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贯日英雄志之传奇英雄传选
因篇幅与字数的限制，我们只是选择了一部分烈士，对他们的人生细节进行系统梳理、探究，用我们赤热的心去理解他们，接近他们，把他们当作我们的父辈或是兄弟，跨越时空与他们对话。
我们选择的烈士有在辛亥革命年代里，投笔从戎，从一个私塾教师到一名革命烈士的书生孟佐天；被日本人砍下头颅，在南京的公园有以他的名字命名为中柱亭，被香港凤凰卫视做过专题纪录片介绍的爱国将军陈中柱；从抗日战争一直打到抗美援朝战争、从家乡一直打到朝鲜战场，最后一直活到83岁的常胜英雄姜祝山；发动解放战争史上有名的、令蒋介石大为动怒的江阴要塞起义的唐氏兄弟；有着与杨子荣一样传奇经历，同样牺牲在林海雪原上的符炳生；红色教育家兼地下工作者赵敬之……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们内心一直是不平静的，感动、忧伤、悲哀、愤怒，五味杂陈。原来，这些烈士的身上有民族的气节，有江姐的刚烈，有赵一曼的坚强，有瞿秋白的傲骨，有董存瑞的勇敢，有邱少云的坚忍。而他们，就是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亲人，在我们的家谱里，也许有他们的名字。在这一个个故事里，我有了太多的感动与收获，有了太多的成长与内疚。从他们艰辛与传奇的生活经历中，寻找信仰与理想的痕迹。
还有许多的烈士值得我们用笔去白描，去勾勒，在这里，我们用文字向他们表示致敬并感激，是他们用自己的青春与生命，给我们遮挡住了历史的烟云与风雨！
从私塾教师到辛亥烈士——记孟佐天烈士
在恒济镇人民广场的西南角，有一个叫缅仁堂的地方，六间砖瓦结构的屋宇，简单朴素的建筑格局。正门的顶端，写着“缅仁堂”三个字，黑底白字，庄严肃穆，4根廊柱上，朱红油漆斑驳，沧桑而沉重，有一种直抵人心的力量。这是一所纪念堂，缅怀纪念一位叫孟佐天的烈士，是县域已知的唯一一位为辛亥革命而献身的烈士。
他的家族，从来没有忘记他，并视他为家族的骄傲。这所纪念堂是烈士的后人自费建的。从1993年开始，每年清明，孟氏后人从各地相约而来，祭奠他们的先辈。在《孟氏家谱》里，有这样的记载：“公（孟佐天）自幼天赋聪颖，好墨爱武，出口成章。七岁开蒙攻读，十四岁已普贯六经。读书之余练武，十七岁时已有百夫辟易（辟易，因恐惧而退缩）之能。时清政府腐败无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公痛心疾首，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清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应南洋陆军新军第九镇之征。”
恒济，属于里下河地区，水网密布，芦荡众多，自古为鱼米之乡，乡风淳朴，民间并无习武之风。孟佐天少年时，除了读书，就是习武，他的武艺，皆是自学。虽是自学，却练得武功超群，在恒济一带视为传奇。他知道，在那个年代，单纯的读书人是不能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之中的。据当地的老年人回忆，年少时的孟佐天，常在乡村的晒谷场上举石磙（即碌碡，农村辗压已割庄稼的石器），挥棍舞剑。
他的家乡，从来没有忘记他。有一本叫《恒济社志》的志书，第一位历史人物就是孟佐天。上面是这样写的：1905年孟钱山（即孟佐天）在北平罗马兽医大学读书，深恨朝廷腐败，常与堂弟孟蕴华、孟铁铮商谈国事，1906年三人相偕去南京，投南洋第九镇当兵。他先后结识了柏文蔚、熊成基、王士英、范传甲、伏龙等革命党人，由同盟会江苏省主盟人章梓办理宣誓入会手续。孟钱山更名为佐天，用以表达他辅佐孙中山先生创建共和的意愿。这个不甘在乡间埋头教书安度过一生，而决意拯救时艰报效祖国的爱国青年，从此走上一条风云激荡、光照后人的道路。
孟佐天（1881—1912），原名孟钱山。加入同盟会后，改名“佐天”，意为一心辅佐孙中山先生推翻封建统治，创建共和国体。一直以来，我们对过去的革命者理解是有误解的，认为他们是强悍的，甚至粗鲁的。孟佐天早年在家乡做塾师，接受的和传授的都是旧式的八股教育，后来就读于北平罗马兽医大学，接受的是新式的学校教育，这几乎两个极端反差的文化，在他这里竟然很轻松的被转化接受了。在学校里，他接触到了最进步的思想，从一个旧式的塾师，成长为一个深思耽读的有志青年。他的革命，不是因走投无路，而是出于内心的使命感。我仿佛看到一个英俊自信、双目有神的青年，谈抱负、谈理想、谈民主救国，讨论如何才能拯救积弱的中国。
1908年，孟佐天和伏龙襄助熊成基发动安庆起义。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起义失败。此后，孟佐天回到家乡恒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传播反清思想，组织农民进行抗粮斗争。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孟佐天的热血再一次沸腾了。他从家乡出发，启程南下，在安徽民军司令部柏文蔚处供职。同年11月，他奉命前往涟水一带，组织革命同志一千多人，参加苏、浙、皖三省民军“会攻南京”战役。经过10天的浴血奋战，三省民军光复南京。不久，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次年元月，孟佐天率部众二千多人，渡江北上，转战于江淮大地，准备先克盐阜，再取淮（安）扬（州），继而挥师北上，进军鲁、冀。刚抵益林、东沟一带，不小心中了清吏的离间之计，部队几近解体，孟佐天也险遭不测。孟佐天随即南下，到南京晋谒黄兴、柏文蔚，详细陈述苏北形势，柏文蔚命他再率百余军士，与王士英同往海州（今江苏灌云）组织起义。
2月下旬，孟佐天带十七名随从，去宝应城商议筹集粮饷事宜。此时的宝应，已不是清廷的政权。地方绅士王棣山、鲍执之等在孔庙内成立了宝应县临时军政府，王任军政长，鲍任民政长，这两人均是豺狼虎豹之流，成员几乎都是旧时官员和地方劣绅，他们挂着革命的牌子，干的却是反革命勾当。对于这一切，南京政府并不知情，以为宝应既成立了军政府，就相当于自己的人。
进城后，同样不知情的孟佐天一行应邀进了军政府所在的孔庙，例行公事，说明来意，并出示有关证件。一直假献殷勤的王、鲍撕破脸皮，一口咬定孟佐天的证件是伪造的，不容解释，命手下将孟佐天等十八人全都捆绑、羁押起来。接着，电告黄兴，诬为土匪，提请处决。黄兴不明真相，复电同意处决，柏文蔚来电解释也无济于事。
这一切都在预谋之中，那么急不可待的处死一个人。第二天清晨，除随行的厨役逃脱，孟佐天等十七人被押至孔庙前的泮池东首广场上处斩。临刑前，孟佐天神色自若，仰天大笑：你们这是“夫子庙前斩孔孟”（随员中有孔姓人员）啊！他说了这句让人特别感伤而又无奈的话。他的视死如归，他的书生意气，让我想起了那个“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恒济的孟氏，是大圣人孟子的后裔。他是真正的英雄。
烈士牺牲时，才三十二岁。据家谱记载，孟佐天与妻唐氏生有一子名庆玉，三岁夭亡。一代英烈，竟无子嗣。
柏文蔚得知孟佐天遇害，为痛失一名忠肝义胆的良将，挥泪写下一篇祭文。1912年春，南京临时政府追认孟佐天等为革命烈士，并在攻克宝应城后处决了元凶王棣山、鲍执之。1927年秋，国民政府追授孟佐天为陆军中将，发放抚恤银一千两、立碑基金一千元，以慰烈士在天之灵。
从他1906年投笔从戎到1912的牺牲，整整六年时间，他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这六年，他去了多少地方？做了多少事情？一个坦荡正义的书生，最后死于小人的阴暗算计，这是多么的不值呀，这是多么委屈而又残酷的历史呀！我想，他原本可以在家乡做一个教书先生，养家糊口，在动荡岁月里苟且偷生，熬到和平年代贻养天年。
孟佐天牺牲后，夫人唐氏获悉噩耗，与丈夫生前一个叫毛顺的好友商议，设法将孟的遗体运葬家乡。毛顺与几位乡邻备一艘小木船，陪唐氏去宝应，将船停靠在宝应城东十八里处的望直港。白天，毛顺一人入城打听，得知烈士们的遗体都被丢弃在城郊芦菘墩的一座大坑里。当晚，毛顺趁着夜色，于乱尸堆中凭着孟右手有一灰指甲的特征，找到孟佐天遗体，背在身后，跑了十多里回到船上，连夜赶回孟家舍，安葬于孟舍北首。后来有心的淮剧艺人王万和杨素琴编出了一部淮剧，叫《毛顺驮尸》。
时光不知不觉已经走过了百年，一切均已物非人非。百年以来频繁的兵荒马乱，孟佐天的墓葬之地已无法寻找。蓝天白云之下，几株白杨树掩映着的缅仁堂，是那么的安静。落满枯叶的地上，有一株美人蕉，血样的鲜艳，动人心魄，仿佛是辛亥革命先烈的精神，永不褪色。盛世的风，低低的吹拂，那白杨树的叶子，哗哗地响，仿佛有一种低沉悲哀的旋律，呜咽在我的纸上笔端，沉潜在我的血脉里，随时醒来。
永远的将军——记陈中柱将军
2012年6月26日的《金陵晚报》民生新闻一版，有一条新闻，题目叫《抗日“断头将军”名片惊现南京》，说的是南京民间抗日博物馆的吴先斌馆长，收藏到一张属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名片，名片的主人是一位名叫陈中柱的抗日将领。这张名片是吴馆长去常州淘宝时，无意中在一藏家手中发现的。对于一般人来说，这真的是等同于一张废纸，对懂行的人来说，却是十分珍贵的藏品。藏家也清楚名片的价值与意义，开价非常高。吴先斌馆长还是花了重金，将名片买了下来，收藏进雨花台区的南京民间抗日博物馆。
名片正面是陈中柱的名字和头衔：“鲁苏皖边区游击第四纵队司令 陈中柱”，名字下钤印着陈中柱的私人印章。背面是俊秀的草书，是将军当年的字迹，大意是有某人要通过某关卡，请予放行的意思。
陈中柱，生于1906年，江苏建湖草堰口人，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六期。抗战爆发以后，陈中柱出任军事委员会战地特种团第三总队少将团长，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1938年底，陈中柱担任鲁苏皖边区游击第四纵队少将司令。
让人不解的是，作为一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却可以在1987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并且将墓迁至今天的盐城市烈士陵园。我想，这一切都缘于他坦荡赤诚的爱国情怀。
说到陈中柱的传奇人生，必定要提三个人。陈毅将军、赵敬之烈士、李长江。陈毅将军给了陈中柱人生的方向，赵敬之烈士让我们感受到了陈中柱的血肉亲情，而李长江，让我们看到了陈中柱将军坚定的、置生死于不顾的爱国心。
有一部电影叫《东进序曲》，拍的就是郭村战斗。在郭村战斗中，陈中柱将军认识了陈毅将军，并开始了断断续续的交往。郭村战斗也是陈中柱人生的转折期，从反共到联共。陈中柱将军一直很敬重陈毅将军的深明大义和宽广胸襟，曾经派他的副官率部推了十几车毛巾、鞋子等慰问品和十余箱子弹送到新四军的驻地刁家铺，以表示友好情谊。
“请将军放心，为抗战，我不会吝惜自己的鲜血。今后，我绝不会再拿枪打自己的兄弟，要为保民卫土尽犬马之劳。”这是陈中柱将军对陈毅将军说过的话。他说到了，也做到了。后来，陈毅率部借道泰州东进黄桥。黄桥决战中，陈中柱信守诺言，保持了可贵的中立，新四军一举打败反共顽固派韩德勤。
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有九个纵队，陈中柱部为第四纵队。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总指挥部放在泰州，当地人称他们为“泰州两李”。1941年1月，副总指挥李长江要率部投降汪精卫。李长江召集各个纵队的司令在泰州城里的西山寺开紧急会议，四周架起机枪，密布岗哨，强迫各纵队司令对着菩萨磕头起誓，一起投敌。作为李的部下，顺从还是坚持，是一件进退两难的事情。在那个兵临城下的危急时刻，陈中柱还是选择了与李长江分道扬镳。从此，陈中柱率领的第四纵队，同新四军相配合，在苏中一带打游击。
陈中柱的第四纵队，有一部分时间驻在斜桥，司令部设在泰州城里。黄埔军校出身的他，是位儒将，在泰州先后创办了报纸《新群报》和《战地新闻》，去新苏中学、前锋剧团宣传抗日，鼓动爱国青年学生和群众投身抗战。有时他还亲自到新苏中学演讲，支持剧团演戏。
赵敬之，教育家，中共地下党员。是他的同村好友，结拜兄弟。赵敬之在职业中学任教期间，动员一批青年学生去皖东北受训，因国民党特务告密，被抓获关押在东台乌义巷的监狱中。赵敬之的夫人陈静前去泰州找陈中柱，请他设法营救。在那个政治立场特别敏感、足以影响到他的前途与命运的时候，他还是利用自己的关系将赵敬之保释出狱，接到泰州家中，安排治病疗养，直到赵敬之病愈。
1941年初，日伪军分五路大规模“扫荡”，围剿鲁苏皖边区游击部队，主要是针对着陈中柱指挥的第四纵队。他领导的第四纵队，是威猛勇敢的代名词。日酋南部襄吉为此曾巨额悬赏陈中柱的人头。激烈的战斗中，陈中柱拿着望远镜，冲在前头，坚持指挥战斗。由于他身材高大，很快被日伪军发现，一梭子机枪扫过来，陈中柱身中六弹壮烈牺牲。陈中柱牺牲后，头颅被日军割下，带到泰州向日酋南部襄吉请功。当地百姓用门板钉了一口棺材，将将军的无头尸体下葬，并插上一块写着“陈中柱将军”的木牌。
他的太太，也是一位传奇女子，叫王志芳。才二十五岁的王志芳，怀有身孕，带着六岁的女儿，通过关系，直闯泰州日军司令部，从南部襄吉手中要回了丈夫的头。请人把将军的头颅与埋葬的尸体缝合，移葬在泰州西门外西仓桥下一位唐姓农民的田里。
将军殉国后，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中将。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在南京为陈中柱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于右任、吴铁城、陈果夫等政要参加。
这么多年来，陈中柱这个名字，一次次被人们珍重的提及并怀念。在他的家乡，他出生时的老屋还在那里，还有一所以他名字命名的中柱中学。2008年5月，香港凤凰卫视曾经做了一个系列节目，《将军一去——黄埔抗战将领殉国录》，第三集叫《“无头将军”陈中柱》。2009年，离开我们多年的将军又当选江苏“双五十”人物。2011年，家乡的盐城电视台做了一部历史文献纪录片《兄弟》，纪念他与烈士赵敬之的友谊。时隔七十多年之后，这样的名字再一次被提起，依然是那么令人感动。
在今天的南京，城北挹江门旁边，有一座叫八字山的公园。公园的山顶上，有一座亭，叫中柱亭，就是以亭的形式，永远纪念这位抗战殉国的“断头将军”。我想，一个人的名字会模糊，一段历史的血色会淡化，但将军的情怀永远不会老去。
他在黎明前牺牲——记申德辉烈士
我自被俘以来，已经九个多月了，受尽敌人一切非人之酷刑，为着革命不惜肉体之痛苦，为着人类解放，只有牺牲个人。今日虽我军兵临城下，我等非常高兴，但我们已在法西斯强盗手中……万一有幸出狱，真吾阶级之幸，吾等之大幸也。
今特留书致各位同志，以表吾等最后斗争之决心，望能给我家留一点纪念，使教育后人继承余志，我居九泉之下，绝不忘党的教育之恩，敬祝我党革命早日成功。这次万一身遭不幸，吾深知革命是要流血的，绝对含笑以赴。
这是一份烈士遗书中的部分文字。烈士对死亡的从容，透过单薄的纸页渗透出来。他行文的坦荡，内心的浩荡，让我想到了另一个伟大的中国书生革命者，瞿秋白。
这是一位出生在草堰口，名叫申德辉的烈士生前写下的遗书。这样的遗书，我是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读的，读完后，我一下子懵在那里，不知道如何是好。在多少年之后的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样的遗言太沉重，我不知道该以怎样的文字去接应？
他真的不怕死么？
写这份遗书的时候，他才28岁。他还有一位年迈的母亲，一个年轻的妻子，两个年幼的孩子，对这世界，他还是有很多放不下的牵挂呀！有朋友告诉我，有一本书，叫《碧血丹心》，写的是他曾经的战友回忆他的故事。是这本书让我理解，他为什么能够如此从容的面对死亡。
申德辉，原名申安仁，1917年生于原盐城县十四区陈吴乡申家墩（今建湖县上冈镇草堰口社区路庄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6年，19岁的申安仁考取南京栖霞乡村师范学校，进校不久，改名为德辉，取的是“仁义固须信守，道德更须吾侪彰大”的意思。
申德辉的革命道路，是自己寻找的，像一个信徒不远万里去耶路撒冷朝拜一样。共产党与新四军，就是他内心的信仰与方向。新婚不久的申德辉，从高邮乡村师范读书的邻居傅宗华那里，知道了新四军在江南抗战的情况。为了寻找共产党、投奔新四军，他告别了新婚妻子，报考了高邮乡村师范学校。1940年暑假，申德辉终于找到了地下党的组织。这样的寻找是辛苦而又危险的，白区共产党的工作一直处于不公开状态，而共产党员的身份又是相当敏感的。我能够感受到他当时的心情，就像老电影里面的那些共产党人，深情的叫上一声，同志！眼睛里含着光芒与希望。
1940年7月，经地下党员孙加仲介绍，申德辉成了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入党后，他退学回到家乡，成了一名地下工作者。申德辉以后的人生，便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七·七”事变以后，他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先后担任盐城县十四区财粮员、原建阳县（即建湖）三区公安特派员兼武工队长、县公安局副局长。
三区成立一支10多人的武工队，申德辉兼任队长。当时的三区，工作环境十分险恶，东有上冈敌据点，北有草埝口敌据点，南有石桥头、廖家庄敌据点，伪匪勾结、狼狈为奸。申德辉的具体工作，就是除奸，反伪化，既要斗智，又要斗勇，有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感觉。他带着武工队，不分昼夜，乔装打扮，顺藤摸瓜，抽丝剥茧。汉奸不时的被活捉或处置，敌据点不时的被袭击。他的武工队，也成了惩恶扬善的象征，让一些心存恶意的人闻风丧胆。在苏北的串场河畔，申德辉的名字，被神话般地传颂着。很多人说，他就像当年的“李向阳”。
1942年2月的一天，申德辉带着便衣队员，穿大衣，戴礼帽，化装成敌人头目的样子，行走在通榆公路上，专等来往活动的敌人上钩。我现在想想，这样的除奸方式，需要多大的底气与胆魄呀！那还是一个日本兵横行的年代。路边岔道上，走来一个挑着东西，小贩模样的汉奸，鬼鬼祟祟地探头张望。职业的敏感，让申德辉有了警觉之心。与汉奸的几句话功夫，就让一个汉奸彻底露了底。申德辉的机智与敏锐，非一般人能及。
“老总，有事吗?”
“没事，只想跟你聊聊!”
“看来你对我们三人很关心的嘛，走过去又转回来观察。你是哪里的?”
“我是前庄的，是个遵纪守法的良民。我不是故意注意你们的。”
“良民?你见到我们就鬼头鬼脑地盯梢，还说是良民，我们看你像新四军的探子!”
“老总，老总，别误会，大水冲了龙王庙，我们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这样吧，我就实话实说了吧，我是皇军的探子。最近，上冈据点的皇军，听说土八路的便衣队申德辉等人在这一带活动，谁要是发现上报，大大的有赏。这下你们相信我了吧!”
申德辉义正辞严地说，“我就是申——德——辉，你这个卖国求荣的家伙，快去向你的日本主子邀功请赏吧!”
“啊……我……我不敢……”那汉奸听到申德辉三个字，吓得象筛糠一样。汉奸被带到沙墩处决了，临走时，申德辉还留下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这就是当汉奸的下场！申德辉的行事做人，有一种畅意恩仇的痛快淋漓，他是一个疾恶如仇的正人君子。
1943年秋季的一天，申德辉带了几名队员，去一个叫廖家港口的地方执行公务。廖家庄的敌人探得消息，派出一个连的兵力来偷袭。申德辉总是那么的淡定，一面派人去联络区队、联防队，一面让乡干部组织群众转移，自己带了一个便衣队员，穿过敌人的机枪火力，爬到河堆下封锁了渡口。面对敌人，他从来没有害怕过。在申德辉的人生字典里，好像没有“害怕”这个词。
敌人对申德辉这三个字，是恨之入骨的。他们到处张贴布告，悬赏捉拿。申德辉的处境是相当危险的。面对这一切，申德辉淡淡的说，我一个人的头能值几个钱，敌人就是把我抓去送给主子也交不了账，抗日的人民是杀不完的，怕捉怕杀还能干革命吗?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敌人只得烧了他家的4间草房，这样的做法，让人想笑，真的有点黔驴技穷无可奈何的感觉。无处安身的他，把母亲送到外婆家，把妻子和两岁的男孩送到岳父家，而他自己，依然行走在反伪化的路上，发动抗粮抗税活动，组织民兵破坏敌人交通，切断电话线，镇压汉奸。
1944年冬，天寒地冻。一天夜里，申德辉带了一个队员执行任务，路过院道乡(今草堰口院道村)，留宿在一个叫王德坤的群众家中。没有被子，他们就抱了一些稻草铺下来就睡。王德坤的父母敬重申德辉的为人，把自己的被子给他们，申德辉推让了几次，把被子盖到老人身上。第二天午饭后，申德辉把伙食费交给王家，动身赶路。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把党的章程当作比生命更重的东西。
1945年2月6日，申德辉在尖墩参加三区区委扩大会。散会后，区领导让他顺路回家看看老母亲，并派了两个战士护送。这一看，被一个叫陈中谷的汉奸发现并连夜告密，伪14区自卫队队长陈家绍带领了100多人分三路从郭家河、沙墩、西陈庄3个方向包围了申家墩子。民兵中队长申承德让申德辉跟着群众往外冲。申德辉想到的是，和群众一起跑，敌人发现后若开枪，群众就会有伤亡。他选择了另一条路，想从墩子后面结了冰的小河上滚过去。遗憾的是，河面上冰块破裂的响声暴露了他的行踪。申德辉边跑边还击，打伤了一个伪军，一口气跑到东吉庄附近。当他再次转身还击时，子弹哑火，他被捕了。
申德辉被捕后，关在上冈伪区公所里。党组织四处活动营救，并趁申德辉母亲探监时带信进去。他看了信，深情对母亲说，“你回去转告党组织，不要为我分散斗争力量，不要对敌人抱有幻想。我已自愧不能为党工作了，但愿同志们努力杀敌，早日解放广大苦难同胞。”我想，他在党旗下宣誓的那一刻，已经想到了会有这一天，他是有充分的内心准备的。
像所有的电影情节一样，申德辉作为敌人的眼中钉，被吊起来用棍子打、鞭子抽，打得死去活来之后，又用冷水浇。那时正值严冬，全身的衣服都冻成了冰。敌人想从他嘴里得到口供，结果一无所得。硬的不行，就来软的。申德辉是个孝子，他们让他的母亲来劝降。伪军四十师军法处长任济民对申母说：“你儿子是个人才，将来会有大用的，只要肯签个字，我们就放他出去。”母亲把话告诉了申德辉，申德辉还是一样的态度，“妈妈，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儿子是为民族求解放的，报国何惜此身，宁叫死后英名在，莫叫死后留骂名。”他永远保持着清澈的人格和坚强的底线。无论是优待还是折磨，对他来说，都已经无所谓了。他的内心，只有他认同的“仁义固须信守，道德更须吾侪彰大”的信念。
1945年5月11日，申德辉被押到盐城监狱。伪军法处长亲自审问他，同样是碰了一鼻子灰。下面的细节，让我难以用笔去描写，这是比死更可怕的细节。伪军法处长对他采取了更卑鄙残酷的手段，折磨他的意志与精神，除了严刑拷打，还把他关进水牢，让蚊子咬、苍蝇叮，又向水牢里倒了许多大粪，那些虫蛆，一直爬到申德辉的耳朵里。意志力不强的人，早就崩溃了。如此非人的折磨，依然没有改变他的内心。他柔弱的身体下面，永远掩藏着无法折断的气节。
写到这里，我的眼泪忍不住下来了。仿佛他是我的亲人，他的侮辱与委屈，是替我受的。我不知道，他是如何承受得了这样的摧残？母亲最后一次探监时，他说：“革命快胜利了，但是我是不能活着出去了，你们一定要跟共产党走，相信党是不会亏待你们的。”到生命最后一刻，他的意志依然是清醒而坚定的，他是多么的坚信，他的信念是正确的。
1945年11月10日，盐城解放。遗憾的是，就像申德辉预先想到的一样，在解放的十多天前，丧心病狂的敌人把申德辉押到了盐城永宁寺藏经楼，秘密地活埋进旁边的石灰塘。那年，他才28岁。一个有才华与胆魄的年轻人，就这样离开了我们。我能够想像他就义前的样子，凛然、镇静，仿佛是去赴人生的另一场约会。他真的是那种视死如归的人。那天，盐城的天空一定是灰色的。
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他抱着多么大的热情，把生命奉献给自己的信念和国家。我惋叹感慨他的年轻，敬重他的灵魂。
意志用钢铁铸成——记滕天美烈士
在沿河乡的自强村，有一位叫滕天美的烈士。
滕天美，1895年出生，家境贫寒，靠租种地主的土地生活。与那个年代所有的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默默承受着生活的穷困与苦难，这样的生活方式，一直持续到他四十六岁。
压迫多年的苏北大地渐渐苏醒，革命的火花在苏北大地上频频闪烁，吸引着一些内心渴望平等自由的人。1941年，46岁的滕天美，认识了当时在盐城县十一区民运工作队工作的夏飞、赵振民，他第一次知道了平等这个词，知道了压迫之后应该有的是反抗。46岁的滕天美从一个纯粹的农民成为一名革命者，一名共产党员。当年，对一个种地的农民来说，46岁应该是一个步入暮年的年龄了。到了这个年龄的人，多半会褪去火气与理想，向命运与生活妥协了。而他的人生，才真正开始。
滕天美任乡农救会会长，又提升为农教会会长，建阳县成立后（即今建湖县），任县农教会委员。农救会是农民抗日救国会的简称，是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抗日根据地成立的以贫雇农为骨干、吸收中农参加的抗日救国组织。
作为农救会长，滕天美领着穷苦农民打土豪，斗地主，实行“二五减租，四六分收”的方法，大大削弱了地方恶霸的嚣张气焰，使劳苦大众获得生息的机会。任职期间，还协助区公安特派员搞好除奸工作，筹粮、借枪扩大民兵武装，开展反伪化斗争，带头送儿子滕竹辉参军。日伪下乡扫荡，他连续几天不睡觉，帮助塘河大队埋藏武器。滕天美的工作，已经远远超出了农救会长的范围。
好景不长。1942年10月，附近的东夏庄、大崔庄等地进驻了日本兵，当地的大地主戴德山、夏志良之流，摇身一变，成了汉奸卖国贼。从此，日伪勾结，烧杀抢掠，追捕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着水乡。滕天美的工作转入了地下。他白天隐蔽在茫茫芦荡，夜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那时专门成立了除奸团，滕天美任除奸团团长。在敌强我弱的前提下，和敌人打迂回战、游击战、歼灭战，炸炮楼、烧据点、捉鬼子，敌人准备悬赏捉拿滕天美。
1943年5月17日晚，滕天美秘密来到家乡桑树沟，召开党支部会议，传达上级关于征收公粮和继续开展对日伪斗争的任务。由于汉奸告密，敌人突然前来追捕。当时的他，完全可以立即转移，摆脱敌人。但为了掩护其他同志撤离，滕天美不幸被捕。那个年代的人，遇到困难时，哪怕是与生命安危有关的困难，第一想到的，多半不是自己。把生留给自己的战友，留给父老乡亲，这是他们最直接的思维方式。
滕天美被带到不远的东夏庄敌据点。敌人连夜突击审讯，他们想从他的嘴里掏出有价值的东西：地下党员的名单和埋藏枪支的地点。敌人用了与渣滓洞审讯共产党人那样残酷的刑罚，针刺十指、烙铁烙全身、沸水烫、刺刀戳、踩扛踩、皮鞭抽，这些酷刑，不是一个个简单的汉字，它们都是挑战人的疼痛神经的罪恶手段。敌人寄希望于这些曾经令许多人发抖、丧失意志的酷刑能在他身上产生作用。滕天美坚定地说：“要命有一条，要我出卖同志、交出武器，办不到！”最后，他的牙齿被打掉，腿被踩断，遍体鳞伤，但始终没有透露出一点点秘密。
1943年5月18日凌晨四时，滕天美同志被秘密杀害。牺牲时，年仅47岁。在行刑前，伪旅长又一次劝降，滕天美没有理睬，对于苟且偷生，他是不齿的。他的头颅，被割下来挂在东夏庄大桥上示众。这些历史中的文字，带给我的，除了震撼，更多的是肃然的敬意和无限的隐痛。
滕天美烈士牺牲后，当时的建阳县政府把义滕乡（今沿河镇）更名为天美乡，以纪念这位血性刚烈的忠义之士。
滕天美这三个字，在建湖战争史上，是坚贞不屈的代名词。我问过我身边的人，可否知道有一个叫滕天美的烈士？想不到我得到的答案多半是否定的。这样一个细节，在阔大的历史进程里，真的渺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已经学得那么精明、那么识时务的我们，还有多少人愿意在现实生活的压力下坚持自己的修为？有谁还愿意把自己的信念高高举过额头呢？相比之下，作为一个人，我们是不是少了些什么？
令日伪胆寒的“活线手”——记王鸿章烈士
提起王鸿章，建湖西北一带的老一辈人多半都知道，并且谈起来会滔滔不绝。王鸿章三个字，在他们的心里，是被神话了的。他们说王鸿章时，仿佛是在说一个神，一个高大威猛、疾恶如仇、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神。
据老一辈人回忆，王鸿章确实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身材高而瘦，常年骑着一头毛驴，身上背着一支小马枪，枪杆上挂着红黄两色的丝线穗子，风一吹，穗子微微飘动。这样的装扮，有点戏剧化的夸张，也有点江湖大侠的感觉。不止是他的装扮，他的作派也是与众不同的。在本地人眼里，已经习以为常，而对于外地人，他就是一道可以驻足的风景。
我想多花一点笔墨，说说他的毛驴和枪上的穗子。那是1943年秋的事情，当时的建阳县在高作召开民兵大会，县长树海、县委书记金韬得知王鸿章患有严重的关节炎，行走不方便，请了县里的名医为他治病，授予他“抗日英雄”的光荣称号，还奖励他一头毛驴与一支小马枪。那小马枪上的穗子，是当时的女队员为老队长出席这次大会特制的，用了 23根红丝线和78根黄丝线，这样的数字，是有着很深的用意的。23根红丝线，意蕴着他带领的队伍击毙了23名日寇；78根黄丝线，意蕴着他带领的队伍消灭了78名伪军。
王鸿章，今建湖县建阳镇瓦瓷村陈家圩人，1898年生。父亲王文茂，读过几年私塾，后因家贫辍学回家务农。在父亲的影响下，王鸿章很小就懂得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朴素道理，并把这样的道理作为一生的信念。
1940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大丰县白驹镇的狮子口胜利会师后，解放了盐阜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各县区建立了地方武装。王鸿章被任命为湖丰乡民兵中队长。当上队长的王鸿章，已经42岁了。42岁的王鸿章，依然一个血性的汉子，铁骨铜身、铿锵勇武。
民兵中队长，不是任命后走马上任的官，他得自己去寻找民兵，充实自己的队伍。民兵的力量来自于民间，他先动员了自己的儿子、媳妇。于是，他的这支队伍里有大儿子王传志、媳妇祁东宝、二儿子王传中、三儿子王传爱、侄儿王传树、王传亮、王传如，21名成员中，王氏家族几乎占了一半。这样的武装，有点杨家将的感觉。当地的人也亲切的称他们为“王家军”。
王鸿章，有神枪手之称。小的时候，经常跟随父亲打猎，枪响麻雀落，练得一手好枪法。他的枪法，有出神入化之感。一次参加地方的模范班，在半里路外打了两枪，把从荡西来此抢劫的两条匪船桅子上的“铃铛米子”打得粉碎，吓得船匪弃船而逃。
王鸿章的枪法，有点像中国画的留白，给对手更多想像的空间，每一次的战争，总能叫敌人落荒而逃、狼狈不堪。在当时的沿荡地区，有土匪武装，也有日伪军，干的多半是扰民扫荡的勾当。有一次，一支200多人的土匪武装，来湖丰乡一带抢掠扰民，王鸿章率领的民兵打死打伤匪兵11人，剩下的大部分匪军，吓得仓惶逃走。有一次，湖垛的日伪军50多人来建阳北的廖家沟一带扫荡，王鸿章带领队伍埋伏在杨庄桥口，待敌人靠近时，他只开了三枪，击毙了三个敌人，日伪军沿着河坎溜走了，一场还没有开始的扫荡就这样结束了。还有一次，湖垛日伪军在一个叫木木田的小队长率领下，来建阳北一带扫荡，当他们来到一个叫杨家小圈子的地方时，一个日本小头目爬上一户人家的屋顶，煞有其事的拿着望远镜观望远处的目标，被王鸿章一枪击中，滚下屋去。木木田吓得不知所措，慌忙撤兵逃离。
1945年2月下旬，盐城专员公署在阜宁县召开盐阜区首届民兵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有663人。骑着毛驴、背着小马枪、腰挂盒子枪的王鸿章参加了会议。在会上，当时的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特别介绍了王鸿章，王鸿章的名字与他的传奇故事，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被更多的盐阜人知道。
战火岁月，九死一生。1945年5月15日，王鸿章奉命带领民兵去沿河区执行任务，回击来五区西马沟抢掠的湖垛伪军。在战斗中，湖垛伪军来了一个连的增援部队，他们用机枪扫射，用小钢炮轰炸。这是一场敌我力量悬殊的战斗。在女儿河畔，王鸿章打死了三名伪军。他边打边撤，腿部被子弹打中，倒在花园桥南的坟地里。大儿子王传志和队员决定背着他先撤，被他拒绝了。他说，敌人人多势众，你们赶快撤，我反正不行了，留下来拖住他们，不然你们就走不了了。像早年的革命电影里一样，在生死关头，他把儿子和队员催走之后，卧伏在一坟滩旁，阻击来犯的敌人，为区队的后撤赢得了时间。伪谍报队的队长（抗战胜利后归案伏法）也是名神枪手，他得知对方是王鸿章并且负了伤时，便绕到坟滩后，开枪击中王的腹部。他们是想活捉王鸿章。这时敌人像潮水般包围过来，却无一人敢走近他，对他的枪法，他们仍然是害怕的。
孤立无援的王鸿章，忍着剧痛又开枪打死了七名伪军。这时，枪中仅剩一颗子弹，王鸿章毅然对准自己的胸膛，开枪。一个性情刚烈的男子，宁愿自绝生命，也不愿承受侮辱。一声枪声骤停，天地格外寂静，回响着英雄血液里发出的金属撞击时的那种鸣响。英雄殷红的热血，构成一个永恒的，让人难忘的沉重瞬间。
这几年来，王鸿章一直是悬在对手头上的定时炸弹，时时令他们惊恐与不安。他生前死后都是让他们异常敬畏的人物。王鸿章的牺牲，也令他们欣喜若狂。为了泄愤，他们竟然将王鸿章的尸体运至湖垛，还残忍地将他的头颅割下来，挂在大桥上示众，把尸体开膛以后，浇上煤油焚烧。对一个死去的人用这样的方式，足以看出他们在王鸿章烈士面前的怯懦与无能。
1946年6月17日，《盐阜大众报》以“王家将 父子兵”为题，介绍了王鸿章的故事。上世纪50年代中期，建湖县人民委员会将烈士牺牲地命名为鸿章乡以资纪念，并在王鸿章牺牲的近湖镇东冯村与王鸿章的家乡建阳镇成墩村，建立了王鸿章烈士纪念碑，表达对他的敬意与哀思。
一个与座山雕打交道的人——记符炳生烈士
在黑龙江省，有一个县叫杜尔伯特，在这个县，一个叫杏树岗的烈士陵园里，有这样的一个墓，墓碑上写着：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七日下午，我军新四军三师八旅骑兵
团会和杜尔伯特旗保安大队及林甸驻军组成五百多人的蒙汉
联军共有四十七名同志壮烈牺牲。仅知四位烈士：杨邦华烈士、
付炳生烈士（江苏省建胡县人）、吕文义烈士（江苏省建胡县
人）。
碑文中提到的建胡，就是建湖。可能是地理距离的遥远，理解上有了偏差。碑文说是四位烈士，可是仅列出三人，不知道这其中的缘故，而其中提到的付炳生，应为符炳生。今天，我想写的，就是这位名叫符炳生的烈士，一个同样与座山雕打交道的人。说到座山雕，人们总会想到曲波老师的《林海雪原》，想到那个高唱着“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抒豪情，寄壮志，面对群山”的杨子荣，还有那个凶狠残暴、杀人不眨眼的座山雕。
我首先想说的是，这不是《林海雪原》的原型故事，这是一段与《林海雪原》类似的真实历史。座山雕，也不是特指《林海雪原》的原型张乐山。在东北，座山雕是老谋深算、诡计多端、心狠手辣的匪首的代名词。
符炳生，1918年出生，高作人。1938年，这个叫符炳生的青年，穿上了新四军的军装，开始了一个军人的战争生涯。1940年黄桥战役负伤，回到家乡任民兵中队长，以后的时间，一直为保卫自己的家乡，与日伪军发生着刀光剑影的斗争。1944年，符炳生再一次参军，从苏北建湖的高作乡出发，经历涟水、淮城、东北锦州、四平等战斗，一路风餐露宿，一路枪林弹雨，一直打到遥远的北方，一个叫黑龙江省杜尔伯特县的地方。
关于他的资料，很少很少。《安达县志》有一段这样的记载：1946年8月，驻安达县城东北民主联军三师八旅骑兵团将匪首戴明山、王克服、刘洪山等300多名匪徒包围在二区杏树岗村。激战两个多小时，击毙匪首王克服及其女儿“双枪手”，打伤刘洪山，大部匪徒被歼灭。在今天的大庆市西南大约80公里的杏树岗，原先隶属于安达县，后来改属杜尔柏特县。
这里说的东北民主联军第三师八旅骑兵团，就是符炳生所在的部队，一支剿匪部队，归属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是来自江苏省建湖县的新四军3师8旅的老部队，黄克诚是首长。1946年在黑龙江省安达驻扎。
1946年时，在杏树岗盘踞着一个名叫王克服（一作王克复）的土匪，此人同样的老谋深算、诡计多端、心狠手辣，当地人也叫他座山雕。伪满时期，他出任屯长、村长(甲长、保长)，抗日胜利后投靠了国民党。黄克诚将军带领新四军3师北上部队解放西满地区后，王克服发动了叛乱，既祸国，又殃民。对他的围剿，自然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杏树岗，是一座长满野杏树的高山岗，上有4座炮台，南面开阔地面上挖有1丈多深的壕沟做暗堡群。这样的一座高山岗，明碉暗堡，如同迷宫，地形上的生疏，使围剿的部队一直处于被动状态。
座山雕王克服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在第3师8旅骑兵团里有一个内线，叫任振清。这个任振清，原是当地的“棚炮头”（土匪小头目），解放齐齐哈尔后，他被迫带了十几个人和一些枪投诚，编入了骑兵团。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成为第3师8旅骑兵团战士的任振清，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用拜把子笼络人心，企图东山再起，给围剿工作增加了难度。符炳生就是他的副班长。经组织批准，符炳生与任振清拜了把子，称“老二”。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摸清敌情，部队首长决定派人打进匪巢。 当时的符炳生，在骑兵团特务营，懂胡语，也就是黑道上的话。这样的人选，非他莫属。符炳生带着4个战士，上山投奔座山雕。座山雕的残暴与阴险，是众所周知的，这几乎是一条不归路。我想，符炳生上山前，一定也是清楚的。
与小说《林海雪原》的情节一样，上山的符炳生也要应对类似于“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之类的黑话。符炳生上山后，因懂得匪规、匪话，很快得到了座山雕的信任，把守东南角的炮台。得到信任后的符炳生，迅速摸清了地形、炮火点的位置，绘成了军事机密图，准备与地方交通员王大嫂接头，把情报送出去。关键时刻，刚进岗子的王大嫂被土匪识破。土匪以最极端的方式，吊在火上烤、放在大锅里蒸煮，把她活活折磨死。这时离进攻山寨的时间只剩三天，没有军事机密图，如何进攻？无奈之下，符炳生派战友周和借瞭望之机下了山岗，回去接应围剿部队。周和的离开，被王克服发现，作为同行而来的符炳生，身份被怀疑。符炳生知道围剿战斗就要打响，面对王克服的质问，坦然亮出了自己的身份，让他们缴械投降。座山雕王克服的残暴是符炳生没有料到的，他的左右两臂被座山雕用刀各割了一块肉。我是一个对疼痛过分敏感的人，我不知道当时的符炳生烈士，经历的是怎样的疼痛？这是比死残酷百倍的感受！后来的符炳生，被用黑道上最毒辣、最残忍的方式杀害了。那样的细节没有人知道,也是一个让人不敢去想像的历史现实。接着，符炳生的战友周和循着熟悉的山道，击毙了王克服。周和不幸中弹，也壮烈牺牲。
战乱年代的一个小小分离，也许就是永久的诀别。牺牲时的符炳生，才28岁。他的身体，永远长眠在林海雪原中。
1918年出生的符炳生，离开家乡时，已经是二十六岁了，上有父母，下有妻儿。我不知道，他当年离开家乡时，是什么样的心情。从建湖高作到黑龙江省杜尔伯特县，这是多么远的一条路？那样的长途跋涉，是何等的艰辛？这一路上，要经历多少的风霜雨雪、电闪雷鸣？一个在苏北平原长大的人，如何适应东北冰天雪地的气候？在想念家乡、想念亲人的时候，他有过绞人心肺的疼痛吗？他知不知道，他去的是一条不归路？
我想，以后我若再看《林海雪原》这本小说，再看《林海雪原》这部电影时，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因为我知道在一段类似的真实历史里，有一个我的老乡，他的名字叫符炳生。
江阴要塞起义与唐氏兄弟
最近，一直在看一本书，叫《唐氏五兄弟》。写的是在草埝口镇，曾经有五个唐姓的亲兄弟，先后投身革命。他们出身富裕家庭，受过良好教育。他们的革命意识，不是出于生活的无奈，而是出于内心的良知与正义。他们对革命，秉持着理想与圣洁的人性光辉。
2009年，中央电视台播过一部叫《江阴要塞》的电视剧，24集。剧中的男一号唐炳霖和男二号唐炳昱，就是唐氏五兄弟中的老四唐秉琳和老五唐秉煜；剧中的唐君照就是五兄弟中的老二。二哥的身份为共产党员，华中五地委宣传部长，四弟与五弟为国民党江阴要塞的军官。因为不同的政见，服务于不同的政党，他们的理想却是一致的，救国家救民族于危险之中。
江阴要塞，又称江海门户、锁航要塞，是整个长江防线上最为重要的关口，古来兵家必争之地。解放战争时期，江阴要塞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的首选地点。国民党在仅有60华里的防御正面，部署了炮兵总台、守备总队、游动炮团及工兵营等，总计兵力约7000人，相当于1个军的建制；配备了100毫米榴弹炮、加农炮各20门，37战防炮16门，57战防炮36门，25机关炮2门。国民党高级将领汤恩伯说过，江阴要塞是铁打的防线，老虎狮子也休想攻下它。任何想要在此渡江者，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历史现实中的唐秉琳，与剧中的唐炳霖一样，宽厚稳健、柔中带刚。他做人与带兵都张弛有度，这是作为一个地下工作者应有的最宝贵素质。作为炮兵总台长，江阴要塞就是他心中的一张地图。在整个起义过程中，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历史现实中的唐秉煜，国防部三厅少校参谋，后调要塞炮台任工兵营营长。与剧中的唐炳昱一样，有着清秀俊朗的外表，血气方刚、机敏矫捷、年轻气盛，还有一双随时刻能冒出火花的眼睛。
1946年春夏之际，唐君照接到大哥唐君鄂转来的一封家信，是四弟唐秉琳、五弟唐秉煜用约定的暗语写的。信的原文是，我们在外跑单帮，小本经营蚀了本，做生意很难，希望回家做大生意。这封信的本意是，脱离国民党，投奔苏北解放区。共产党华中工委的领导看过了这封信，派当时任上冈副区长的唐坚华（唐秉琳的堂侄）去上海，和唐秉琳会了面，要求他们弟兄继续留在白区工作，争取发动江阴要塞的起义。二哥唐君照特意转道看望唐秉琳，要求弟弟支持中国共产党。时任三野十兵团司令员的叶飞对他们提出了“保持六十里防区，控制三个到四个港口，迎接我军部队登陆。所谓迎接,即不打枪，不打炮。完成这个即为“渡江第一功”的要求。
从此，唐秉琳、唐秉煜的政治身份发生了巨大转变，从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成为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地下工作，有如逆水行舟，处处设防，仍防不胜防。那无处不在的冷枪与暗箭，随时可能击中自己。起义更是一件极危险的事情，以地下工作者的名义发动起义，更是雪上加霜的危险，这后果，唐秉琳、唐炳煜是心知肚明的。我想，他们多半是抱了赴死的决心的去做的。
在国民党投入精力最多的关卡上，领导7000余人的起义，是一件缓慢而艰难的过程，仿佛是在刀尖上跳舞，需要足够的心智与远见，还有镇定与从容，如24集电视剧中一样的惊心动魄、险象环生，绝不亚于指挥一场正面战争。他们慢慢地拉笼人心，取得了同乡、黄埔军校的师兄江阴要塞司令戴永湘的信任，继而逐一控制了总炮台、守备总队、游炮团，最后架空了戴永湘，实质上掌控了江阴要塞的兵权。
1949年4月21日晨7时，国民党军江阴要塞官兵7000余人，在吴铭、唐秉琳、唐秉煜等人的率领下，召开全体官兵大会，宣布反蒋战场起义，正式由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接管。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正式打响，解放军的部队长驱直入，直捣反动派的老巢——南京。1949年5月，第三野战军派唐君照到江阴要塞进行整编工作，江阴要塞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江阴要塞。
在今天的江阴渡江战役纪念馆，有唐秉琳资料展区，陈列着唐秉琳在渡江战役前夕用过的望远镜、军用地图量距仪、军用绘图工具等。
谁是最可爱的人？这是多少年前作家魏巍说的。我觉得，他们就是最可爱的人，是最值得我们记忆和缅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