴的信任。戴刮了钱之后，经常去上海、南京挥霍享受，腐化淫乐，这就放松了对要塞防务的过问，便于我们左右其手，进行策反。他要扩充势力，我们帮他扩大部队，等部队一经扩大，在掌握这些部队的人选上，还是由地下党通过戴的手任命我们满意的人选便于直接掌握。

我们还运用对反动派的两面手法，表面迎合，背地揭露，激化戴戎光与下层军官的矛盾，使下层军官靠拢我们。要塞官兵的副食津贴发的是银元，戴戎光为了拿经费做生意，常常不按期发放。一次，他让军需主任周子祥把三个月的经费都领的“袁大头”，在上海金融市场全部换了贬值的“川洋”、“滇洋”、墨西哥的“鹰洋”等各类杂洋向下发放，这些杂洋成色不足，币值只有“袁大头”的一半，这种克扣使得下层官兵的伙食荤腥很少，引起强烈不满，大骂戴戎光“喝兵血”。要塞地下党研究决定，鼓动支持下层军官向戴戎光请愿。暗地分别做了一些军官的工作，由中台长丁佩基等领着一些人闹到戴戎光那儿，戴戎光佯装不知：“啊？还有这种事情？克扣兵饷是喝兵血一经查出，立刻严惩！”当达到一定火候时，我们又出面为戴打圆场。这次，“银元事件”弄得戴戎光只得把军需主任当替罪羊，训斥一通调离了。戴以后虽有所收敛，但贪污腐化依旧。

由于国民党军队中派系纵横，互相倾轧，各自培植拉拢自己的势力，使一些军官职业无保障，经常被整编失业，或收容于军官总队，无职减薪，生活困苦，心惶不安，怨声载道，有的人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日益不满，甚至渐有离心倾向。特别是三大战役后，蒋军节节败退，屡遭歼灭，更加军心涣散，士气低落，一些军官在悲观失望中寻找出路。这时，我们趁机为某些熟朋友、熟同学安排职业，经济上给予帮助，所以，他们是感激不尽的。孟怀高和我是黄埔十六期的同学，也是我们的盐阜老乡，原是军官总队收容的失业军宫，生活困难，无处谋职，我把他从军官总队要出来，由唐秉琳安排在总台先当观测员。感情上自然十分亲近，以后我们又做了他不少工作，并通过戴戎光的任命让他当上第一大台台长，控制了黄山制高点上的关键炮台。起义前两天，我们向孟怀高亮了底，他明确表示：“一切听你们的，参加起义。”我们通过他又争取了第三中台长毛介乎。在第二中台，通过丁佩基又做了几个炮长的工作。在要塞起义过程中，孟、丁、毛等在关键时刻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此外，在军官总队还调来了几个和我在黄埔军校十六期、一总队工兵科的同学到要塞工兵营当连长，连副。自然，他们在困难时我拉他们一把，等到关键时刻，是听从调遣的。    ‘

在江阴要塞部队中，最反动的是守备总队第三大队。这个大队的主要成员是苏北的土匪、还乡团等一伙亡命徒。副大队长曹炳三是还乡团头子，他靠着红帮的关系实际控制着这个大队。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曹炳三都和我军打过仗，曾杀害我军战士和地方干部多人，要做这样一个人的工作，是相当危险的。起初，要塞地下党想用排斥的办法把他挤走，继而分化瓦解他手下的部队。但吴广文提出可以通过他父亲来制服曹炳三，要塞地下党决定把掌握曹炳三的任务交给了吴。吴广文的父亲叫吴兆山，是青红帮的老头子，曹炳三见到他得称吴老太爷。吴广文同志特地把他父亲从南京接到江阴，找曹炳三当面交待说；“你要听我儿子的话，他要你怎样，你就怎样，将来一切出路就靠我的儿子。”曹炳三俯首听命，连连答应听我们的话。以后我们又不断教育，硫明大义，指明出路，因此曹炳三及其部队在要塞起义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是稳定的，没有破坏，表现不错。同时，唐秉琳又争取了曹炳三的青红帮小兄弟、总台警卫排长曹正海，王德容同志在游动炮兵团争取了一营营长杨明光。而对那些反动的家伙，我们则采取明升暗降等办法，把他们挤跑弄走。如原重炮营营长李公杜，思想反动，立场顽固，戴戎光对他印象颇佳，我们设法将他荐升为要塞司令部副官处长，他知道这是明升暗降，不愿接受，就串通一些人辞职不干，改换门庭了。守备总队有几个反动家伙破坏性极大，吴广文抓住他们抢占民房，掠夺民财的劣迹，以整肃军纪为由，多次厉声训斥，使他们自感得不到长官信任，难以生存立足，使主动要求调离。

我们还派何漪同志打进要塞政工室。戴戎光到要塞不久，成立了一个政工室，主任是夏益民。此人非常反动，这个政工室名义上是对外搞情报，实际上是专搞政治和经济的特务活动。要塞地下党研究这一情况时，唐仲衡同志认为不能忽视，要派我们的人打进去，及时掌握敌情动态，于是我们就选派了何漪（女）同志。何漪原是小学教员，抗战时期，曾在江西国民党战干三团学习过，唐君照同志在战干三团任我党特支书记时，对她产生过革命影响，她的父亲是唐仲衡的同学，唐仲衡到江阴后，何父曾托仲衡给她找一个工作。仲衡写信给何漪，要她从苏州木渎来到江阴，介绍给吴广文，由吴直接领去见了戴戎光之后，安插为司令部上尉秘书，后经我们活动后打入政工室，为该室秘书。在我们的帮助下，何不断提高了革命觉悟，积极忠实地参加了革命活动。我曾对何漪单独布置过任务：“对政工室的特务活动进行秘密监视，尤其要密切注意夏益民的行动，发现问题直接向唐仲衡汇报，千万要注意，不能失去敌特的信任。”因此，我们对政工室的特务活动了如指掌，预作防范。

对戴戎光的家庭矛盾我们也是利用的。戴的大老婆蒋南婉文化水平不高，但有大房太太的派头，颇为泼辣；小老婆岳海伦曾留学法国，原是东北军炮兵司令邹作华的儿媳，离婚后与戴姘居，深受娇宠。戴戎光在黄田港设立了稽查处，派小老婆的妹夫钱首愚充任稽查处付处长、黄田港检查站主任。黄田港被老百姓称为“黄金港”，是南北贸易的重要孔道。钱首愚利用职权敲诈勒索，财运亨通，戴的大老婆看到后自然十分眼红，执意要将她的哥哥也插进黄田港。她把唐秉琳、吴广文等请去吃饭，请他们帮帮忙，向戴戎光说说。唐秉琳找戴戎光说了大老婆的想法，并劝戴：“家丑不可外扬，闹出去叫人笑话，还是让一步吧。”戴怕大老婆再闹，只好将其大舅子又插进稽查处。戴本来就妻妾不和，现在又互争财源，无疑是火上浇油，矛盾愈演愈烈，弄得江阴城乌烟瘴气，戴自己也叹息说：“我真被她们搞得鸡犬不宁！”而对唐、吴的“好心”却是感激不已的。

我们竭力赢得戴戎光“信任”的结果，不单使他对我们加深了信任和依赖，还对我们在关键时刻起了“保护”作用。1948年冬天，一个逃亡地主还乡团分子向江苏省保安司令密告说：“江阴要塞有一个姓唐的团长，他的哥哥都是共产党，他也靠不住。”他这一告对我们的威胁是很大的。有一次戴戎光去常州开联防会议，第一绥靖区司令兼省主席丁治磐和保安司令都参加了，会后伪保安司令问戴：“你那里有个姓唐的团长吗？有人说他哥哥是共产党，这人靠得住吗？值得怀疑！”戴不以为然地回答：“他的根底我知道，他是小老弟（指黄埔后期同学），对校长是忠诚的，他的哥哥是共产党，也是各为其主嘛！不可轻信。”说完指着自己又说：“我也有个弟弟是共产党，难道我也是共产党？”说完哈哈一笑。戴开完会回来，当我们的面告诉了这件事，说完我们也是哈哈一笑，但这件事使我们以后的策反活动更加小心谨慎了。

1949年3月中旬，我从苏北领命返回江阴后，又先后到守备总队、游动炮兵团和工兵营与王德容、李云葵同志配合，进行了紧急策反活动，对不同对象采用不同方法，进行个别接触交谈，要求他们听从指挥，服从命令，告诉他们，跟着我们行动就有前途。这对稳住部队，成功策动要塞起义，保障我军安全、顺利渡江起了很大作用。尽管如此，要塞地下党同志身在虎穴搞策反环境险恶，有时会发生令人难以预料的突发性事件，使我们的策反起义工作险象频生，危机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