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离开我们30年了，但她那一件件往事在我们的心目中无法忘却，好似一朵朵康乃馨在心中绽放。
母亲青年时期随外祖父母搞水上运输为生，常年漂泊在上海、苏州、无锡及苏北一带搞运输。听说，当时外祖父还是相当富裕的，在苏南苏北小有名气。母亲排行老三，虽算不上大家闺秀，但十分受人尊重与爱戴。她对农田的活原本是一窍不通的。但自从嫁给父亲之后，她就彻底告别了船民生活，一门心思相夫教子、耕种农田。当时，父亲是位私塾先生，家徒四壁，仅靠几亩农田和教书微薄收入为生。然而母亲认真学习农活，什么犁地、耙田、割麦、栽秧，样样都干，真正是丢下摊笆拿扫竹，同时还要照顾我们兄妹几个（当时父亲在外地教书），真可谓是忙里抽闲，这对一个农活十分陌生，尤其是对小脚奶奶来说，是何等的艰难。但为了生活，母亲没有被困难所折服，而是凭着坚强的毅力，不仅学会了干农活，使几亩薄地成了肥沃的土地，每到收获的季节，稻谷飘香、果实累累。每当看到这些，母亲脸上总是露出幸福的笑容。然而，她那饱经风霜的脸上留下了道道皱纹，手上留下了一个个老茧。人民公社成立，母亲仍一如既往地参加集体劳动，样样都干，大家说她不是师娘，而是劳动的能手。
三年困难时期，苏北农村一片凄凉，不时传来人被饿死的噩耗。我们家8口人，除了出嫁的姐姐之外，兄妹5人，仅靠父亲20多元的工资，家里没有一个整劳动力，唯有母亲半劳力，参加集体劳动，生活得非常艰难。她以坚强的毅力支撑住一家人的生活。大跃进吃食堂时，由于我们家住在舍上，离食堂较远，父亲又不在家，母亲只好拎着小 （liàng） 子，一日三餐到食堂打粥回来给我们吃，兄妹几个每天眼巴巴地望着母亲拎着 子出门，一直盼望到她拎着大半 子稀粥回到家里。妈妈总是将稍稠些的粥捞给尚不懂事的我和妹妹吃，几个哥哥也争先恐后抢着喝上几碗，而她自己也就是最后喝一碗稀粥汤。母亲总是说：“不饿”。母亲那双小脚，晴天到食堂打粥尚可以，一到了下雨刮风和寒冷的雨雪天，就十分困难。一天三趟行走起来十分困难。我们亲眼见到母亲拎着 子在泥泞的羊肠小道上踉踉跄跄地一步一步地艰难前行，待回到家里只见她满头是汗。记得有一次母亲拎着一 子粥，由于雨天路滑，不小心跌倒，粥全部翻倒，回到家里，她抱着我们兄妹几个痛哭一场，由于我们不懂事，还哭喊着饿，要吃的，一家人大的哭、小的喊，而此时的母亲哭得更加伤心，真正是心如刀绞。有几次，我亲眼见到妈妈口吐血水，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现在想来，其实是饿得奄奄一息。有一次，我不懂事，饿得无法忍受，拿了邻居蔡小龙家放在屋檐门口的几个山芋回家，母亲见到山芋问是从哪里来的？我如实告诉她，没想到被母亲打了几个耳光，并要我坚决送回去，我坚决不肯，结果母亲亲自将山芋送了回去，并向蔡小龙赔不是。回来母亲见我鼻青脸肿仍在哭泣。顿时，她一把搂住我痛哭。她要我吸取教训，今后再穷再饿千万不能拿人家东西。小龙的夫人十分同情，结果当天晚上送来一篮子山芋，母亲感激不尽，我们兄妹如获至宝。
60年代中后期，生活情况稍有好转，但温饱问题尚未解决。每到春节，父亲总是买上几斤肉回来，母亲将一年节省下来的小麦拿出来用水淘洗晾晒，准备过年。那时没有机械，全靠人工拐磨，为将小麦磨成面粉，等父亲周末回来，从晚上开始磨面粉，一直到第二天天亮，真正是通宵达旦，才将二三十斤小麦磨成面粉，而父亲还得赶到十几里外的学校去上课。母亲一人在家里“忙年”，忙得疲惫不堪，但看到孩子们盼到过年高兴的样子，母亲总是感到十分的欣慰。
母亲为了我们子女可以说是竭尽全力。记得我7岁时，由于饥饿的原因，不幸患了重病，先是母亲驮着我到几里外的戴六先生和才大先生（戴芝禾、王学才）私人诊所治疗，后来，又带着我到公社医院，但病情仍一天天加重，父亲和母亲一起带我到建湖县人民医院求医，经过检查，当时的王桂芳院长对我父母说：“这孩子快不行了，回去吧。”当时父母二人好似晴天霹雳，只见母亲坐在地上嚎啕大哭，父亲急得团团转。万般无奈之下，他们不甘罢休，赖在在医院不肯走，央求医生治疗，后来王院长又建议到盐城附医试试看，当时经济十分困难，父亲只好向教育部门求援，局领导孙竹、王桂田和市文化局的王荫科长十分同情，鼎力相助，给予救济，特别是王荫亲自到附医担保，将我收治入院。经过40多天的治疗，我的病情发生了奇迹般好转，终于康复出院。40多个日日夜夜，母亲没有离开半步，父亲既要教学，又要照顾家里的孩子，不停地来回奔波，十分辛苦。那时交通十分不便，来去除了到建湖乘轮船外，其余全是母亲背着我步行。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母亲的件件往事，始终在我心头魂萦梦绕，今年是母亲逝世三十周年，以此文纪念我敬爱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