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上的不幸与奇迹：《茅山下》的创作与问世
唐张新
《茅山下》的创作
丘东平是一位极富天才的文学家，又是一位更富热情的革命斗士，这两者结合于一身在革命队伍中是少有的。对于革命队伍来说，这自然是一种幸运与机缘，但对于东平自己来说，却使他的心灵常常受到双重责任的冲击。
作为战士，他希望用自己手中的枪去消灭万恶的民族敌人；作为作家，他希望自己成为在抗日民族革命高潮中创作出伟大作品的中国新的文化人。这种结合是东平自觉与主动的，最明显的就是他坚决要求参加先遣支队而写给陈毅的信，他说：“我是一个通讯员，我负有‘重要’任务，有伟大的历史使命的先遣支队的出动以及它以后如何在敌人的前后左右进行工作的情形，我非常迫切地要求着了解。”（《丘东平作品全集》第385页）当然东平还讲了另一个理由，说是自己懂得一点日语，可以做些敌工工作。不过，真正打动陈毅的是“通讯员”这个理由，正如东平在同一篇文章中所记录的，陈毅对他说，“不错，你这个通讯员实在非跟着走不可。”但有意思的是，东平东进后，其实主要是靠自己那很瘪脚的日语从事着敌工工作，以至他通讯员的重要责任总是受到干扰。然而，作家在历史重要关头的敏锐，使他从未忘却“非常迫切地要求着了解”。胡风1941年初听人误传东平牺牲于皖南事变，曾作诗悼念，其附记中记云：“东平来信，说‘耿耿此心’，没有一天忘记创作，但现在感情粗燥（糙），没有办法，只好在战场上跑来跑去云。”（《华中鲁艺殉难烈士纪念册》第95页）
新四军英勇战斗的业绩使东平创作伟大小说的冲动愈加难以抑制，终于他向陈毅军长请求辞去鲁艺教导主任职务，以便能专心创作一部反映新四军战斗生活的长篇小说，这就是《茅山下》。杨淑贤《他给祖国大地留下的遗墨——论丘东平的〈茅山下〉》中对这一过程作了生动的描述，1941年6月的一天，陈毅批准了东平的请求，并希望东平尽快创作出“反映我们新四军的纪念碑式的作品”。（《丘东平研究资料》第260页）东平非常珍惜战争期间所得到的宝贵创作光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小说前5章，就在这时日寇对苏北的第一次大“扫荡”就要开始，继续写作是不可能了。在第5章的最后署上了时间“一九四一，七，十一”，这位革命斗士又响应着紧张战斗的召唤，勇敢地走上了血与火的战场。
东平牺牲后民运队员发现《茅山下》手稿
虽说陈毅批准了丘东平的创作假，但因为黄源同志当时华中局宣传部的工作还在手上，并没有接手鲁艺分院工作。6月份，在鲁艺分院召开主要业务领导干部会议，专题讨论文艺大众化的问题，此会虽然黄源也参加了，但会议仍是由当时代理刘少奇兼任院长的丘东平主持的（黄源《关于〈东平之死〉》，《丘东平研究资料》第112页，此中只记是6月间，但从下文黄源率队在5区工作1个月来看，当是6月中旬前）。
这次文艺大众化专题会议后，东平教导主任的职务正式由黄源接替，而以鲁艺分院文学系教授的身份，专事创作，而就在这时苏北根据地即面临日寇“大扫荡”的形势，6月下旬丘东平与全体师生首先撤至盐城以西20多里的黄家巷，不久即奉华中局命令到盐城5区（即今建湖县庆丰镇一带，烈士牺牲地也属5区），协助地方组织开展农民工作，建立农会，经过1个月的努力，师生们完成了建立农会的任务，此时形势更加紧张，鲁艺全体师生又随新四军军部转移至湖垛镇附近。也正是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丘东平日夜埋头创作，《茅山下》这前5章主要的就是在这里完成的。《茅山下》题诗中写道：“谁爱自由，谁就要付予血的代价。”冥冥之中似乎注定这部歌颂自由之书，要由鲜血来写就，作者搁笔13天后，就为了民族的自由解放，牺牲在这同一片土地上。
1941年7月中旬，日寇兵分东西两路向盐城为中心的苏北抗日根据地大举进犯，原先分驻在湖垛镇高马一带的鲁艺分院，撤至东北的陶家庄、左家庄（今属建湖县开发区钟庄社区），丘东平此时已经从埋头创作，投入全院反“扫荡”的组织工作。23日下午军部决定鲁艺分编为两队，院部、文学系、绘画系组成鲁院一大队，随军部行动，由黄源负责，而戏剧系、音乐系（主任何士德调一大队协助领导）为主组成二大队，新旅几位负责同志随二大队行动，建立三人临时领导小组，孟波为组长，丘东平、许晴为组员（朱泽《血与火的洗礼》记为组成二大队党的工作委员会，书记孟波，委员许晴、丘东平，见《热血话抗战》第36页）。丘东平本来是文学系教授，当随一大队行动，但因为在驻湖垛镇期间，东平与戏剧系正在合作一部戏剧，遂要求与戏剧系师生一起行动（蒋天佐《丘东平的卒年和牺牲情况》，《丘东平研究资料》第107页）
二大队的行动方向，黄源《关于〈东平之死〉》中记云：“直接由原地出发，目的地为盐城五区。鲁艺曾在那里帮助建立了农会，有群众基础，和农民一起参加反扫荡。”（《丘东平研究资料》第113页）而朱泽《血与火的洗礼》、戴文兵《北秦庄突围》（载《华中鲁艺殉难烈士纪念册》）均记为目的地是与5区一河之隔的楼王庄，因为当时湖垛镇已被日寇占领，遂选择群众基础较好的5区作为行军路线。总之，不管什么说法，反正当天夜里二大队宿营在北秦庄秦氏宗祠，当地保长找人煮了稀饭让师生们吃了，到了午夜两点左右师生们在祠堂里倒头便睡。孟波感冒躺下发汗，东平指派临时组成的战斗班周占熊和鲁军警戒，他还派出人员想与地方党组织联系，可是竟然联系不上。当地群众不知道，鲁艺师生更不知道，危险正在向他们逼近。原来驻在北秦庄的《江淮日报》和新华社江淮分社，在二大队到来前的几个钟头，获悉敌人将在一两天里来袭的情报，悄悄地撤走了。（张牧《鲁艺华中分院遭日伪军袭击的经过》，《建湖革命史料第四辑》第109页，张牧，新旅队员，随二队转移，在丘东平的掩护与鼓励下突围成功。）
第二天凌晨发生的战斗，实在不能算是战斗，那是一帮丧心病狂的畜牲对一群文弱书生的屠杀，只是这些书生们显示了不屈不挠、不可欺辱的民族精神，让那帮屠夫们更加卑劣与丑恶。丘东平、许晴、孟波与战斗班的同志拼死保护师生们奋力突围，东平本已突出重围，但发现还有一部分师生未能突出，站立桥头高呼：“坚决勇敢地向西冲啊，冲出去啊！”（周占熊《一腔热血写春秋——丘东平的殉难及其前后纪实》，《丘东平研究资料》第125页；张牧《鲁艺华中分院遭日伪军袭击的经过》，《建湖革命史料第四辑》第113页）也就在这时，他的腰部被敌人机枪子弹射中，东平勇敢地坚持着向西北爬，爬了半里多路，到了黄泥沟一个农户的三棵桑树下，在敌人迫近时举枪尽，壮烈殉国。（中共建湖县委调查小组《丘东平历史资料》，《华中鲁艺殉难烈士纪念册》第181页）也有一种说法，主要依据当时5区区委派驻当地的民运队员沈尹的回忆，那就是丘东平是被敌人流弹击中，壮烈殉国，目前当事人及多数专家赞同此说。陈辛仁《关于作家丘东平殉国情况的调查》《丘东平研究资料》第119页）认为沈尹是“唯一的一位从丘东平冲出北秦庄炮火区，又回头向北秦庄看望突围同学时中弹倒下的见证人”。（这个结论并不准确，作者可能未见中共建湖县委调查小组的调查报告。）
关于东平之牺牲经过，这里还想赘上几句。1984年庞瑞艮发表革命历史小说《东平之死》，小说写东平死于自杀。这一写法引发了东平当年的战友、学生一致的义愤，绝大多数专家也都对自杀说持否定态度。当时的亲历者黄源等坚决否认自杀说，不过他也认为“经过四十多年后，有东平自杀之说，这也不奇怪，当时在战争紧张情况下并没有细致的调查”，陈辛仁则说“这是我几十年来第一次听到的关于东平之死的奇怪消息”（陈辛仁《关于作家丘东平殉国情况的调查》，《丘东平研究资料》第117页），而当时在鲁艺分院任教授的蒋天佐，更是义愤填膺，甚至说出作者“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对丘东平大加诬蔑（转引自陈辛仁文，出处同上第121页）。其实，关于东平自杀殉国一说，最早出现在中共建湖县委调查小组谷龙先、吕国爱、金占鳌提交的调查报告中，本文上面已经引用，这个报告中还说，东平牺牲的经过，村民陆应广、陆长关等人看得听得清清楚楚。只是这个调查报告在学术界未得到重视，《丘东平研究资料》中并未收录，这是很可惜的。今年笔者参加纪念丘东平烈士殉国70周年座谈会时，特意将载有此报告的《华中鲁艺殉难烈士纪念册》赠送给海丰县委党史办。我阅读小说《东平之死》后，觉得主要的问题不是自杀这一点上，而是草明所说的：“即便是东平在孤立无援，不愿当俘虏的情况下举枪打死自己，这跟狼牙山五战士跳崖一样，是壮烈牺牲，绝不会像作者想象的那样而自杀。”（草明给《小说选刊》编辑部的信，《丘东平研究资料》第108页）小说写东平自杀前的心理动机，背离史实，过分主观，说他“无形中污辱了英勇的战士”（草明语）并不为诬枉。此外，还有一个细节似乎一直未引起重视，当时参加为东平收敛的孟波回忆说，遗体“在鼻梁上有一弹孔，未发现腿上有伤（当时也没有仔细检查）”（孟波给草明的信，《丘东平研究资料》第110页），我想能够面对自己的枪口自杀，这种例子可能是绝少的，如果真是如此，只能说东平牺牲得更加悲壮。
东平牺牲后，从遗体上“找到了很多纸，有还未修改过的‘茅山下’中篇小说和其他手稿，均被同学们带去了”。（中共建湖县委调查小组《丘东平历史资料》，《华中鲁艺殉难烈士纪念册》第182页）在高正祥整理的《日伪军袭击北秦庄——记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二队部分师生遇难的经过》中，发现手稿的经过与上面的说法基本相同，但标明是民运队同志发现的，这是一个重要的细节。其记云：“当民运队的同志们收殓他的遗体时，发现一条折成环形的呢毡毯斜背在身上，挎包里放着他的中篇小说《在茅山下》的手稿。”此文将丘东平写作邱东平，把《茅山下》写作《在茅山下》，是两处较大的细节失误。（载1983年3月《建湖革命史料第一辑》第99页）当时派驻在这一带（当时叫敦让乡）的民运队员是是两位女同志，都是从上海来苏北参加革命的，一位是金华彬，一位是沈尹。日寇大“扫荡”开始后，区乡外来干部大多被转移，而她俩因未得到及时通知，只能躲在一户老百姓家，在由她们发展的当地农会干部黄元喜的帮助下，一边观察民情变化，一边努力与党组织联系。（金华彬、沈尹《五区的民运工作》，《建湖革命史料第三辑》第48页）据陈辛文的调查，金华彬1986年4月21日所写的回忆中说，听一位农民干部（应是黄元喜）说有位干部被敌人打死在附近，沈尹便和这位干部去查看，回来时告诉她们牺牲的是丘东平。而后沈尹与黄元喜一起参加了收敛，发现《茅山下》手稿当是在此时。现在的许多记载都说是民运队员发现了手稿，黄元喜是贫农，并不识多字，那么应该是沈尹发现手稿，并感到其重要，然后转交给鲁艺的同志。笔者曾在某篇文章中见到过明确记载是沈尹发现了手稿，并把这一点写进了《建湖民族英雄传》，只是本文写作时，回头再寻找原先的出处，却未能找着。
关于手稿的发现，赵庆荣、李世安《纪念丘东平同志牺牲五十周年》中记云：“下午，敌人撤走了，当地的群众前来收殓东平同志的遗体，发现他挎包里装有小说《茅山下》的手稿。当地的乡亲用只木船将丘东平烈士的遗体送到张庄，由孟波同志主持在该庄的祠堂内举行了追悼会。”（《建湖文史资料第四辑》第32页）只说是“当地的群众”发现了手稿，而未提及民运队员，但并未言及其改变说法的依据，但此文注云：“本文定稿时，参照了《华中鲁艺殉难烈士纪念册》和《海丰文史》等有关丘东平的历史资料。”赵文发表在1991年，所记手稿发现过程与《海丰文史》1986年第3辑所刊周占熊《一腔热血写春秋》一文的记述完全相同。（《丘东平研究资料》第125页）
其实，现在看来这个发现的过程是模糊的，因为没有看到沈尹等当事人关于此事的详细回忆，这只是猜测。所以《盐城抗战史话》第139页上记云：“人们在收殓丘东平的遗体时，发现他挎包里装着《茅山下》的手稿，上面沾满了鲜血。”这个过程虽然是模糊的，但是，这又是一个多么幸运的过程。在战火中，毁失这部著作的可能性有千百个，而能让它幸存下来的理由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人们对民族勇士的崇敬。
黄源受命处理后事同时接受鲜血染红的《茅山下》
1943年1月16日夜，胡风在桂林他的寓所听诗斋的最后一个夜晚，《东平短篇小说集》终于编成，在他即将辞别桂林这座曾被誉为抗战堡垒的大城市的前夜，一个啮咬了近两年的心愿终于有了一个暂时的了结。
东平牺牲于1941年7月下旬，胡风得到这样的消息自然还会更迟到一些，何以说是这样的心愿近两年了呢？这是因为在1941年的春天，胡风就曾得到过东平与柏山（彭冰山）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讯息，后来证实那是一个误传。此前，丘东平主动要求加入到相当危险的东进抗日支队。不过，胡风当时虽说半信半疑，或者说希望这讯息完全不实，但他终于忍受不了悲愤的袭击，写下了两首悼念亡友的诗，其中“书生毛戟非无用，为杀倭儿拾铁枪”，正是写东平与柏山国难当头之前，毅然投笔从戎的英姿，而“耿耿此心犹搁笔，来今往古一沙场”，虽是在惋惜东平忙于战事而无法发挥他的才华，用文学来描写“中国人民底英雄主义”。也可以说，最早发现东平文学才华并给予其不断的鼓励与指导的胡风，自然就有一种想要整理其作品的打算。可是，在这个夜晚，胡风只能满怀惆怅地写道：“要把他的全部作品搜齐排印，不但在条件上不可能，而且事实上也做不到，零散发表的文章不必说了，就是第三个集子和死前完成了的一个长篇，现在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求得的。”（胡风《东平短篇小说集题记》，《丘东平研究资料》，第155页）这里所说的“死前完成了的一个长篇”，当即是指的《茅山下》，只是战争环境下消息的以讹传讹，其实《茅山下》虽然有了3万5千字，但还只是刚开了头。
这时的胡风并不知道《茅山下》的书稿经历着怎样幸运的传奇，终于能够会象他所预言的那样：“东平为它战斗，为它献命了的祖国的明天终于要到来，那一天也就是东平在全貌上和读者见面的一天罢。”（出处同前）
据黄源回忆，24日下午，黄源得到突围二大队师生的报告后，立即到军部报告，陈毅刚乘轮船出发，黄源遂沿河追赶，当面向刘少奇、陈毅如实汇报二大队遭袭及丘东平英勇牺牲的情况。陈毅即令黄源马上回去，收容突围回来的师生，此后又加派1个战斗班赶到仍在湖垛附近的鲁艺一大队，接他们转移。正是在收容过程中，师生们把丘东平的遗作《茅山下》的手稿交给了黄源。
柏山保存并于1945年争取到《茅山下》出版
黄源得到东平《茅山下》的手稿后，交给了东平的好友柏山，这也是非常明智的一个决定。
柏山，彭冰山，与东平不只志同道合，而且秉性相投，两人同是“《七月》派”重要作家，又相携参加了新四军，后来又一起转战到了盐阜抗日根据地。一对情同生死的兄弟，一对互相理解的文学挚友，柏山对东平这部融入进全部生命与心血的遗作，会怎样的保护，又会有着怎样的责任，黄源一定是想到了。黄源把《茅山下》交给柏山，是把鲁艺的精神财富托付给了柏山，我不知道他会对柏山怎样的嘱咐，或者就不需要什么嘱咐，黄源也一定是想到的。
这一点，柏山在《〈茅山下〉序》中这样写道：“东平同志牺牲了。至今四年有余。在他死后，黄源同志把他的遗作《茅山下》交我保存，我认为我是有这义务的。可是一接受以后，却又成为我精神上的一种负担。因为在最近四五年来，大部分时间，我是在部队中生活着。每一遇到激烈的战斗，我就唯恐在战场上遗失。因此，我几次想寻得一个机会把它印出来，但始终未能如愿。这样，就把它放在图囊中，带着在大江南北跑来跑去，一直至抗日战争胜利。”（《丘东平研究资料》第155页至156页）他的女儿彭小莲在《追随阳光青年》中也记录了父亲对他所叙述的保管《茅山下》的经过与感受，她写道：“父亲说，那时候黄源把丘东平的遗作《茅山下》交给他保存，他觉得简直是交给他一颗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责任太重大了。他上前线，都不敢把稿子放在司令部，而是背在自己的挎包里；行军的时候，衣服、生活用品都扔掉了，可是稿子还是紧紧地贴在身上。丘东平的稿子上是沾满了他自己的鲜血，那稿子还有我父亲的体温。一个作品，让我看见的是这些年轻人在文学面前的敬畏，看见了命运和情感交织在一起的文学价值；一直到文章发表，父亲才如释重负。于是那颗炸弹在战场上发挥了效用，它轰然炸裂的时候，谁都会被震动的。”（同上，第389页）我想，这种震动不仅来自于这颗炸弹本身，也包含了这样令人感慨万端的传递过程。
也许冥冥中真的有许多机缘巧合，这样一部描写新四军抗日先遣支队战斗与生活的著作，一定需要她的作者用鲜血与生命来铸就；敌人似乎是害怕这部著作的诞生，残暴的扼断了东平的生命，让他的手“搁笔”，而这部未完成的著作却会随着作者的战友，在抗日烽火中阅遍大江南北，用全民族整个的呐喊与反抗充实着这部著作；这部著作的出版机会又正是在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刻来到的，光荣的牺牲应该面对血染的胜利。1945年8月，狂妄的日本侵略者终于被中国军民用无比的坚韧与牺牲打败，在这不久东平的《茅山下》也由苏皖边区一分区韬奋书店决定出版了（另有同年10月大连大众书店版，亦当出自柏山所藏手稿，然出版时间早于苏皖本甚为可疑）。10月15日（《丘东平研究资料》误为16日，此据《丘东平作品全集》），随军驻扎在泰兴黄桥的柏山，在为《茅山下》做着最后的工作，同时也写下最贴切东平之心的序言。虽然当时解放区条件所限，只能用土纸来印刷，而且印数也不多，但柏山此时的心情，我想我们应该能够理解，告慰友人的义举往往不会怎么的惊天动地，而是让人们记住自己的友人，更何况这是革命的同志。
柏山在《〈茅山下〉序》中最后写道：“东平同志在创作上的成就，及其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已经以他十多年来的斗争历史和创作生活做了显明的告白，并且最后由于他的壮烈的牺牲和他的这本遗作，为他的斗争生活和创作生活写下了光荣的结论。”1947年周而复主编的《北方文丛》，将《茅山下》收入第一辑，在香港正式出版，在《〈茅山下〉后记》中他也写道：“他的遗作只不过是他战斗生活的一小部分的反射，他的最伟大的作品，是他的一生的战斗生活和献身精神，他的离去，又岂止是文坛的损失呢。”不过，我还是要这样想，中国现代文学史应该感到幸运，中国革命史应该感到幸运，有《茅山下》这样一部著作记载了中华民族在最危险时候的反抗与精神世界，有这样一群战士富有责任与富有卓见地把这部著作保存下来，在我们胜利的时候能够阅读先辈的坚韧，感受他们的光荣，同时也熏陶着我们那颗容易受到锈蚀的心灵。
周扬对东平文学创作的贬低无碍《茅山下》的光辉
之所以要再讲这样一段中国文坛上让人心寒的这一幕，是因为我想让读者明白丘东平对于中国革命文学的重要，让读者明白《茅山下》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现在学术界对丘东平的文学创作基本形成了共识。2010年6月23日，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给广东省作家协会发了贺信，祝贺纪念丘东平诞辰100周年暨丘东平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其中称赞丘东平是“我国军事文学的先驱之一”，“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又指出：“他的作品有着悲壮激愤、慷慨正义的时代气息，深入挖掘和深刻反思人性与战争，给人留下震颤心灵的思考和启示；他的作品承接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锐气，以沉实而精妙的评议和构思，拓展了‘五四’文学传统的疆域；他的作品紧紧伴着民族的苦痛挣扎，以血泪为文章，为正义而呐喊。”应该说这样的评价决不是因为东平英勇献身于民族解放大业，而是因为他为“我国现当代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其实，最早发现东平文学天赋正是周扬，1932年11月在周扬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第四号上发表了东平的短篇小说《通讯员》，在编辑后记中这样介绍了小说：“通讯员便是一篇非常动人的故事，这阴郁、沉毅而富于热情的农民主人公，使人想到苏俄小说中所反映的卷入在‘十月’的暴风雨里的俄国农民的性格。”丘东平一举成名。（杨淑贤《丘东平生平年表》，《丘东平研究资料》第404页）1934年，鲁迅虽然受着丘东平的误解，还是在他和茅盾主编的现代中国左翼作家短篇小说集《草鞋脚》中收入了《通讯员》，并且说“在所有现代中国描写‘苏区’生活的小说中，这篇是直接得来的题材，而且写得很好”。此后在应外国作家之请排出中国现代十大作家时，鲁迅把丘东平列在第三位。（罗飞《〈丘东平文存〉编校后记》，《丘东平研究资料》第167页）郭沫若《东平的眉目》则是最早对东平及其文学创作进行系统介绍和评论的文章，郭沫若在文中称赞丘东平道：“我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了一个新的世代的先影，我觉得中国的作家中似乎还不曾有过这样的人。”（同上第176页）
然而最终遮蔽甚至于幻想扼杀丘东平的，却也正是周扬。这方面彭小莲（柏山之女）《追随阳光青年》（同上第390页）中对这个过程有着较详细地记述，而林岗《论丘东平及左翼门户问题》（同上第320页至第331页）则对这样的遮蔽乃至幻想扼杀的过程，进行了深层的剖析。自然，不论怎么分析都关乎一个人，那就是胡风，而胡风则是真正培植出中国文学史上独特的丘东平的人，偏偏胡风又一直与鲁迅一起不服周扬的“将令”，还又把自己一手推红的丘东平也拉到自己的对立面。解放后，位居中宣部长的周扬成为惩办“胡风小集团”的具体执行者，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执行者。胡风固然在劫难逃，逝去的丘东平也未逃过周扬的鹰眼。1950年3月14日，在北京召开的京津文艺干部大会上，周扬说：“（胡风）他们小集团中间也有为革命牺牲的了的东平。为革命牺牲是值得尊重的，但当作作家来看，那死了也并没有什么可惜。”（罗飞文，同上第169页）这种鄙薄的态度使人怎么也不会相信，这是当年亲自推红东平的人，这是一位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高级领导人，权力竟能如此扭曲一个人的良知，让一个智者轻薄到如此程度，让一个人绝情冷漠到如此地步。
当事情逐步恢复本来面目的时候，丘东平的光辉早就盖过了那个曾左右中国文坛数十年的周扬，《茅山下》作为作家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最后忠诚与激情，成为我们这个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的一部分，永远无法被遮蔽。
《茅山下》的创作与问世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其实说到故事，很容易被人们误以为是为了什么悬念而编造出来的，这实在就是从抗日烽烟中飘来的一段经历。之所以还说是故事，那是希望我们能够永远地把它讲下去，并从中收获心灵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