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不应搞成断烂朝报
“断烂朝报”一语，出自宋代大改革家王安石对《春秋》的戏称，事载《宋史·王安石传》（卷327）。所谓断烂朝报，本来指凌乱不完整、混杂不系统的官方文告，后来主要用来指书籍内容凌乱混杂、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家谱当然不是官方文书，素来也没有谁给它定下什么标准，一千个编者就是一千种家谱。不过，家谱编出来以后，其不同的效用也就由不得编者了，不论编者自我感觉如何，也不论编者找出多少种借口来为自己解释，事实上其中也有三六九等。也有人说，这家谱是人家家族内部的文书，似乎无有必要去作公众研究，我想，一个家族只要需要编纂家谱，看来其群体也定然具有一定规模，而且还会希望这规模越加宏大，那么虽是内部文书，但实际也涉及到公众利益，那么希望家谱编出一定水平可能也是合理的要求。
家谱编纂界（姑妄称之）一向推崇的是苏轼、欧阳修所编的家谱，笔者身处僻乡，更主要的是本地苏姓虽多，但尚未发现自称为苏轼一族嫡传；欧阳本少，更未传下修先生所修之谱，故而虽晓大名，确无由得观，自然会使自己的眼界无法更加宽广，识见无法深邃。然而，这世界自然包括家谱编纂界，不可能只是宽广与深邃者之天下，总得有不太宽广与不太深邃者，甚至是狭隘与浅薄者立足期间，才更可见立于鸡群之鹤。说这些实是因为评价家谱会涉及到编者，所论只是就谱论谱，决无其他目的。
笔者对家谱其实从小并无甚好感，其源并非本人不好读书，实在是因为与家谱一次偶遇而然。那时“文革”初起，《人民日报》一声号令，全国上下团结一心，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时首先大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家谱之类更是在扫除之类，我家那时在上冈公社大院，全公社所搜缴的四旧之物堆放于大会堂台上，包括大花轿、菩萨像，还有好多好多的古书，等待着与祝融氏（火之古称也）的亲密会见。那时我尚年幼，心中“窃书不为偷”的想法甚为强烈，然而终于不敢。夏天某日，家中来了亲戚，遂借宿于大会堂附近之一屋，床上枕头之物竟是数本古书，心中窃喜可想而知。其时的人们可能自我革命的精神都甚为强烈，其实现在想来除了是自己那颗红心在监督，不可能有谁会在暗中看我会不会翻动那些古书。然而到了深夜，我还是凭着一种冒险精神，去看看枕在头下的是些什么宝物。可是那只是几册家谱，只是有一本上有几位老祖宗的画像还让我觉得颇有看头，其他实在没劲。失望之余，导致此后数十年中我对家谱之物绝无好感。改革开放以后，编纂家谱之风渐起渐浓，我起始实在是嗤之以鼻，此时读过几本古书，知道儿时不满家谱，是因为家谱颇近“断烂朝报”，其实有许多家谱连这也达不到，只是断烂名录而已。
到了知天命之年，才知道这实际是“认天命”或者“认命”的一种雅致的说法，对于绝大多数功不成名未就之凡人，这就是自我解嘲，让人们平抚心中失意之痛。此时，人们对事物的宽容程度或许进入一生最高境界，如我对家谱在接触时已然没有了儿时的不满与壮年的讨厌。在长辈的家谱稿本上冒昧地改了几处，他们本着爱幼之心把我也列名于祭文编撰者之列，于是我汗颜不已。
近来因为工作需要，翻阅了上百种家谱，当然这相对于五六万种家谱来说，实在是管窥而已，然而由此所见之一斑，也就有些想法，觉得家谱应该是家族内部的一种读物。如是说家谱有其特殊性，必然是人名的罗列，但是罗列之法恐怕也各有招数，反正从我所阅读的这百十种家谱就感觉到，有的家谱罗列有致，有的只能说是杂乱无章。人名的堆积会产生严重的美感破坏与阅读欲望摧毁，不少家谱的编者估计有着同样的感受，罗列人名方面想了许多很有意思的办法。可以这样讲，大家都意识到家谱不应该编成断烂朝报。
家谱应该是家族志
家谱（族谱、宗谱）应该是家族志，这在实践中已经有很好的例子，只是没有人鲜明地提出来。我想这可能也是导致目前编纂家谱缺乏明确标准，有些只是把世系加以勾勒，人名简单罗列而已。家谱虽是记的某一个家族，似乎是家族之事，然而家族是存在于社会的一个群体。群体的状况也是整体社会状况的一部分，群体本身的状况即有着社会研究之价值，既然是家族志，那么家谱就应该尽可能地保存家族中有价值的资料。这样来看，世系、谱名等只是最起码的内容，仅此还不能称得上一本有社会价值的家谱，换言之，编纂者实际是未能为家族尽到揭示社会价值的责任。我以为，家谱中至少有以下几类资料应尽可能地保留：
一是世系、谱名、祭文、成谱经过等。世系对家族来说是最为重要，家谱自然会着力于此，自不必多说。谱名的纪实性很重要，许多谱中对入谱之人名字的实际状况没有如实记录，特别是对未按班辈用字起名者，径直加班辈字或改班辈字，此是最为无理的行为。关于祭文，这里仅就其保存而论，祭文的写法另文再议。有许多家谱中祭文采用空格式，实际是为后代留下每年祭祖时的祭文格式，这自然也无可厚非，但不是最佳保存方式。符合资料保存原则的做法是，把此次修谱后的首祭祭文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这样首祭的有关资料也能得以存留，如主祭人、助祭人等，再说首祭祭文应该有其自己的特点。成谱经过，保存的实际是社会大背景、家族内部对成谱的态度与贡献，不过这里要强调的是对捐款者宣传要适度，切不可让后人及外族人觉得修谱者认钱不认人。
二是家训及其传承与内涵。家谱不录载家训，便失了灵魂，一切便无意义。录载家训，应该说明其来龙去脉，把演变过程叙述清楚，同时要解释其内涵，说明演变的道理。
三是入谱人物的个人资料。不少家谱只录人名，有的仅标注子与女，这些是很不够的，编纂者实际应负失载之责。至少应记录入谱人物的生卒年月日、主要职业与经历。《建湖路氏统谱》中对一些因病去世及非正常死亡者，均明确记录有死亡的病种及死亡原因，其社会研究价值甚高。从中可见当时社会状况，对常见病的分析于医学也有特殊意义。自然这样一来，编纂者的工作压力便会加大，但于家族于社会实在是做了一件无法替代的事。而对于家族名人的资料则应该更加应该详实，《四知堂杨氏盐城支谱新立庄支》中录载一位革命烈士杨忠罗，虽然事迹有些过简，但编者录载了杨忠罗烈士的烈士证明书复印件，烈士的事迹有所补充，可信度自然提高，而且对于革命史研究有着重要作用。
四是家族收藏的社会各方面的资料。共性与个性的资料都是有价值的，有许多资料我们可能认为并无多大价值，其实对后人会有价值。《孙氏宗谱高作支谱》中收录了清乾隆47年（1782）至光绪20年（1894）100年间淮安府学、盐城县学宗师所出的11道科考、岁考文题，这对于科考史、盐城教育史的研究有着很特殊的价值。有的家谱中收录有革命烈士证明书、军属证明书、结婚证书、家族茔地地产权书、残存老谱、家族名人书法、老照片等，这些都有着很高的认知价值。有的家谱中收录有当时名人所作的谱序、人物赞语、人物传记、碑记等，也是相当珍贵的社会关系资料。比如《古盐高家庄高氏宗谱》中录存的季龙图光绪28年（1902）所作的《高氏刘孺人传》，我们从中不但可以知道刘氏的基本事迹，可以知道当时旌表的方式，而且更可以了解到季龙图的忠孝观、烈女观。一般的记载中只记季龙图号瑞章，而从此文中可以知道其号亦可写作“瑞璋”，当然如果能录存真迹更为可靠。
五是家族传说故事。这种资料有的听上去有些荒唐，但家族口口相传下来，一方面家族情结结包含其中，另一方面实际也是民间文学的一部分。特别是这些家族传说一般是解释家族迁延史、祖先创业与发迹史、家族特异现象等，其内容及构成方式都有很高的价值。比如《建湖芦沟朱庄朱氏宗谱》有《本宗发韧地朱庄的掌故和传说》，共录了南瓜宝地、深水塘、家祠百株桑树、朱家圈子等四则传说故事，很有家族特点，很有研究价值。比如家祠百株桑树，朱庄朱氏宗祠，四周栽植有百余棵桑树。在合作化之前，这些桑树一般都达两三丈高，面盆粗。按照苏北里下河的旧俗，房屋前后是不适宜栽植含有苦味和不吉祥谐音的树林的，连打家具都忌用桑楝等树木，更不用说是一个宗族的圣地家祠了。那么，本族祖先为什么要在家祠四周栽植谐音为伤、殇或丧的桑树呢？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喻意呢？这在当时和现在，包括本族子孙和外姓旁人，始终都是一个难解的谜。我们依据有关资料加上合理的猜测。认为祖先栽植桑树有三种喻意。一是建祠时处清朝末年，朱姓明朝是因满清入主中原而灭亡的，反清复明的思想一直在包括朱姓在内的汉族人民心中萌动。桑者，丧也，喻意是中原被外族坐了江山，汉人丧失了主权，应记住这丧国之痛。再者，桑者殇也，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反清复明而献身的人们。二是桑梓，古人都把其作为故乡的代称。栽植桑树意在要族人及后辈不忘家乡故土，车水马龙忘祖先。三是桑椹是桑树的果实，俗称桑树枣子，成熟后呈紫红色，其籽生命力比较顽强。桑树高大挺拔，根深叶茂，木质细腻坚硬，且能防腐，数十年才能成材。别族见桑畏退三步，而我族祖先植桑于宗祠，喻意着朱氏族人要象桑树一样纵横交错，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
家谱采芹录小议
采芹，此科举时代指考中秀才入学做生员之代用辞。此语本于《诗经·鲁颂·泮水》：“思乐泮水，薄采其芹。”泮宫，古代诸侯之学舍，后代指官办之学。科举时代读书人经府试考中秀才，即入官学，称为入学，又称入泮，或曰游泮，进而变其辞为采芹。此为科考重要一步，再后便可考举人，一旦中举再中进士，则可步入仕途，一步登天，鱼跃龙门。
家谱虽是族人共有，自当以世系入谱，平等看待，而不必论官职财富，然而家谱又毕竟是传承导向之书，如此能体现祖先精神，践行家训传统，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早就有家谱中设有“采芹录”，以彰显本姓中读书成才之士，当然在过去纯乎所谓光宗耀祖，所择标准自然不外富贵二字。一般苏北人家多是以“耕读”为家训，然而总以为能够耀门庭者“读”而已，读则求学，学而优则仕，仕而不论其清官廉吏，亦不论其贪官污吏，总以官职大者为尊，而于“耕”则不屑一顾，我所阅数百种家谱，只少数几种有将老农列为名人。所以只设《采芹录》是不完整的。当然现在人们多有把“采芹”广义理解为名人，只要能范围放宽些，标准明确些，也未为不可。现在许多续编的家谱专列本族考入大专院校学生名录，这当然很好，但只此自然很不完整，也完全没有能够与时俱进。我以为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家谱中应该设立广义的采芹录或叫成功人士名录。此乃家谱体现导向的最有力之手段，也是为族人树立进取向上之楷模。只是不可只收录科举、高考之士（其实科考成功与今之高考成功并不完全相同），应该首列为国捐躯的烈士，建立业绩的人士。
二是家谱中应重在列举本族成功人士。许多家谱列出许多本姓名人，看似十分卓越显赫，然而实在因数并无实质联系，我估计自己也觉牵强，更增子孙尴尬。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认为联族宗谱不必设立此类名人录。
三是所列名人应重视德行标准。再大的官再富的商，一旦失德便不可入谱。我记得幼年所枕之谱（好象是上冈之徐氏家谱）对其身为高官终至贪墨而败的某世祖（记不清是三世祖还是七世祖），削其图象、姓名，止存世系，以续其后，并专门立论批评，此举今天想来正是以修谱为警示，甚至为得力。马玉仁悔过自新，最终成仁于抗日战场，固然原因甚多，但据说与当时族人修谱，议决不允其入谱也有直接关系。固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是修谱之人必须坚持操守，切不可为金钱所诱，为权势所逼。
四是名人传记应尽可能翔实确切。翔实就是要有实感，要有细节，如果有图文资料则为宝贵；确切就是要核实姓名用字、生卒年代、籍贯住址、生平事迹等，同时要坚决纠讹。而现在许多家谱中所列杰出人物，有的太过简单，如叙烈士以“抗日牺牲”一语带过，有的简单抄录而不加辨析。如此均不合翔实确切，对烈士、杰出人士未尽心，对后人未尽责。《尚义堂虞氏家谱》设有《传记与书赞》，其中所录有特殊业绩之族人，事实详尽，立论正义，既可教育族人，亦可为社会教材。如其记述虞老太君救护作战负伤的区队长祁日辉，记述虞成芝、虞克勤等烈士，都很详尽而且有家族记述特点。再如其记族人虞启杰，著有《眷秋堂诗集》，自定为9卷，1000余首。民国30（1941）年上冈日寇扫荡，“公挟集西行，不惜以身相护，几为日寇枪击。堪惜一生心血，终究毁于一旦，令人椎心泣血”。此记实可补我邑文化记录，亦更增对日寇之痛恨。此还记称，其子虞汝扬终成大器，其民国29年外出时，公锡之以诗，其中有句“奉公易积德，履险当如夷”。家族特点显然，亦有细节入文。
五是关于“烈女”的记录。旧时代所编纂的家谱受正史、志书影响，多专记或特别标记“烈女”，其实所应批判的是他们的出发点，他们的标准。对于杰出母亲的记录，实际是相当重要的，而在新修的家谱中普遍没有得到重视，这是极为短视，也肯定会在贻误后人的同时贻笑后人。家族中的女性，婚进者是为家族培育后人，新增者将为异族之母亲，事关家教，事关家族，事关社会，对于其中之“贤妻良母”，自当大书而特书，以资彰显与引导。此问题后当专论，此处只是就名人谱而言，不可忽视对杰出女性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