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说“八年抗战”，那是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算起的，但是也有一种说法，抗战应该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算。这里汇集有关资料，简要作一论断，供参阅。
一、1931年9月18日日本策划“柳条湖事件”，发动对中国东北的战争，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很快落入敌手，所以“九一八”一直被视为“国耻日”。但客观来看，虽然蒋介石推行的是“不抵抗政策”，张学良也严令东北军不得抵抗，但实际上从日本发动对东北的战争开始，中国军队与人民的抗战就开始了。东北军中最为出名的有马占山部嫩江桥抗战，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东北各地挺身而出，组织带领东北人民开展全面抗战，后来诞生了著名的“东北抗日联合军”，也就是传扬至今的“抗联”，而全国人民抗日情绪更是高涨。只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置民族大义不顾，把“攘外应先安内”更改为“攘外必先安内”，集中力量进攻红军，寄希望于国联来遏制日本的侵华野心，终于导致东北沦陷。
毛泽东同志《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
我以为，1931年9月18日是国耻日，又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日，不认识到这一点，既不能客观地反映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至1937年“七七事变”期间的历史事实，也会导致人们对中华民族面对民族危机誓死抵抗的误判。中国是“十四年抗战”，而不仅仅是“八年抗战”。
二、日本军队占领东三省以后，一直阴谋策划全面对华战争。从1937年6月起，驻丰台的日军连续举行军事演习。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借口演习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要求。日军向卢沟桥一带开火，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37师219团奋起还击，由此掀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
日军发起“七七事变”后，在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占领中国！”“为保卫国土流血！”的口号。蒋介石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蒋介石曾致电宋哲元、秦德纯（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等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卢沟桥、长辛店万不可失守”。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关于解决卢沟桥事变的谈话，他向全国人民宣布：“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序幕。可以说，1937年7月7日，是中国全国的抗日战争的起点，其重要的标志是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七七事变”后，中国的抗日战争才步入全国总动员总参与。
中国全面进行抗日战争是建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之上的，而这个统一战线的形成则是东北人民和全中国人民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换来的，是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业为重的牺牲精神换来的，是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率领东北军与西北军官兵发动的“双十二事变”以及许多国民党深明大义人士用自己的自由与生命换来的。
三、关于日本的“大陆政策（又称大陆经略政策）”，一直以来人们认为是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不甘处岛国之境”，立足于用战争手段侵略和吞并中国、朝鲜等周边大陆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是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主要特征和表现。我以为，所谓“大陆政策”，是指作为岛国的日本向中国和朝鲜等大陆国家进行武力扩张,梦想称霸亚洲、征服全世界的侵略总方针。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确实源于明治维新前后奠定的经济、政治、军事，尤其是思想基础。这一大陆政策共分六步：吞并台湾→吞并朝鲜→吞并满蒙→吞并中国→称霸亚洲→称霸世界。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日本“大陆政策”的根源实际要比这早得多，深得多，最早提出这种大陆经略思想的应当是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是日本战国时代末期封建领主，是继室町幕府之后，完成近代首次统一日本的大名，1590～1598年期间日本的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治国有方，多年战乱的日本一时间国泰民安。丰臣秀吉决心抛弃日本对中华文化的仰慕，建立一个包括日本中国印度朝鲜在内的亚洲大帝国，这是此后数百年来日本征服亚洲思想的发端。丰臣秀吉侵略中国必须先搞掂朝鲜，1590年他给朝鲜国王写信，说要假道朝鲜：“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此乃吾之宿志。”此要求当然被当时是大明帝国属国的朝鲜拒绝了。丰臣秀吉把统领全日本的官职（关白）让给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专事侵华的军务准备。兵备齐全后，他宣布迁都北京的准备令：“奉天皇于大唐（明）之京都（迁都北京），可于明后年幸，将京城（北京）附近之十国（县）可供圣上（天皇）御用”，“周围百国（县）吾儿（养子）领有”，他准备放弃日本本土，交由他人统治。自己专门在中华坐镇享福。不久他放言，将“乘日本船渡海，居守宁波府”，因为宁波府“近天竺（印度）”，以便“尊圣意，占领天竺”。追溯以往，就是说不能轻视日本右翼的那种否定侵略战争的言论，其中包藏的祸心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