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水乡文化底蕴中的一滴水”

周峰明

【编者按】何亚雩（yú），建湖县上冈镇人，早就听说他是一位大文人，也听说过他在“文革”初期曾受到过错误批判，但一直未知其详。前不久周峰明同志在《故居柳树的情思》中提到此事，本网遂约请他对何亚雩先生进行了专访，并托他寻找到何亚雩发表的与姚文元商榷的那篇奇文。何亚雩先生说自己“只是水乡文化底蕴中的一滴水“，我想，这既是他的自谦之说，也是一种深沉的寻根之说。我们当然会为何亚雩的遭遇而感慨，但更应该为他感到自豪与骄傲，为孕育出这样有着卓越胆识、坚韧刚毅人才的建湖文化感到自豪与骄傲。

在我的《故居柳树的情思》一文中，提到了我舅舅何亚雩在文化大革命中针对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提出不同看法，在《新华日报》发表了《提出三个问题与姚文元同志商榷》文章。许多朋友来电询问当时的具体情况，并希望了解这篇文章的原文。为此，受《建湖文史网》的委托我专访了我舅舅何亚雩，他坦言自已当时是南京大学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并不是反对“四人帮”的勇士，因年轻幼稚，不了解姚文出笼的政治背景，误以为是一场较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便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并撰写了此文，因为这篇文章他受到了批判和不公正的待遇。

他回顾这段尘封的历史说：“批判《海瑞罢官》，现在被史学家公认为是半年后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1965年11月到1966年4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步发动阶段，文革的导火索是《海瑞罢官》，在这一阶段，头一件大事就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头版发表，第二天，《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当时，南京大学中文系立即成立了‘戏剧研究小组’，组织中文系师生对姚文元的文章展开了讨论，当时我不了解姚文出笼的政治背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提出了自已的不同看法。正巧，《新华日报》一位资深的老记者熊超奇先生来校采访，听了我的发言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动员我将发言的内容整理成文稿交给他，于是我便以“白虹”的笔名于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四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提出三个问题与姚文元同志商榷》的文章”。

我问舅舅文章发表以后，他的遭遇如何？舅舅很平静但也很沉重地回忆说：“文章发表后，一连串的厄运便继踵而至，军宣队、工宣队将我内定为‘等待运动后期处理的反动学生’，撤销我南大中文系团总支军体委员的职务，不得参加革命群众组织。到了一九六八年毕业分配时，把我当着‘政治上有严重问题的人’发配到青海进行劳动锻炼。这期间对我造成最大精神压力的有两件事。一是殃及家乡的亲属，在我的家乡—建湖县上冈镇，街头巷尾‘大字报’批判我是‘现行反革命’、‘地主家庭出身、反动本质’已被捕入狱等等，组织上的外调审查给家人造成极大的压力。二是给我在上海从事教育工作的父亲增加了新的罪名，文章发表前我曾将文稿寄给你外公审看，外公在回信中说“姚文元观点偏激，持论不公，应予一驳，你文中所列的三点，鲜明，实在，有力，唯文字功底不足，需认真修饰。但你是学生，遣词用句，切避凌盛之嫌，如此稿刊用，可署笔名，我思之再三，你大姐叫白萍（大姐于一九四六年参加革命时的化名），你就叫白虹，意即白日之虹，五彩纷飞，光芒四射。”因此在我文章发表后，你外公受的冲击比我大，在‘反动文人’、‘学术权威’、‘国民党员’的后面又加上了一条‘支持反动儿子反对姚文元同志’的罪名，罚站罚跪、沷墨水、涂花脸、反复批斗，致使其在批斗中从十几级高的楼梯上跌落，造成左腿残疾。”谈到这里，我舅舅不由感叹地说：“没想到一篇文章给家人带来很大的伤害”。

“从时间节点上看还算庆幸”，我舅舅接着回顾那段历史说“1966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本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文章，进而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撤销了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领域开始全面的‘揭盖子’。如果在这个时间节点《新华日报》才发表我的那篇文章，就变成公然与中央文革唱反调，那还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呢？就这样我还是被‘上挂下联’受到了多次批判，但我坚信涂抺上政治色彩的学术讨论，永远不会有真话、实话；经不得历史检验的观点，就不能彰显真正的学术价值”。

后来怎么样呢？我还想多知道些细节。我舅舅淡淡一笑说：“多受些苦，多受些磨难，多一份经历，多一份历练。‘四人帮’倒台后，就在盐城市文化局任副局长，兼任盐城市文联副主席等职，这情况你是知道的”。这时，舅舅很严肃地告诫我说：“做一个正直的人，任何时候不要放弃求知求真的原则”。

    临别时，我舅舅送我一本他的著书《冷月楼闲话》，〔由《中华诗词出版社》出版〕。我翻开一看，第一篇文章就是《提出三个问题与姚文元同志商榷》的文章。里面还有他与大学同学孙家正（现任国家政协副主席）、著名学者余秋雨等人的合影。我捧起书说：“舅舅是建湖人，从舅舅的文学修养和人格风范上说，也反映了建湖的人文底蕴。”他哈哈一笑说：“建湖是我家乡，魂牵梦萦，未曾一丝忘却。家乡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各项建设成绩斐然。我只是水乡文化中的一滴水而已”。

附《提出三个问题与姚文元同志商榷》原文:

提出三个问题与姚文元同志商榷

何亚雩

读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觉得姚文元同志能从阶级斗争这一角度去评价吴晗同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我认为文中有个别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这里提出来，就教于姚文元同志。

不能将历史剧中的某些情节和现实生活强行类比

姚文元同志认为《海瑞罢官》中的戏剧冲突是“围绕着‘退田’展开的”。‘除霸’‘平冤狱’的行动也是围绕着‘退田’进行的。因此就发出“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决前进的五亿农民会需要去‘学习’这种‘退田’吗”的疑问，言下之意就是说，吴晗同志的这个历史剧用来宣传“除霸”是假，而用来宣传“退田”“平冤狱”，鼓动我国已经走上集体化的农民向党向公社要田，重新走个体化的资本主义道路是真。我们认为，从剧中所发生的矛盾冲突及其形成冲突的两个不同代表方面来看，作品的确是“以除恶霸为主题”的。“退田”和“平冤狱”只是形成矛盾冲突的两个具体事情。以徐阶为一方面的恶霸势力和以海瑞为一方面的反恶霸势力的斗争，就是通过这两个具体事件联系起来的，戏是通过这两个情节在观众面前展开的。剧中，通过这两个事件，也就是矛盾冲突的解决，表现了反恶霸势力的胜利，从而赞扬了主要正面人物那种不畏强暴，刚正不阿的可贵精神，有力地表现了“除霸”这一主题思想。不管从那方面来看，这个主题思想总是有一定意义的。（当然对于各个不同阶级来讲“除霸”是有一定的阶级内容的）今天用这种精神去对待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难道没有意义吗？特别是一九六一年期间，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掀起反华大浪潮的时候，让我们的人民学习这种精神去对待帝国主义、去对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难道一点意义都没有吗？可是姚文元同志却看不到这些，反而抛开主题，去抓住两个表现这种主题的事件大做文章，把它当着“中心环节”，强行将它们和六一年的“单干风”等联系在一起，这是不对的。再说姚文元同志为什么光想到要人们去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去对待党和人民干部呢？而不想到去对待敌人呢？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姚文元同志只看到戏中唱的什么，而没有看到它表现的什么？因此难怪他误解了别人的意图。况且在历史上，海瑞退田这件事是的确存在的，剧作者用历史事实来表现他的主题也未尝不可。姚文元同志为了达到彻底否认这一历史剧，强行将历史事实和现实生活相类比，我们认为这种主观论断的方法是错误的。

不能全盘否定《海瑞罢官》中的海瑞以及历史人物海瑞

姚文元同志为了达到否定《海瑞罢官》这个历史剧，不惜抛开了客观历史事实，极力否定海瑞这一历史人物，以证明他的论断――“假海瑞”的目的。海瑞是我国明代一个清廉的官吏（如要全面评价这一历史人物，不是本文的目的。我们这里只是证明海瑞有肯定的地方，不能全盘否定。）他治理吴淞江，疏通白茆河，难道对人民群众一点利益都没有吗？即使说他的工作没有什么实效吧，但是总比不修理的好吧，姚文元同志用“现代条件下修理一条江都不容易”来否定海瑞的功绩，恐怕太武断了吧。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成就又该怎样评价呢？难道因为他们失败了，就能抹杀他们的伟大的功勋吗？历史上的海瑞虽然不是热爱劳动人民，但他的确是同情劳动人民的。在他的《改折禄米仓粮疏》中写道：“事无窒碍可行，民切饥苦当恤，缘系乞皇恩赐改折以苏节被灾伤地方事理。”他痛恨那些不问人民疾苦的官吏。在《开吴淞江疏》中写道：“事起近年以来，水利臣矿职不修，抚按亦不留心，惟此督责”。再三提到“千万饥民”，再次恳求皇帝“轸念民饥当恤”。在《革募兵疏》中又写道:“赋敛于民日增月重，害在百姓之身，未足言也。”这些难道不是十分清楚地证明了海瑞是同情劳动人民的吗？当然，我们应当承认海瑞的这种做法是为了缓和农民同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但是在客观效果上已经给人民带来了利益。姚文元同志怎么连这些都看不到呢！海瑞代表了当时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这是事实，也是他阶级本质所决定的。但是他在维护自己集团利益的时候，联络一些农民，给农民一些好处，借以壮大自己的势力，这也是可能的。事实上也是如此，海瑞在给皇帝的上疏中所提到的千万饥民，这些人难道不是真正的贫苦农民吗？请问，在地主阶级里面（不管大小）有几个在灾年中成了饥民、乞丐的呢？就说海瑞要徐阶退田是代表中小地主集团的利益吧，但不能说这里面一点农民利益都没有。试想，大恶霸能并占中小地主的田产，难道就不能并占更弱的贫苦农民的田产吗？海瑞在《被论自陈不职疏》中写道：“臣于十二月内巡历松江，吿乡官夺产者几万人”。这里的几万人，不可能像姚文元同志说的全是中小地主。一个松江县不至于地主多到这个程度吧。这里面，多少总会有些自耕农的。海瑞，作为一个封建官僚，应该批判，但是彻底否定他是错误的，这不是我们对待历史人物的态度。尽管吴晗同志在剧本中拔高了这个人物，但基本上是从历史事实出发的。不管是《海瑞罢官》中的海瑞还是历史上的海瑞，决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

应该正确地看待历史人物

姚文元同志说：“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决不能相反”。这就是说，清官、好官和贪官、坏官没有什么差别。当然，他们的阶级本质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但笼统地将他们划为一类，这是不应该的，这样会把我们的历史看成一团漆黑。一个马列主义者，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看待历史人物，绝对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和思想水平去要求他们。古人，总是有历史局限性的。宋代的岳飞不会发出“建立统一战线抵抗侵略者”的口号，明代的海瑞不会喊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他们总是有局限性的，但局限性并不是他们的缺点和错误。今天，我们的责任主要是向人们揭示出历史人物的阶级本质和他主观愿望的实质，但对他们客观上确实给人们带来了利益的人，应该予以肯定。历史上，能给人民群众带来利益的总是清官，贪官好像并没有见过。象姚文元同志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他们推到一起去，是错误的。这样一来，人们就无法分清杨业和潘洪，岳飞和秦桧了，就无法分出历史上那些是糟粕，那些是精华了。毛主席说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也无法进行了。如果这样的话，人民是不允许的，这是因为这些历史人物的行动给人民群众确实带来过不少利益。岳飞抗金，难道没有保卫宋室江山的因素吗？镇压杨么，难道不是反动吗？但是人民没有计较他，因为他在极大程度上给人民带来了利益，表达了人民的愿望。海瑞修江、开河，这是为什么呢？就说他是为了维护明王朝吧，但是他的客观效果，而且是直接给人民带来了利益。他对大恶霸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人民的愿望。他那种俭朴、清廉，勇于反抗强暴的精神，总比那些附炎趋势、损不足而奉有余，借着恶霸势力向上爬的人要好得多吧，总要比那些贪得无厌，加重对农民剥削的贪官好吧。当然我们不能将清官拉出他们本阶级的圈子，不能说他们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人。他们还是为了维护本阶级统治地位的，甚至是缓和了阶级矛盾，调和了阶级斗争。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当人民群众还没有觉醒起来，还没有力量去推翻统治者的时候，清官的出现总要比贪官好得多，他能促进统治者给人民作一些让步政策，在这个时候让人民能够得到安养生息的机会，促进生产，难道不好吗？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象海瑞能够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这样的行动，难道不应当值得肯定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看待历史人物，应当作具体分析，既要看出他们坏的一面，也要看到他们好的一面。姚文元同志笼统地把他们划为一类，未免太简单化了吧！

    以上是我自己粗略的看法，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姚文元同志及其他同志批评和指教。

（原载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四日《新华日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