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上诗文存〉序言》
江苏有一个名气很大的区域，叫里下河地区。里下河地区有一条名气很大的河流，叫串场河。串场河边有一个名气很大的古镇，那就是上冈，是与县平级的新兴场公署治所。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时最为鼎盛，人口达十万。1938年日寇从盐城进犯上冈，因为在镇南受到镇民的武装抵抗，于是下令毁城。据老人们回忆，鬼子前后两次放火，大火十数日不熄，从此古镇的繁华成为往日的追忆，再也没能恢复过来。就这事，确实让我对鬼子产生切齿痛恨，许多年以后也想到中国人对日本人那种永远也无法原谅的感情阻障，其实除了日本人不肯悔过的无赖嘴脸，若是从中国人这方面而言，何以远能够原谅火烧圆明园的欧洲列强，近能够原谅在朝鲜屠杀几十万志愿军的美国鬼子，说句不太中听的话，这其中有一个原因，日本人在中国人看来是家奴。
我出生在上冈。听父母讲，他们战友家的小孩子和我差不多同时出生，当时有约，先出生的叫上上，后出世的就叫冈冈。我的小名是上上，看来是先了冈冈一步。其实这个小名也没叫多长时间，知道的人也不多。我自己好象是到了十多岁，有一次父母的那位战友来访，提起了往事，我才知道还有上上这个小名和这个故事。
不知为什么，知道自己上上这个小名以后，便有了一种很特殊的感觉，好象上上这个小名与自己就是有一种血肉相联的关系。那时还自己专门设计了一个签名章，在家里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书上加盖了不少，很是得意了一段时间。但逐渐的觉得上上这个名字似乎给自己带来的不是轻松不是快乐不是一种十分自在的体味，慢慢地产生了假如我不叫上上而叫冈冈，或许会比现在的境况要好些的想法，只可惜当今世界上不可后悔的事情太多了，这也就在其中。
因为知道自己有个上上的小名，就想着应该事事要上上，事事要上游，这听起来是件好得不得了的事情，不过这是从父母师长的角度来看的。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无形之中就总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推动自己在压迫着自己，要努力要努力还是要努力。
幸亏当时是处在“文革”期间，“读书无用论”是社会主流思想，知识也好文化也好能力也好，反正都只不过是服从工农兵生产生活需要就可以了。这样的情形，对社会进步对人类发展对民族兴旺也许是一种灾难，对莘莘学子对懵懂少年却也算是千载难逢的大解放大自由。那时我就读于著名的上冈中学，不过随革命要求已经更名为建湖县轧花厂附属中学。学校由轧花厂派出的革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当时简称叫工宣队）领导，全部是部队建制，学校叫团，初中部高中部叫营，年级叫连，班级叫排，小组叫班。工宣队一般教政治课，但因为派到我们学校的工宣队是由轧花厂机修工组成的，所以还教我们物理课。政治课反正是集中学习《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多数是让我们背诵“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还有就是“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上的文章照本宣科一番，再还有就是结合学校的革命实际作些无限上纲上线的批判，这在当时只要是个人可以说都可以教的。那么物理课呢？工宣队也能教吗？如果是正规物理课的内容，工宣队当然是没法教的，不过他们把理论教学完全改变为操作教学，教我们拆装柴油机、电动机、配电盘，还不用说这些师傅教学的态度非常认真，办法也挺多，不到半年我们马马虎虎都能对付这些让人生畏的铁家伙了，用建湖话讲都算个“三脚猫”。
其他的课还是由那些“臭老九”们教授，上冈中学因为她是远近闻名的学校，又不在城市而是在一个乡镇上，这样就满足了当时革命派对许多他们认为需要改造或不可重用的老师安排的需要，也就集中了一批从军队高级机关、著名高校里清除出来的大右派，还有一批就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地主富农资本家还有海外关系复杂的等等）大知识分子。单我在冈中那几年所知道的就有，后来任江苏省教育厅教研室化学教研组负责人的
当然，对殉道者而言，特别是要求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或者是一个普通的民众去当殉道者，这个要求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好在这样的要求也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更重要的是被越来越多的当权者们所承认所关注，可以说文明程度越高的社会也就越趋向于减弱甚至于否定对普通百姓的这种要求。我们常常会说政治游戏。其实政治就是一种游戏，从人类发展的本质需求上来看，它就是游戏。游戏就要遵守规则。问题在于规则是由谁来决定的呢？我以为不是。谁也没有这个资格。再换句话讲，谁去决定这个规则，保不定他在制定的时候就给了自己否定这个规则的特权，事实也往往如此，破坏规则者首先就是制定规则者，这样的例子无需去列举。没有哪个老百姓会去反对政治家们去进行政治游戏，其实反对不反对是没用的，但也没有哪个老百姓不希望你们玩你们的，有趣的你们分享一点给老百姓，大家同乐而已，古人希望就是如此啊，孟子说过啊，乐民之乐，民亦乐其乐。这样多好。政治游戏的规则是千百年来或者说有政治活动以来，老百姓用自己的头颅与鲜血，用自己的个人幸福与追求的牺牲，唤醒越来越多政治家们的良知与良心，让这些规则逐渐地明晰起来。我想这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政治游戏不能妨害民意，不能危害民权，不能祸害民生。这自然是很难的啊，古人也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为老百姓这个意愿讲话的宏篇大论和文学作品，但我以为最到位最沉重也最应该能够激活政治家内在人性的就是张养浩的一支短短的小曲，那就是《山坡羊·潼关怀古》：“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如果说我们在作一种游戏，却要普通百姓去做出这样的牺牲，让这样的沉重与痛苦笼罩在他们头上数千年，这样的游戏对他们不能不说是一种灾难。不过话得说回来，要让所有的人们认识到这一点就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这是让政治家们在牺牲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且这是一种似乎千百年来理所应当的既得利益。人们应该有这种耐心来等待，应该充满希望来等待这种规则的回归与到位。在等待的过程无疑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特别是当我们在头脑清醒的状态下来等待更其如此，但我们只有等待也只应该等待，这就是我们应该付出的。而且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事实上还会有许多的人们会为了这种等待成为殉道者，甚至于有的人们还要希望所有的人都成为殉道者。我还是要重复这样的认识，在那场几乎要毁灭中华民族几千年辛辛苦苦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文明与传统的“文革”大灾难中，我的
可惜我们那时真是一点道理都不懂得，想尽一切办法来争取更多的玩耍时间与空间。上冈中学那时走读生晚上也要上自习，不过，我们根本不会认真自习，只要听说周边有放映电影的，立马成群结队跑上七八里路。看的其实也就是八个样板戏和《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这些不知道看过多少遍的电影。这些戏剧与电影本身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手法应该说是一流的，而那时许多人可以把它们整部的演下来，所以别看那时文艺作品并不丰富，照样培养出一批文学家艺术家，就是普通大众的艺术意识也从中得到最深刻的提升，要知道历史上可能从来没有过哪个朝代会组织老百姓花了十年的时间反复地接受这样的艺术熏陶？现在的文艺作品是丰富了，可以说是琳琅满目，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又正因为太丰富，认真的非常投入的观众与读者却没有了，大众的艺术意识可以说整体缺失，这从另一个方面又加强了现时代的那种过于现实的物化态度。说艺术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其实是一点不假的，现在这位工程师自己都浑身铜臭，我们这个时代怎么可能不让人担心会唯利是图金钱至上人欲横流呢？那时我们看完了这些电影通常是一路的演回来，有时还会到教室里去继续演一番，一会儿是郭建光奔袭沙家浜，一会儿接近镇子时自然就是鬼子进村了，都是伴随着稚嫩而娴熟的音乐。一般都是一直到觉得再不回家太不象上晚自习的时候，才会依依不舍地走上上冈的石板路，自然还会相约着明天或是后天的电影。这些大致是在知道自己小名叫上上之前的快乐时光。
从自己罩了上上这个小名以后，似乎恍然大悟，正好借了当时右倾回潮的推力，在那些特别卖力于“传道授业解惑”的“臭老九”们的引导启发之下，开始一步步迷上了早就应该知道的那些知识与文化还有人文精神。“人生识字糊涂始”，还应该说人生觉悟辛苦始，从那时起自己开始了艰苦的求学过程。
首先就是读书问题。我家并不是书香门第，但象苏北地区绝大多数家族一样会把“耕读”二字作为家训。父亲小的时候，上过几年学，但时局动荡，自然是读不安稳，也就很早辍学，主要还是靠着自学。我父亲很有文化底子，特别是中国历史方面的知识非常丰富，见解颇为深刻。在当时一般家庭比起来，应该说家藏书籍不能算少，只是多数是政治读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记得《斯大林全集》最多，好象有三四十卷，少有的历史与文学书籍都被特别的保管着。只有每年三伏天，父亲把书拿出来“曝伏”时，我们姊妹几个才能偷偷地看上几眼，《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在这样情况下读完的。
到了初二的时候找到了一个新的书源，那就是我的大舅父家。大舅父是他们家族那一辈人（也可能是到他那一辈时的祖祖辈辈人）中唯一的一位大学生，后来做教师做校长，自然书是多得很的。其实说新的书源还不太准确，应该说是新的读书之所，因为在那之前我们姊妹几个都知道大舅父家有书，有好多好看的书，但是我们一直无缘或者说是一直无有资格看到。那时我们的假期要比现在的学生多得多，除了寒假暑假之外，每学期还要放两次农忙假，每次十五天左右。逢到这样的日子，姊妹们就会一齐到大舅父家，那是在戛粮河边上的一个小村庄，相传唐太宗李世民曾在附近与敌帅盖苏文进行过十分惨烈的战斗。那些日子真正是一种节日的感觉。最让我满足的就是可以看到许多自己想看的和从来没听说过的很好看的书，从《牛虻》《普通一兵》《欧阳海之歌》《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苦菜花》到《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说岳全传》（《红楼梦》也有，但是被大舅父封锁起来了），可以说是乐不思蜀，常常是就要开学了才会回家。
上高二时，全国性的“批林批孔”，大字报又是铺天盖地而来，班上的大字报许多就是由我来抄写的，但我的兴趣这时完全是在当时贬称为“孔老二”的那些充满睿智的语录上了。我们把当时所谓供批判用的《论语》片断一一地抄录下来，还有其它儒家的法家的等等一些名篇也是边抄边背，以前荒空掉的文言文也就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渐地补充了起来，而我对中国古籍的喜爱也应该是由此而产生的，并且相伴一生。当然，因为要帮大家写大字报，特别是后来主要是要批判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圣贤哲语，所以我强词夺理的功夫也练得很是不错，没办法，和这些圣哲你不歪厮扯蛮又如何着手呢？呵呵。在这个时期，我还遇上了别人绝难碰到的好事，那是林彪叛逃机毁人亡的“九·一三”以后不久，学校指派我们几个学生干部清理学校图书馆，要把封资修的特别是与林彪有关的清理出来销毁。上冈中学图书馆这在我儿时就是一个神圣不得了的地方。在上冈小学上五年级时，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有一次老师抱了一大摞文学书籍走进课堂，说是从上冈中学图书馆借来的。就是在那次，我安心地看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其实看后什么印象也没有，只记得作者是杨朔。这下子有幸成为这么一座图书馆的主宰，自然很是激动。毕竟是文革后期，而且我也长大也有了自己的思维，特别是觉得对知识的追求肯定是没错的。再说按照这个标准进行清理，那图书馆里的绝大部分书籍要化为灰烬，我们那些学兄学姐们在“文革”初期最疯狂的时候都没有去做的事，我们还能做吗？好在那时革命小将没人监督，我们整个暑假全部在图书馆里看书，只是过一个星期搬出一两筐“文革”期间歌颂林副统帅的书籍，向工宣队领导报告后，进行销毁。那次我们把学校图书馆翻腾得还是非常彻底的。记得我还专门翻大跃进期间的《人民日报》，亲眼看到上面刊登的小麦亩产6000斤的新闻，还有小孩躺在稻田里穗头上的照片，真是让人叹为观止；我还看到中国某位最伟大的数学家所写的一篇对农作物亩产量进行分析的文章，该文宣称当时各地自认为的高产还远没有达到极限，他分析认为这个极限在24万斤，当然他说要达到这样的产量需要各方面的条件都最为理想，就是这样确实也让人咋舌了。只可惜当时读报不知作点小小的笔记，今天录出来也好与大家来个“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当然这个伟大科学家的名字我是记住的，不过也不至于把他说出来，可以想象他当时也一定是受了非常巨大的压力。我认为，我们应该承认每个人不管他有多么伟大，当他感受到某种压力的时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成功便成仁”只是极少数人能够做到的，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人会在自己都不怎么喜欢的方面作出选择，所谓“两害相权择其轻”，这是无可指责的。但是不应该的就是不能把保护自己的动作做得过大，反应失当，特别是一些社会品牌级的人物更要把握好这样的尺度，其实这个尺度是很难把握的，最好的办法是缄口不言，否则颇有助纣为虐之嫌，而且也非常容易地会与那些构祸者一起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再一个就是当这种灾难过后，要有勇气承担自己的过失，以坦诚之心求得民众的宽恕与历史的谅解。这些都是我后来的想法了，在当时，我们对图书馆里进行清理的时候，只是感到自己达到了文化权力的顶峰，你看，我们想把谁怎么样就把谁怎么样，看着哪本书不顺眼就可以把它扔进将要处理的垃圾堆里，好在我们当时已经认识到自己知识短缺，对那些厚薄不一的书本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敬畏之心。但后来我就在想，如果我们是在文革之初抱着我们师姐师哥们的那种革命激情进到这个图书馆，那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那些承载着人类文明的书籍恐怕大多要凶多吉少了，自然许多年以后当人们良知又占据社会主流的时候，肯定会说，上冈中学的图书馆可是毁于哪几个王八蛋之手吧，那可真的是历史罪人了。今天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们没有成为历史罪人，哈哈，当然这完全是侥幸侥幸，因为我们每天只想着早点去再多看点书。
这样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转眼高中毕业，一下子要和读书的生活告别了。按照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城镇高初中毕业生要下放到农村，当然也有一些照顾性的安排，比如我因为曾随父母下放过一次，就可以不再下放，但只能安排在街道工厂当个城镇集体工。当年当工人也有个性质问题，所谓性质当然完全是由劳动部门人为规定而形成的差异很大的政治与经济待遇的等级，其实无论与情与理都是大相违背的。最高等级的是全民工，再下面就是县属企业集体工、城镇集体工，前者又叫大集体（工），再等而下之的是合同工、外包工，最下等的是临时工。在工厂里，工种最好的担子最轻的工资最高的福利最足的最有机会去学习技术的最有可能当工段长车间主任乃至于科长厂长书记还有劳动模范的那就是全民工，其它人只有先一步一步爬上全民工这个台阶，再去从上面的那些个“最”里面寻上属于自己的荣誉与待遇。最悲惨的是临时工，工资极低不用说，干活最重也不用说，最可悲的是绝对见人矮三分，毫无劳动保障毫无政治权利毫无讲话资格毫无发展前途。无庸讳言，这是一种极其落后与悖逆情理的制度。而且，处于哪个阶层完全不是靠自己的真才实学也不是靠自己的品德与能力，而是撞大运与开后门。后来有人批评这种制度“同工不同酬”，批评它是应该的，其实我倒是以为同工就不该同酬，就应该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谁干活多谁报酬高谁待遇好谁才应该是劳动模范，但这种制度的设计者居然就无耻到依仗权力随意主宰人们的幸福与人生。我并不喜欢骂人，但这里我真的憋不住要引用孔老夫子当年诅咒制“俑”来殉葬者的话，把它敬奉给搞出这种制度的达官贵人们：“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暂且消消气吧，还是说说我自己面临的这么个机会，一个可一步上到中不溜阶层的机会，当个城镇集体工。可是想到那些看电影演样板戏的伙伴们都下了乡，再说上冈镇街道工厂也实在没什么名堂，于是我自己下铁了决心具报告主动要求上山下乡。这在1974年的时候已经是绝无仅有的事了，一下子在县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简称“知青办”）引起高度重视，几乎要把我树为典型。有位领导反复启发我，要我讲讲自己主动要求下乡的思想动机，无奈启而不发。我说一是因为我的朋友都下乡了一个人在镇上太孤单，二是因为留在城里又当不了全民工，三是因为我父母曾经是走资派（这是当时的一个名词“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简称，一般是指“文革”前从中央到县公社乃至某个小小单位的负责人）。这样我这个本来可以红极一时一地的典型，就和我的同伴们一样来到上冈镇附近的黄沙港林场。知青生活是充满快乐充满活力的。就是今天我也是发自内心说，如果我的生活能够重新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重复这段时光；如果有什么办法能让我的生活某一阶段留住，我也会毫不犹豫地留住这段时光。不过这段时光开始的时候，在快乐与无忧的同时，我确实感到了无书可读的空虚。
这种空虚很快被我们所在果园组的一位“贫下中林”的手纸打破了。黄沙港林场是沿着黄沙港河堤而设立的国有林场，延绵近百里。在林场里工作的主要是四种人，一种是合同制农民工，一种是有正规手续的常年临时工、外包工，一种是季节性的临时工，还有就是下放知青，属于国家正式的农民工。虽说从所谓性质上讲，知青最硬最可靠，但前面三种特别是前面两种人被我们统称为“贫下中林”，也就是说，我们这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来接受再教育的，那么到这个国家林场来接受谁的再教育呢？就接受这些人的再教育，“贫下中林”是我们这些小知青对他们的戏称。他们从来没有正经再教育过我们一天，对我们的再教育也从来就没有一天正经过。许多年以后，我们大家遇到一起时，我曾经和当年的“贫下中林”们开过玩笑，说他们对我们的再教育是“两个完成”，一是帮我们完成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革命也要请客吃饭认识的转变，二是帮我们完成了青春期性教育理论上的所有内容与形式。林场因为战线很长，所以分成若干组，我当时所在的是最靠近上冈镇的堤段，专门种植果树，就叫果园组。在一个组里，又根据所在的河堆节数，称为几节几节堆，我当时在果园组最远离上冈镇的那节堆上，因为是第三节堆，就叫三节堆。我所说的这位“贫下中林”就是我们这节堆上的一位外包工，同时还兼烧饭。有一天，我发现他从一本厚厚的书上扯下几页去方便，不由好奇地看了一眼。这一看还就放不下，书的前面后面都被这位老兄用掉了，后来知道是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是当时被猛批不止的大毒草。于是乎，我在这位老兄的方便之余，就和他聊起了他的手纸来历。这一聊还让我太高兴了，也为我又开了一扇读书之窗。原来他的叔叔是个大学生，家里有许多这样的书。在我的诚意感动之下，他决定更改手纸种类，用当时充满时尚口号的报刊杂志。当我看完一本，第一次把书还给这位老兄时，他非常诧异，开始觉得这些书还是值得珍藏的好东西。从那以后，他把一本本类似的书带给我，有苏联小说《茹宾逊一家》《叶尔绍夫兄弟》，有冯德英的《迎春花》、欧阳山的《三家巷》、有巴金的《家》《春》《秋》，可能有二三十本之多。
这时我也在深悔自己曾经放过的获得许多书籍的机会。那是文革最初时期也就是所谓“破四旧”时期，那时我家住在上冈公社（原上冈镇1955年起镇区单设行政机关，成立工委后来改设党委，首任书记是我的母亲；农村部分1958年成立公社，党委书记是我父亲；1964年我母亲再到上冈镇，任党委书记，从1964年到文革时期上冈镇和上冈公社两个单位的主要领导是一对夫妻，这在建湖政坛也是一段佳话）的机关里，附近就是公社的大会堂，堆满了从各地上交与查抄上来的“四旧”物品，什么菩萨像啊花轿啊仕女图啊，反正涉及封建迷信资产情调修正主义内容的统统要清缴的，不交出来万一被发现，当然没有象秦始皇那样去杀头充军，但一场批斗会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斗这么一下子，在革命队伍里就无法存身，在大家面前也就颜面扫地。其实当时只有为数不多的人会去冒这天下之大不韪的，事实上许多人是发自内心把家里有一点点“封资修”色彩的东西，哪怕再珍贵再实用，都不怎么犹豫地清扫出去。记得我当时还只是个红小兵，跟着大哥哥大姐姐们查抄过那些地富反坏右的家，然后回家把一只土改时分得的非常精致的瓷罐又叫“猫叹气”摔得粉碎，因为上面画着一幅仕女图。那么堆在大会堂里的“四旧”物品，其命运自然不会比我家里这只“猫叹气”有更好的运气，必然是付之一炬。我那时“破四旧”一有空闲却不知为什么就喜欢钻进去到处乱翻，后来回想起来那里面有太多太多的古书和太多太多的中外文学书籍了，真后悔没藏起几本来，这种后悔只是到了林场以后才逐渐产生并愈来愈强烈。后悔虽说没有任何用处，但倒是使我更其珍贵这些沦为手纸的宝贝。
当时的林场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夏天蚊虫冬天寒风，总归不是什么读书天。最为头疼的是晚上没有电灯，煤油供应也非常紧张，罩子灯舍不得用，只能是点上一盏我们所说的“黑鼻灯”。每天早晨起来洗脸时，鼻孔里的黑烟灰总要花费我不少的时间，但这在当时一点也没觉着什么，因为有书可读对我来说，已经是让我满足的事了。更何况，当时我们果园组分散在几节堆上的大部分知青在原先充满无知与新鲜的快乐之外，又找到了一种共同的爱好与追求。想一切办法找书换书，找一切时间读书谈书，在这中间还给我带来一份独特的甜蜜。那时的政治空气依然紧张，但文化气氛实际上已经宽松了许多，所以我们这样的读书谈书倒也没有引起什么特别的注意，那些“贫下中林”甚至还以为他们对我们轻松劳动的教育收到了成效，因为我们大多数知青不象刚来时要和他们进行劳动竞赛那样可笑与幼稚了。
其实这时的农活并不复杂，也不象真正农村里那么繁重，特别是在劳动的成果与我们的工资收入一点也没有关系，自然也就没有什么直接的压力。果园组的劳动相对要大些，因为本身果树一年到头是要好好侍候的，春天要抹芽、疏花、喷洒波尔多液，夏天要疏果、去公枝、数遍治虫、催肥，秋天要支架、看园值夜、采摘，冬天要修剪、追肥、刷白，有一个环节马虎，那要么不发花，要么挂果稀，要么果子品质差，要么第二年不发作，再不然果子长得再好，都成了别人的果实，那时周边的农民河里的船民还是镇上的游民，谁不被堆上香喷喷的果子引逗得想做一个收获的无名英雄啊。稍不留神，一棵树甚至十几棵树的果子就都会不翼而飞了，更让人痛惜的是他们因为是偷摘，总是连掰带拽，把第二年的花芽甚至果枝都给破坏了。满园叫唤的喜鹊、杜鹃也是果子窃贼，而且这些家伙可是坏透了，它们尽挑那些最红最熟最靓的果子，又只在朝阳的一面猛啄几口，又去进攻另一个最红最熟最靓的果子了，而被它们啄过的果子要不了多长时间果肉就会很快烂掉，但常常在外面还看不出来，有时你以为是个最红最熟最靓的果子，一摸才知道上了这些鸟的老当，不但吃不到最红最熟最靓的果子，还沾了一手又臭又脏又粘粘乎乎的烂果肉，你说可气不可气？这些农活之外，我们果园组还有个间作的任务，在果园里长过麦子长过绿肥长过花生长过西瓜长过山芋长过马铃薯，别看这些间作，不是主业，但农活却还都不轻松。特别是收麦子那实在是太过辛苦，想到农民每年都要如此劳作，确实让人觉得最不公平的就是老天啊。到了冬春之交，我们还有一项农活，就是伐树。也许别的林场伐树是为了取利，我们这个林场伐树的工作虽然这种工作基本每年至少有一次，但都是为了更新树种，可笑也否？我刚到林场时，除了果园组其他堆上长的基本是榆树，它的名字高得吓人，叫钻天榆，可是长在堆上一点也不见长高，还尽生虫子，只有春天飘飘扬扬的榆钱颇有点诗情画意，还能给我们带来一两顿韭菜炒榆钱的美餐，其他实在乏善可陈。所以场部决定更换树种，颇得民心，一时众人曰好吾辈小知青一向不曰好的也一齐曰好。这年冬天伐掉了白榆，换种了当时名气颇响的水杉。没想到长了不到两年，这水杉看不出发作相，又听说水杉是一种生长缓慢材质偏脆的树种，总之不是理想的树种。那就是说还得更新。场部这次据说走南闯北十分辛苦考察了不少地方，确定选植意大利杨，听他们向我们宣传说这意杨，生长迅速，特别耐旱，材质细密，用途广泛，反正是好得不能再好了，就象当初他们对什么榆树啊水杉啊等等的宣传一样，想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对我们这些小知青和老贫下中林们想怎么忽悠就怎么忽悠。其实不打扮不忽悠也这么定了，全部水杉更新为意杨。于是乎场部成立更新树种指挥部，各站各组自然要成立相应的组织，一切象打仗一样，这里说的一切主要是指不允许再有什么杂音议论，不允许再有什么不服从指挥不听从调遣的事情。其实，你要不服从不是不可能的，但也是不值得的，干嘛不服从？但又其实啊，你要服从还真难。今天可能谁也不会想到，当年给我们下达的每天栽种杨树的指标是多少。我曾经让我后来的同学与同事们猜过，从来没有人勉强接近过，那是包括开塘、栽种、培土、浇水全部在内，每人每天是1000棵。当时我们果园组被指挥部组织去支持冈东站的更新战斗，领导号召大家“奋战三十天，植树三十万”。每人每天1000棵，你就算是条龙也不可能完成。但实际情况怎样呢？哈哈，不知其他组怎么样，我们反正是如期完成任务，而且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准收工，不需要挑什么灯去夜战的。原来真正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只说每人每天1000棵，你又没说要包活，再说那样的“大呼隆”，又如何追查没活的责任呢？要追查那责任全在你领导身上，你自己都不负责，我们这些小知青给你负什么责？他们那些合同工也好外包工也好临时工也好，更谈不上给你负责。当时我们的对策是人自为战一气呵成劳逸结合。所谓人自为战，各人搞各人的，一上工先把自己的1000棵树苗领走，到时场部监工的数够1000棵的数走人。所谓一气呵成，就是所有的工序一下子一个人完成，怎么完成？好在我们冈东站也和果园组一样是沙壤土，所以每人都是一只手抓10棵树苗，一只手连同胳肢窝夹着铁锨，起先还是挖一个小坑栽上树，扶扶直，然后用脚把土推上，整个过程1分钟左右。后来觉得太慢，干脆用铁锨歪出个缝，把树苗往里一插，也不要扶直也不要培土，到上水的时候结合起来，这样这个过程就只要30秒不到，快手只要15秒。所谓劳逸结合，就是如果场部监工的来了，不允许这样栽，这时可以“劳”，也就是正儿巴经地栽上几棵，也可以“逸”，比如把挑来的水泼泼，还可以唱唱样板戏。说真的，起先我们心里都有点过意不去，这样植树不是糊弄人到极点吗，与心何忍？可是有明眼之士点拨，说你以为就是我们栽树是这样吗？现在谁不是象我们栽树这样在糊弄人？不用说，这次树种更新轰轰烈烈地开始，热热闹闹地收场，大概栽下去两个多月，场部经过反复鉴定，认为这批树苗本身有问题，无法保证成活率，决定重新选择合适树种，当然又要考察又要动员又要指挥部又要下任务又要和打仗一样，但是那是下一年的事。就我们而言，不去动这些脑筋了，我们还是读我们的书唱我们的样板戏，畅谈我们扎根林场的人生与未来，我们以为这种生活会一直轻松到永远的。
这种宽松的气氛到了1976年上半年悄然发生了变化，原因还是书，由头却是来自于我们小知青的内部。那时早就开始流行的手抄本小说，已经从黄色的《少女的心》黑色的《一双绣花鞋》向现实生活转变，政治色彩逐渐明朗，最突出的就是《第二次握手》。伴随着手抄本流行，实际上查封手抄本的行动就开始了，不过起先并不怎么强硬，所以手抄本小说也好或是手抄本的知识读物也好，基本上就象我们看那些“文革”前的小说一样，属于半公开的违规行为。1976年上半年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那就是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在我们听来，这个事件已经不怎么让人相信是“两报一刊”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反革命事件，是邓小平幕后指挥等等，因此大家确实是带着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传抄那些诗歌，还有传说是陈毅写给毛主席的批评“文化大革命”的信，这些人们也确实是以先睹为快的心态来体味所透露出来的新时代的气息。我好不容易从父亲那里得到一个小册子，很得意地在我们那节堆那个果园组那帮一起的插场的兄弟姊妹们中间传播。这种得意很短时间就变成一种恐惧与不安。林场按照上面的要求，进行最严格的排查，追查来龙去脉。当然不是一条线索，但不幸的是我这条线最先被人检举出来了，而且还把我父亲给牵连进来。在最得意时，为了证明小册子非常可靠，我曾经炫耀说这是父亲一个老领导传过来的。其实这话也只和几个最贴近的小知青谈过，说明我被其中某人出卖了。当时父亲刚刚从牛棚获得解放，这给他带来巨大的压力，上面追问是谁把这个小册子给了我父亲，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把这种压力给化解的。不过，从那以后，我倒是开始怀疑我所有的伙伴，可惜了我们原先那么纯真的友情。由于这次的恐慌，我们读书的那种热情受到严重的压抑，再没有那种快乐与无忧的氛围，再不会几个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去度过黑夜。读书也转入了相对的地下，特别是当我所怀疑的“王连举”们出现时，他们只会看到我是在认真学习“红宝书”和“两报一刊”。读书的这种困难反倒带来一种全新的努力与奋斗，珍惜读书珍惜读书珍惜读书是那么强烈的贯穿我生活的念头。
好在梦魇般的日子在1976年10月那个金色的秋天宣告结束。在充满希望与生机的那段时光里，我们又可以读书，可以读许多以前不允许读的书了。再后来，慢慢地传出风声，可能要恢复高考，不用说，这个信息是那时知识青年中最具吸引力的话题。因为这对每个知青来说，这都是改变甚至是彻底改变自己命运的一个机会。其实，在林场的几年里，只有我当时被书本和恋爱罩得严严实实，自己昏头昏脑在那里畅谈什么在林场的人生与未来，在幻想着在果园里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漫读诗书，我的许多伙伴早就在考虑自己的人生道路如何从林场走出去。每年参军入伍的竞争就十分激烈，而我这个初二时曾经痴迷当兵的人，这时却没有意识到这是伙伴在寻找改变人生道路的一种竞争。还有些伙伴通过各种合法的不合法的途径招工啊进城啊，我不但没有受到正向触动随之行动，反而会嗤之以鼻瞧不起他们没有扎根林场，现在想来自己当时幼稚可笑到何等愚不可及的程度。到了这年，当初的激情多少被林场的实际生活冲淡一些，自己也开始有所醒悟，所以，对恢复高考的信息自然也是非常关注的。不过，最初的信息确实是十分模糊充满矛盾的。高考对我们许多人来说是个来得太慢腾腾的东西，说不定一下子又会突然从我们身边消逝的东西，甚至又会十年不再与我们见面，所以越是等待也就越是充满期盼充满紧张。直到1977年夏天，恢复高考的消息终于得到最有力的证实。就我而言，突然有了一种读书的目标，但也真的有一种失去读书快感的意识。这时，“上上”这个小名好象又给我带来新的心理压力，因为当时有几个很好的朋友，我太害怕失去他（她）们了，最无奈时甚至幻想过高考恢复的进程突然中止。再后来就是一定要和他（她）们一起考上，又成了无法减轻的负担。
肯定要说到高考的情况了。1977年底我们林场一共5个小知青报名参加考试，连上我那就是全部录取，我想这种情况在全国是第一，在历史上也不可能有哪个地方能超越。但只有我严格地讲还是没有考上高校，因为我的录取学校是盐城市第一师范学校。其实我当时觉得自己应该考得还不错，所以报考的志愿是南京大学历史系，预考我是全县第一，我的统考证号就是0001，所以在久久地等待。终于来了盐城第一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以后，经过再三的思想斗争，我还是如期报到了。因为特别担心这高考会不会只是一次性的动作，在今天大家会觉得好笑，但在当时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忧虑。班主
说说编书这件事吧。好在不是我一个人做这件事，因此现在想起来不自量力也不是我一个人，虽说也好笑，但倒是不觉得怎么难为情。其实，我想写书编书这样的想法，可能是每个读书人最早产生的奋斗目的，这或许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我最初产生的人生目标就是长大了要当一个作家当一个学者，要写好多好多的书。初中时，我从写大字报起步，不久这期间编印过我们连（就是后来的年级）里的油印小报，应该是叫《八连好》吧。在高中还承担为学校出黑板报这么一个很有一些风头的事，然后就自以为了不起了，俨然小小作家一个。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什么课堂上我都在埋头写作，全部是按照当时“两报一刊”上的新闻通讯、诗歌、散文还有革命体的其他文章的模式在“创作”，前前后后可能写了有二三十篇这类东西，全部寄往“两报一刊”和当时江苏的《新华日报》。可是那些编辑部里或许还混有什么“阶级敌人”吧，对我这么一位充满热情的革命小将的文稿是不闻不问，真正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只有《新华日报》给我回了一封退稿信，那也是我精心编造的一篇革命小将如何在课堂上和阶级敌人的老师进行斗争的通讯稿，那位不知姓名的编辑，在正规的退稿信的后面写了很短的一句话，大意是：请更真实地反映课堂上的革命斗争生活。这以后我这种从“两报一刊”写书成名的想法很快就放弃了，现在想来还真正万幸，假如我当时编造的那些东西真要是发出个一两篇来，那我在当时就该是臭名远扬而且也会遗臭至今吧。想想我们那个时代出的什么张铁生、黄帅这些所谓的典型，有一点点正义感的人们都会齿冷不已的。我们上冈中学当时也出过不少在区域范围内也有着重大影响的这类典型，有的后来也是我的朋友、同事，连他们自己也都是噬脐莫及，后悔不已。人生是一个由每一天构成的过程，是由许多人与自己一起共筑的日子，也许只有极少数极少数的人能够做到每一天每段日子都那么光彩照人，其实掌声也好鲜花也好赞誉也好这一切只是虚幻的表现，是转瞬即逝的东西，不能指望这些来支撑起我们的日子，这些不能支撑我们的学习不能支撑我们的家庭不能支撑我们的友情不能支撑我们的未来，特别是当这些光彩来得并不光彩，那就更不能指望它来支撑我们的一切，这里所说的并不光彩不只是说的个人的因素更包括从历史的角度从道义的角度来看的。所以说，如果陶醉沉迷其间，如果就去追求这样的光彩，那不就太过荒唐了吗？可以肯定地说，只会落得极不光彩的下场，即使是历史造成的也必会由个体来承担，就象当初笼罩在光环下一样，这才叫无处可逃，真的是无处可逃啊。我是在后来很久很久才认识到这一点的，而且是我身边的这些曾被光环笼罩着的还有名震寰宇的那些被更为耀眼光环笼罩着的时代偶像，在时间和人类良知面前轰然倒地的时候，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我才认识到这一点，也才认识到我确实是万幸万幸。
不过当时并没有这种感觉，而是觉得很失败，总以为上上同志应该有点儿什么名气了。我终于又找到了一条途径来表现自己，那就是作文课。可以说，在那以前，我最头疼作文课，最烦作文课，这种感觉后来确实是我下决心进行作文教学改革的主要动力来源。我对作文突然产生浓厚的兴趣，让当时的语
当然作家梦还是做了好长时间，在林场也好，在盐城师范读书也好，笔耕倒是一直很勤奋，到县中教书更觉得应该搞出一点文学色彩来，特别是看到一些学生精彩的作文这种意识自然又会强化许多。学生岁月，林场的日日夜夜，教书的生活，自然是我笔下的主要内容。小说、诗歌、散文还有电影剧本等等，什么都写过。自知之明还是有的，基本阅读欣赏的水平也还说得过去，所以在这么漫长的作家梦旅中，除了在高中曾经向报社寄过自己的创作，后来只是参加诗歌培训班之类的活动发表过几首诗歌，此外，我竟没有勇气把自己的作品送出去。我自己也在琢磨是什么原因，反正总觉着自己构思时感到很好，甚至一不小心就会搞出一部惊世之作或是传世之作来，但一落笔什么都不是，自己越写越觉着没味没劲。一会儿想是不是自己不适应这种文学样式，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做作家也应该如此吧，于是调换着写，小说写不成就写电影，再写散文呀诗歌呀。我那时投身文学的刻苦精神，虽然不能说是到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地步，反正我自己现在想起来还是要被感动很长时间，真没想到我上上同志曾经那样地奋斗过。我那时还四处求师。象许多文学青年一样把自己的作品直接寄给一些名气很大的作家，希冀他们赏上一眼从万马乃至亿马之中挑出自己这么一匹千里马来，一下子名扬四海，现在说都不好意思说，当时怎么就有那样的勇气。除了这样，我还寻找身边能够零距离接触的作家诗人。我刚进建湖县中学的时候，知道乡下有一位写古典诗词的高手，于是就带着自己的创作一个人蹬了三十里地的自行车去拜望，没想到这位先生没在家，结果又三十里地蹬回县城。那时正是乡村收麦完秧的季节，一路农人们辛勤劳作的场面让我还真觉得汗颜不已，“汗滴砸土成粒米，终究为文是雕虫”，后来我在建湖艺文社的活动中遇到了那位完全是自学成才的老先生，却是没有说起自己骑车求师的事情，也没有把这两句即景而发的小诗告诉他，因为我很清楚在他和他们看来，这为文绝非小事。当时我们盐城地区有位名声很大的新诗诗人，写得真好，反正他的诗只要发表出来我都搜集起来，认真研读也进行过模仿，后来通过我在盐城工作的同学与他建立了电话联系，我口口声声称其为老师，他则口口声声讲千万千万不要这样称呼他。大概是在1983年的冬天，我把自己创作的所有新诗，大概有三十来首，统统寄给他。其实请他指教只是一个小意思，请他提携才是真实想法，可是这一寄还真成了泥牛入海无消息，也不好意思再打电话催他，终于市里组织的一次笔会活动上就是他给我们讲课，这下才一睹尊荣。听完课，我是一点勇气也没有了，那些泥牛我也不再去管它们了。这位老师可是太年轻了，我没法学什么文学学什么诗歌了，或者说文学并不是学出来的吧。这以后我当然还是在写，自然还是没写出感觉，也没搞清楚为什么没写出感觉来，就这么从文学少年梦到文学青年，后来虽不是文学中年和文学老汉，但这个问题就是没弄清楚。总说是天道酬勤，但有些事比如当作家那还是要有些根柢的。我们们常常用爱迪生的那句名言来激励自己，哪怕明明白白是走不通也不会去怀疑这位伟人所指的道路。那句名言相信绝大多数读过书的中国人都是耳熟能详的，“天才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这似乎是说我们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成为天才，有这种想法的可不是我一个人啊。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爱迪生先生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话，“但那1%的灵感是最重要的，甚至比那99%的汗水都要重要”。于是乎恍然有悟，呵呵，其实现在这么说也就是给自己作家梦破涂上一点什么安慰色罢了。
我对一个人包括对自己的命运与前途发展的认识程度，以前肤浅得绝对可笑至极。当时与东台老弟编了两本小册子《文言文常用实词》、《文言文常用虚词》，在那个知识饥渴的年代，我们这两册小小的油印本受到大家的热捧。我又有点把自己当成国学专家的意思了。首先开始狂背。那时中国古典文学读物还是非常紧缺的，最先找到的是《楚辞》，就背它，啊呀，谈何容易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引导，我就是囫囵吞枣地背，背得昏天黑地，《九歌》《九章》《九辩》一概背之，就是那长达2000多字的《离骚》也一概背之，什么“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直到今天可怜我也没有弄清什么“摄提”与“孟陬”，但《离骚》大部还记得，可见当时真是下了一番苦功。这个背书的功课一直到我进建湖县中学教书也没有中止过，那时只是觉得中国古典文学太高山太大海了，背不胜背，《论语》背了还有《孟子》，《大学》、《中庸》背了还有数不清的经史子籍，更重要的是我在背书的过程中失去了背书的目的，我已经不清楚背这些书的用处何在了。终于在背熟了《庄子》内篇《逍遥游》等七篇长文之后，我开始放弃了，还有那本中国全部文化之源精神之本思想之根的《易》更是搞得头昏脑胀，不知所以，那时也没同志者也没网上搜寻，终于觉得自己既非作家料也非学者料，我只是中国千百年长河中一个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识一些字知一点理，有时会写一两篇文章或是会发一两通议论，如此而已。
其实，在我放弃作家梦与学者情的时候，我知道教书实在是我最佳的一个职业。从盐城第一师范毕业并没有被学校当作国学青年留校，分配到建湖县中学教书，从此开始了自己13年的教师生涯。虽说舅舅是县内颇有名气的教师与校长，但因为“文革”对知识分子
应该说，我做教师最幸运的是，由于那种特殊的年代，我可以做一个纯真的教师。这可能也属于千载难逢的。“文革”中的老师完全被异化被妖魔化，而今日之老师应该说也完全被异化被物化了。唯其我所处的那个时代，老师的地位刚刚复苏而高考也才刚刚成为人们重要的路径，又唯其我们这些一从没有做过教师，又唯其我只想一门心思做一个教师，所以说，实在是太幸运了。我们这一届1978年3月进入盐城师范学校，1979年7月离校分配，也就只是一年半的时间就上教学一线。我分配至建湖县中学，这在当时无论是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是全县最高学府，当然也就集中了当时全县最高水平的教师。我进入县中一下子就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从来没有过的自卑感虫咬鼠啮般地整天整夜折腾着自己。当时县里组织部长与我的父母倒是关系很好，但我不可能选择逃脱这样的道路。再说，我从小到大接受的家庭教育使我形成了强烈的平民意识，一切要靠自己努力才有出息的奋斗意识，也决定了我只有一个决心，一定得在课堂上教出名堂来，更何况我叫上上。
说到平民意识也许人们会觉着好笑，但其实历朝历代也没有解决的。远的不说，就说清廷入关一统中华以后，“八旗子弟”这些所谓功臣后代，趾高气扬横行霸道暴殄天物荼毒生灵，可以说骄奢淫逸无恶不作，不到十数年功夫，这个骁勇无比的民族即迅速疲软。再有就是建国后，那些高干子弟出入于“莫斯科俱乐部”，老子是功臣子女也以功臣自居，在那样纯正的年代，确实是让人难以容忍的。其实也不只在高干子弟中就是其它阶层的干部子弟也存在等而下之的类似问题，引发民怨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共产党倒是很重视夺取政权以后如何防止这些问题出现的。请让我引用毛泽东在胜利前夕的一段讲话吧，那是他1949年3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上报告里的一段：“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种胜利者的警觉应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建国之初，中央曾经打算把战争年代里的那种供给制延用下来，也有淡化私有财产意识的目的。我所接触的，大多数基层共产党人在家庭教育上是依据毛泽东这段讲话的精神来实施的，我家也可能特别严格一些持久一些吧，因为我的父母都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革命者，又都是非常忠诚的共产党人。我们姊妹5个，应该说主要还是上面三个接受革命家庭教育更正规更系统一些。首先是思想教育，家里每个星期都有个家庭会，表扬与批评，鞭策与鼓励，一针见血直来直去毫不留情。最重视的还是劳动教育，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家庭劳动，实行值日生制度，轮流着帮家里做家务，印象最深的是糊骨子。什么叫糊骨子呢？那是过去做鞋底一道必备的工序。把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碎布片泡在水里，然后一块一块地、一层一层地、整整齐齐地贴在门板或什么木板上，等晒干了再一块一块地、一层一层地、整整齐齐地用浆糊糊起来晾干，这样就可以依照鞋底样子剪下来一层层地叠好纳鞋底了。不用说，这是一个非常吃功的事情，也是非常需要耐心和时间，当然还要一点点脑筋。那时我最怕干的就是这个，但还是得干，不能被家里人认为是个懒孩子。现在一些权威的教育专家们在指导人们要重视儿童非智力因素的开发，所以许多家庭让孩子去学习各种艺术类的课程，各种艺术考级也红火得很，其实我们当初糊骨子也是一种非智力因素培养的过程，而且就教育者而言又省时又省钱效果显著。这是家庭劳动。到了小学五六年级，在农忙时几乎每个星期天，父母就让我就跟着两个姐姐到离家五六里地的农场去干活。那个农场当时叫104干校，主要是让盐城市各级干部下放劳动的。之所以叫104干校，是因为毛泽东要求干部要下放劳动的最高指示是1970年10月4日发表的。我们当时劳动一般是早晨6点左右出发，7点左右到农场等派工，中午吃顿从家里带去的米饭（夏天就会带点馊味），下午4点多钟放工，将近6点到家，这样的一天我们每个人可以拿到五到八角钱的工资，让我至今对这个农场有看法的就是，我当时总是拿最低工资的人。不过在当时一般工资只是每个月24元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感到非常满足的，包括我。这样的劳动有三四年，我的印象是我的两个姐姐初中毕业进了工厂以后才结束。劳动的过程是最能培养一个人意志的过程，也是最能改造一个人世界观的过程。我下放到林场没有谁觉得我会经受不住，我也认为自己肯定会是个吃苦耐劳的劳动能手。因为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平民，一个普通的劳动者。
这种平民意识对我教学思想也产生的深刻的影响。虽说我有着强烈的自卑感，但那是因为自己学历层次低，知识水平低，教学能力低，担心无法当一个合格教师而产生的。在我心里，从没有觉得谁应该高人一等，我不想高谁一等谁也别想高我一等，而且我还认为师生也应该是平等的。“文革”中学生要
人的命运其实是被不断改变着的。命运在我们这些唯物主义世界观一代人看来，一直是个虚无飘渺荒谬可笑的概念。但其实即使是最唯物主义的人也不可能不想到命运的奇怪与玄妙，只不过他们放在自己的头脑中，不对别人说而已。我总觉得冥冥之中，命运之神对我还很是眷顾的，或许叫上上就该请得上上签吧，呵呵。但事实上就是有好多次逢凶化吉，有好多次梦中预警。听母亲讲过，说我很小的时候家在建湖县城，在西塘河边的一个码头上，曾掉下河，被人家一把救起，这事我是一点印象也没有，只记得小时候非常怕水，一直到上冈很迟了才敢去跟人家学游泳，没想到被有个叔叔带到河中心把我扔下来，结果我一边向岸边拼命地游，一边臭骂他一顿，不过就是在那次学会了游泳。还有就是初中时得了一次胆道蛔虫，听说也是非常危险。不过我真正与死神擦肩而过是在林场，这事我可从没敢告诉过家里人。那是我到林场第二年的冬天，我们几个知青被调到冈东站帮助伐树更新树种。在我们完全是当成一个娱乐活动来进行的。白天“插”树，唱样板戏唱各种禁唱的实际今天看来再革命不过的歌曲，晚上则是看书谈天数星星。那些“贫下中林”晚上则要去场部运树苗，正好场里刚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所以虽说并没有我们的任务，但有时我们也会主动去帮忙，主要想趁着月色享受享受坐着拖拉机兜风的畅快。装上树苗，坐上几个人，不用说，就有些拥挤了，但那时哪有什么安全不安全的意识，痛快而已。自然事情总是要发生的，问题是何时降临，降临到谁的头上。那天晚上还是象往常一样，满载着树苗和我们的拖拉机，也满载着歌声与青春的快乐，在上冈通往合德的公路上一路前行。快到冈东站的时候，拖拉机被路边的小土堆垫了一下，把正在最得意忘形的我们和一捆捆树苗猛晃了一下，我跌落在路上，只记得两个黑压压的车轱辘在眼前象两座山一样晃了过去。当我站起身来的时候，其他伙伴还不知怎么回事，只是还在笑还在唱，说我象个美国鬼子跌了个底朝天，其实在我那两个黑压压的车轱辘让我非常清楚自己其实是经历了一场非常可怕的灾难，但我什么也没对伙伴们讲，不是不想讲而是根本是傻了不知道讲什么，而后来则又觉得没什么好讲的，这以后的晚上我就再也没和他们去装树苗兜风了。反正没有什么事比这天晚上的经历让我更感觉一个人与死亡的距离会那么贴近，也没有什么事会比这两只黑压压的车轱辘让我更觉得生命之富贵。确实是万幸啊，我有时会唯心主义一下，也许这“上上”小名还真是有些玄机吧。
也许是受1989年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反正那一两年自己对党内腐败和社会风气败坏，还真的是忧心忡忡，同时也一心认为如我之辈如果步入政坛还是可以做一些改造的工作，可见，自己当时幼稚到了什么程度，也可见这种毛病必然是伴我一生。学校当时在干部任用方面似乎也让我觉得很不地道，以至我产生为这些家伙卖命是否在浪费青春与才华，全然忘了自己并无才华而且也青春不再。1990年冬天，不巧自己身体也不太好，思想上产生了更加深刻的波动。我不记得我生过什么大病，印象中，上初中时得过胆道蛔虫，那是一种很危险的毛病，也是现在很少见的毛病，妈妈把我背进上冈医院以后，我就不知道什么了，据医生讲，再迟十几分钟就会非常危险。其他，我平时很少打针，更没有住院史。所以这次生病住院对我来讲，还是很有震撼的。也就是在这期间，我好好地做了一次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工作。我悟出了许多道理，这些道理有好多是人们早说熟知而我茫然无知的，当然也有不少是自己的心得体会。后来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说过，疾病与痛苦是人们感悟人生最好的老师，也应该说是那时所得之一吧。可是老师也不会全对的，有时他也可能对你产生误导。我当时就是在最基本的“为谁辛苦为谁忙”的根本问题上模糊起来，在名与利这个过去对我最没诱惑力的问题上糊涂起来，这期间的思索变得十分地现实十分地“形而下”起来，终于在我的同学我的亲戚我的朋友的劝说之下，我下定了寻机离开学校的决心。就在重回讲台的第二年，这个机会来了。1991年，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袭击建湖，全县上下团结一心抗击洪魔，这一切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被县里抽出来编写抗洪斗争纪实。再接着又被借用到全县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办公室为领导写讲稿，再以后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县委办公室工作，从助理秘书干起，再一呆又是十多年。
我离开学校，让很多人感到诧异。我县中所有的同事觉得不可理解，而且更多的还有一份担心，他们担心我这么一个“老夫子”一般的人物，进入政坛会不会是以制造政治笑话而铩羽归来？他们认为我只会做一个教师也只能做一个教师。我所有的学生也觉得不可理解，想不通我这么一个真心热爱学生倾心教学的老师，怎么就说不教书就不教书了？十多年后，我担任一个单位的主要领导时，这单位有个我的学生，还这么认为。我的父母开始也觉得不可理解，他们的朋友曾多次给我非常好的机会让我进入机关，我都断然拒绝，没给人家面子也没给父母面子，现在突然要在这种没有任何背景的情况下，离开已经有很牢基础的岗位，是否太过贸然？但很快父母就全力地帮助我去寻找他们的老关系，让我能尽快地过渡到新的单位。孔夫子说人当“三十而立”，我那时都将近四十了，还要年迈的父母为我操这份心，我当时心中十分愧疚，但也万般无奈。其实我这时内心最强烈地还不是这种感觉，从我决心离开教师这个岗位开始，放弃的痛苦就一刻也没有放弃过我，当我真的迈出这一步，这种痛苦几乎让我崩溃让我决定放弃我的放弃。
放弃的痛苦也许并不是人人都能经历或者都能感受到的。我经历了好几次这种放弃的折磨，对这种痛苦的耐受能力不但没有提升，反而觉得变得有些脆弱不堪，变得有些让人莫明其妙。第一次体会到放弃痛苦的是初二的时候，那年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特别想参军。当时上冈公社的人武部长是我父母的老部下，对我也特别喜欢，那时我父母都是走资派下台干部，但他对我们家仍然非常关心。他很喜欢开玩笑，有一次说，哈哈你这个小家伙，你爸爸妈妈是老走资，你就是个小走资，我那时也就十二三岁，但因为知道他是开玩笑，所以就回了一句，那你还不就是新走资了吗？说得他哈哈大笑，还讲给我父母听，边讲还边哈哈大笑。我想当兵正中了他拿我开玩笑的下怀，他让我今天去验这样，明天去检那样。我那时个头特矮，不到一米四五，早上他帮我量说是够了有一米四五了，晚上再一量说是坏了怎么只有一米四四，又不够了，说是回去睡一觉早上再量也许会够。到了第二天仍然是这么个过程，就这么折腾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我反正课也不上，整天跟着一拨一拨来体检的准解放军这个科目那个科目地跑。终于这位部长觉得这玩笑不能再开了，只好和我父母摊牌，说他这么小的年龄这么小的个头，不能去。这时我父母还莫名其妙，不知怎么回事，再一听，也就赖上了这位部长，说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就请部长大人想办法让这小家伙去。后来倒是有位营长来过我家，说是要带我到安徽肥东坦克营。再后来就再也没有声息了。听父母讲，说是因为是走资派的子女，也就没有了下文。这自然让我很伤心了一段时间，二三十年后遇到那位部长还开过我的玩笑，说我当时想当兵都想痴了。我也开玩笑说，我算是领教新走资的厉害了。于是大家又是哈哈一笑。不过真正经受放弃的痛苦，还是在这以后十多年，那是我决心放弃我初恋的朋友所带来的痛苦，从发端到释放有整整五年。我们站在幸福的最顶点，又碰上我们那一代人人生中最重大的机遇，可是我在高考中未能如愿，却把这一切作了个改变，我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么结束。命运会和我开如此之大的玩笑，让我最终作出不再让我的朋友为难而只让我一人经受煎熬的决定。因为我们两人分手有约，不去讲那过去的故事，让我们的过去自己痛苦着吧。再一次刻骨铭心的放弃之痛就是这次离开教师这个岗位了，这是放弃专业之痛。我在建湖县中三五年时间好不容易立住了脚跟，再后来我不再幻想做作家当学者，我潜心于课堂教学，从课本出发从学生接受出发进行广泛地教学研究。几年下来也小有名气，自己也颇觉有些心得，再后来有学会邀请我担任理事，有报刊约我写教学专文，也有同好相邀编写语文读物，有同事请我帮写晋级论文。我可以说与教学真心相融，更何况我和学生特别沟通的关系，从中得到的乐趣谁人能比何业能比？现在这一切既不形而下又不形而上的难得的生活，可谓一去而不复返，其中的苦楚谁人能知谁人能晓？但我自以为是的大彻大悟完全控制了我的情感，我不会为了这些而放弃我最新的选择，是的让痛苦就痛苦着吧，让痛苦就痛苦去吧，只是这一切我能对谁言又有谁能听有谁能信？
痛苦是痛苦的，但走出痛苦却又是另样的感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走出痛苦的方法，我则完全得益于我自己一直痛心的也是教育界一直批评的一种行为，那就是兴趣太广。我曾自列为学习上的杂食动物，遇上什么看什么逮着什么学什么，这可能与我们那个时代知识源太少有着直接关系，当然这是推卸责任之借口而已。最有意思的是，在林场的时候，我们果园组有个老牌大学生的技术员，给了我一本果树栽培方面的专业书，我也如获至宝似地猛钻一通，不长时间傲然一个小小技术员。我所在的三节堆，修剪啊治虫啊间花啊这些技术上的活，大伙相信我说的。在盐城师范读书时，那真象个穷叫花子一下进了天堂，满眼都是书，想一下子阅尽人间书色。而当时又正是拨乱反正起步，思想界逐渐活跃起来，哲学界异化的话题可以说炙手可热，我也搞不懂异化究竟是哲学的呢还是政治学的呢还是美学的呢，反正我是给予了最大的热情最大的关注，终于还是搞不懂，于是去拜问老师，那是我们学校公认的前沿老师，可是他对此很实在地回答了我，目前全国学校的美学教育还没有恢复，这些问题属于高深层次，让我待以时日。很长时间，我为了我这种兴趣太广的读书习惯无可奈何，总是想着要加以改变，按照专家们所倡导的求专求精求深，可是在我看来知识的关联度实在是太过密切太过复杂，不是我不想专一，套用我看了可能有三五十次的电影《南征北战》中的一句台词：“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 “外面的世界真精彩”，我无法不被诱惑。现在我还在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从读书中得到满足得到乐趣，是不是就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进行，想专一就专一，想广博就广博，各得其宜，是否就真的有什么不对？管他谁谁，也管他怎么说，“看你的书，让别人说去吧！”呵呵。怎么也没有想到，我摆脱专业放弃的痛苦，就是靠的不专业的读书兴趣。在从事几近枯燥几近刻板的秘书工作的十多年中，我一如既往地读内容更加广泛的书。对经济类的书也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读，我没想到这么重要的著作里还在算苏格拉底的报酬这些小帐，苏格拉底讲授一次课程收入1000迈纳，在斯密时代折合为3333镑6先令8便士，以十倍来计算，相当于今天的英镑该近万了，一次课程搞个万元户，谁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还是财富哩。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也读，虽然只找到上册，但我觉得这本教科书挺实用也挺清晰，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他不但研究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还着力研究为谁生产，也就是谁来享用或取益于所生产的物品和劳务，这对我启发很大，也是从这个角度我理解了亚当·斯密写了《国富论》又写了《道德情操论》的真正意义，也更感到我们的经济学家们眼光短浅狭窄误国误民令人震惊又令人慨叹，因为这一切必须避免这一切又是那么地容易避免。还有就是美国商学院的从企业战略管理生产运营管理人力资源整合，到会计学、现代财务管理等等这些所谓MBA的核心课程的精华读本，也一扫而读，其中的数学计算、图表分析更是一掠而过。不用说，对历史著作文学书籍语文研究方面的书籍仍然是一往情深，可以用孜孜不倦来形容。这期间，我还迷上了金庸的武侠小说。最早读的武侠小说是《七侠五义》，那还是在林场，这书一直到八十年代才开禁，但并没有什么感觉。八十年代一部电视剧《射雕英雄传》风靡全国，我却武兴未启，很是漠然。其实我也不是什么正统文学家，也不是什么正统文学评论家，但自己却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用他们的眼光来看待武侠小说。大概是在2000年前后，正好爱人到外地去进修，晚上看电视常常到深夜而不能自已。江苏卫视那时播出叶童版的《倚天屠龙记》，我是不看则已，一看而不可收拾。那主题歌的旋律一直笼罩着我，就是关了电视躺在床上，仍然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情也匆匆，一切都随风。狂笑一声，悲叹一声，快活一生，悲哀一生，谁与我生死与共”。叶童主演的赵敏更是让我欣赏赞叹，她把金庸笔下的这位汝阳王的郡主可以说刻画得惟妙惟肖，后来和一帮金庸迷在侃大山时，我一直鼓吹应该给叶童记个大功，我想她连我也忽悠成金庸迷了，天下有多少人被她拉入其中也就可想而知了。2003年在南京出差，花了300元买了全套的《金庸全集》，回来以后日夜兼程，夜以继日，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看完了所有的金庸小说，大快朵颐，齿颊生香，就象久旱逢甘雨，又象饿虎得饱食，还象孔子闻《韶》，三月而不知肉味，反正怎么形容都不为过，过瘾过瘾。后来也写过两三篇随感性质的东西，寄丢了。大约是要说明金庸武侠小说在文学上应该给他地位，而且也不是你不给他就没有地位的。好象就在那前后，是北京大学吧，专门开设的金庸武侠小说的硕士课程，那当然不是我那根本不知道让编辑扔到哪里去了的小文章的作用，说明有真正的专家学者与我有同好有同感。认真想一想，我觉得金庸武侠小说也不象我感觉上那样完美无缺，但是我想一种文学样式一般来说都会出现一个巅峰时期，武侠小说的巅峰就是金庸时期。对金庸的武侠小说的评论，我想没有必要套用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或是浪漫主义理论或是其它什么理论，也没有必要去套用传统的评价框框，它就是靠纯正的大义神奇的想象浩然的正气跌宕的命运刻骨铭心的爱与恨来展示人物与时代，让读者既有道德的荡涤又有文化的充实，既有智慧的启迪又有情感的熏陶。对于金庸的作品，我有我之最爱，那就是《倚天屠龙记》、《情雕侠侣》。说这么多金庸也许有人会讥笑我之浅薄与低级趣味，这是许多金庸迷都会受到的嘲讽，完全没有必要往心里去，文学实在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只要我们能从中得到排遣得到满足，还要顾忌谁人的评价不成？再有了，谁说看《红楼梦》的人就高雅，看《金瓶梅》的人就低俗？没那回事。就我而言，我知道我并不浅薄，并不低级趣味，但我就爱看金庸。正是象金庸小说一类的东西帮我忘却了放弃的痛苦，又重新找回了自我找回了自信。
兴趣太广，可以说相伴我一生。我幻想尽读天下书尽知天下事，所谓“一事不知，儒者之羞”也。再后来受周扬还是丁玲“一本书主义”的“祸害”，拼命想写书，先写文学作品，小说啊诗歌啊戏剧啊电影剧本啊都写。后来看这种原创性的一本书难度太大，还有就是总觉得自己就是缺那么点文学才气，于是就想在学术研究上搞书，什么《〈老子〉修辞研究》、《〈资治通鉴〉史论译释》等等，当然自己其实一着手这些工作的时候，就感到自己也缺乏研究的天赋，特别是看了
其实，兴趣广泛是非常重要的，这决不仅仅是一个学习的方法问题，肯定说更是一个人生态度的问题。入世难避红尘诱，云游欲寻青山幽。兴趣自然也是与诱惑密不可分的，而诱惑是人生必须面对的又一个课题。其实也不是说诱惑就一定是引诱、迷惑，它也有诱导、惑志之意，它能诱导你步入你所希冀的殿堂，它能启迪你对事物产生自己的思维。这样也就不要把诱惑作为一种“洪水猛兽”而采取避之犹恐不及的态度。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境遇之下，人们面临着不同的诱惑，也会对诱惑作出不同的选择。如我而言，小时候一块水果糖的诱惑就显得那么难以抵敌；同样是名利，在我刚刚投身而为人师时显得那么坚决，而到了不惑之年时竟然就从清醒走向模糊。以人而言，富裕的生活激发了多少人创业的热情，而让他们走向辉煌的人生，如果不是面对这样的诱惑，或者只是采取“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那贫穷便成为他们一生的财富。诱惑不全是坏事，会引发追求与奋起。另一方面，诱惑也是可以抗拒的，所谓“慎初、慎微、慎独”便是古人早就开好的药方。慎初，就是面对诱惑第一次采取的态度极其重要，否则很容易会“一失足成千古恨”，当然有时我们也会因为自己的犹豫而丧失人生的重大机遇；慎微，诸葛亮教育刘阿斗“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就是说面对哪怕是很细微的诱惑也要有一种谨慎的态度，不然就难以避免“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结局；慎独，说的是人不可自欺欺人，这是一种很高境界的自我修养之法，“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看似唯心，实质要的就是这种诚心诚意。想想古人是了不得，就说儒家谈修身养性吧，从某个角度来看，其实就是应对诱惑、正解诱惑的专门学问。所谓仁、义、礼、智、信，这五大法宝讲得何其有力啊。真的得其一，便可使自己成为金刚不坏之身。当然这种排序是极有道理的。仁者，爱人。这是发自内在爱心的力量，是最高境界的法术，诱惑说到底还是有着一己私利，也就是
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总是倡导以加强自身修养的途径来增强应对诱惑的主要办法。其实儒家文化之所以这种修身养性的办法在过去的年代曾在这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俨然是最成功的不依靠愚民教育来达成道德养成的圭臬。儒家文化之所以在中国得以传承与主导，是在于其始祖孔夫子摸准了我们这个民族当时的脉搏，深知其进取不息而又坚忍不拔，脚踏实地而又十分务实，所以“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他老先生还说“不知生，焉知死”，这种极其准确的把握，再反过来极其偏执的引导，再加上
不过，我们可不能全然否定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最值得肯定的地方就是在于不单单破旧，同时又确确实实立新，毛主席他老人家（这是时代称呼哦）努力地构建新时代的道德教育模式，再加上林副统帅的具体操作，固然后来证明他的这种操作有着极其个人的目的，但从当时来看他是极其努力与成功的。他成功地进行了“造神运动”。不是开玩笑，这还真的值得总结。从我们当时亲历的人来看，大约是这样的几个途径吧：首先一本《圣经》般的“语录本”和《再版前言》→其次是从上到下的军事化管理体制与全民的监督体制，这种监督体制的触角是一直伸进家庭与友情的，那是一个谁也不可信任的时代，除非你在有人群的地方总是表现出自己的虔诚与坚定→第三经济上的共同贫穷取向，所谓共同贫穷其实是一种否定的说法，就取向而言其实是一种绝对平均的利益分配方式→第四一整套的形式与规定，最为大家熟知的是所有的公共场所到处有语录与要求建忠字塔等，所有的文书与材料都要有语录而且用特别醒目的方式标明；所有的家庭都要有一种早请示晚汇报餐前都要背诵语录、每个人都要狠斗私字一闪念从灵魂深处闹革命→第五经常组织一些激发与强化狂烈情绪活动，如讲用会、树信徒典型、唱忠字歌跳忠字舞、庆祝活动，也有非官方的涉及外交的事件如火烧英国大使馆啊组织援越志愿军啊对外输出游击革命啊等等→第六惩戒性的措施这种措施主要是以精神处罚措施，比如当众检查公开批评张贴大字报，再升级就是开批斗会办学习班，最严重的就要进监狱甚至被判处死刑。这种精神处罚实际是相伴着严重的精神侮辱与肉体摧残的，而且对人的社会权力直接进行剥夺，间接地对人的生存权力进行剥夺。正是通过这样一些方式方法，达到了钳制人们思想与控制人们行为的目的。我现在说这些可不是为了这些目的，也不想启发谁借此来达到这些目的。但我想，这在当时破除了“四旧”以后，有了一个新的东西替代，并且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我们自然有理由也有权利等待有更“新”的东西出现，引领人们生活得更加幸福、思想得更加自由。等待，我们等待。
人生最难是等待。我等待下乡时的还不怎么感受到。等待高考成绩时如坐针毡度日如年。等待离开学校时的迷茫与困惑。是想着放弃。到后来以为不再有什么等待了，但又为了妻子等待，接着开始为了儿子等待。本来以为只有自己在等待，其实想来人们都在等待，人生就是由一个个个人或一群群人的一个个的等待构成的。人生最难是等待，人生最重要的也在于等待。等待就是坚持。等待与坚持，意味着人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意味着我们要面对坎坷与磨难。许多的人们没有能够坚持下来，放弃了等待，当然也就放弃了希望与明天。这里有的是社会的原因，也有个体的原因。有的是主动的放弃，有的是被动的放弃，有的在放弃中获得了一种自身心灵满足，有的则是满载着憾恨离开。我们不必去责备选择放弃的人们，我们也不必自悔放弃的时刻。
不轻言放弃，也不被放弃所困扰。人生不可能不经历放弃，只要不放弃人生，一切都会重新美好。一切无法重新来过，但重新来过一样会给我们一切。不要放弃我们的生命，不要放弃我们的追求，不要放弃我们的努力，不要放弃我们的前进，不要放弃我们爱与恨的权力，不要放弃我们奉献的义务。2003年初春，上冈小学建校百年时，我漫步在古镇镇西那条同样有名的串场河边，寻觅我那高中毕业不久就因为婚姻问题而自己终结生命的朋友的身影，也在寻觅自己儿时和伙伴们戏水玩耍无忧无虑的足迹，我和几个同学扼腕感叹之时，我就是讲，我们大家不要轻言放弃，也不要被放弃所困扰，珍爱生命珍爱人生珍爱自己。那时，我还想，假如我遇见那位和我差不多一起来到人世的冈冈老弟，我会告诉他我很幸运我叫个上上，不错，上上这个名字虽是我很少有人知道的小名，但确实让我平添了别人没有的秉赋。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