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老，是我们对王春瑜王老的尊称，当然包含着祝他青春长驻，研究上巨著不断，身体上健康精神。最早是读了《“万岁”考》、《“语录”考》、《烧书考》等杂文以后，知道王春瑜这位明史专家的大名，再后来渐渐知道他就是建湖人，自然更生仰慕之情。后来多次在北京组织汇报会，参加振兴盐城咨询会的活动，也多次拜会过春老，虽说他是那样的和蔼，但总让你觉得有一种高知的凛然在压迫着你，再加上有人介绍说老先生有一种特别的倔劲，自然心中敬畏之情愈益强烈，只想着敬而远之。现在想来真正是后悔莫及，若是早上十几年能得春老耳提面命，自己的学业定能有所建树。

这次主持《建湖县志（1986～2008）》编纂工作，一方面固然感谢领导对自己的信任，但另一方面也实在是觉得在赶鸭子上架。我喜欢历史，但那是读书而非修志。不过，我这个人的特点就是领导交给的任务，只会想着如何去做，如何去做好。我这时自然就想到了春老，因为我知道他老先生是《建湖县志》首志的顾问，也知道他一直关心家乡的建设与发展，于是请好友王学言试探性地邀请春老为《建湖县志（1986~2008）》担任首席顾问。真的没想到，春老慨然应允，不但对县志编纂寄予厚望，而且表示一定参加评审会。当时，真的是既兴奋，又惶恐。兴奋，那是因为春老掌舵，这部县志的质量无疑是有了坚实的保证；惶恐，则是担心如何能达到春老的希望。

评审会前，我再三让学言同志询问如何把春老接到建湖，可是春老明确地说不用接，27日下午准时到建湖宾馆见面。不用说，春老是如约而至，我们自然深觉过意不去。春老详细询问了评审会的准备情况，并对我说：“这部县志我看了，总体不错，专家的意见总归是不会少的，但自己要有信心。”一句话让我把悬在半空中的石头放到了地，原先我早就准备着接受春老严厉的批评，我一直在为自己鼓劲，春老批评不怕，只要春老指路就行。这么权威的专家这么爽气，自己倒真的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春老又说：“我明天在会上要向县里赠送陈玉澍的《后乐堂全集》，我们对这位乡贤的研究很不够。”陈玉澍是晚清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诗人，也是光绪年间《盐城县志》的主编。春老向我们赠送这部著作，除了希望加强对陈玉澍的研究，我们更多的体会是希望我们效仿这位先贤，以求实、创新的精神编纂好这部跨越两个世纪的县志。

第二天上午，春老不顾年过七旬，也不顾旅途劳顿，全程参与了《建湖县志（1986~2008）》评审。他的评审意见给我们以鼓励，也给我们以启示，同时他热望为家乡的文化事业多做一点贡献，并向县里赠送了极其珍贵的《后乐堂全集》。

春老的评审从新时期中国地方志的起步谈起。他说，改革开放以后，地方志编纂在基层已经开始了探索与实践，但当时的实践是比较混乱的，在理论与规范上并没有明确，大家的思想也没有真正统一，地方志也并没有取得合法的地位。直到1989年前后《人民日报》上甚至还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地方志之风如何刮起来》，批评一些地方编纂地方志。其实，80年代中期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秘书长就制定《地方志工作条例》和请万里同志兼任组长两事向中央提出报告，胡耀邦同志批转给胡乔木，并说万里同志就不要兼了，但《条例》要抓紧制定。也就在此后不久，梁寒斌同志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借用王春瑜一年，参加调研工作。春老曾到编纂工作比较规范的江苏如东等地调研，还发表了《国家方志可等闲》等学术论文。不久，春老应邀担任《建湖县志》的顾问，他说起与当时修志同志的交往至今还念念不忘，特别说到戴文斌、陈衡志两位早早逝去，非常惋惜。他说戴文斌同志文笔很好，陈衡志同志史实把握得很到位，应该为这两位同志立传。

对于家乡的变化春老感慨万端，对《建湖县志（1986~2008）》编纂工作春老评价颇高，他用了两个“令人感奋”，一是家乡变化令人感奋，一是县领导对史志的重视令人感奋。

对《建湖县志（1986~2008）》（评审稿）春老的总体评价是：结构严谨，史料详实，语言精炼，有所创新。结构严谨方面，春老特别强调史要与志分开，不可混为一谈。春老说在他的论文《社会主义新方志编撰实践》中就坚持这样的观点，认为《建湖县志（1986~2008）》（评审稿）这一方面的实践是对头的。史料详实方面，春老认为，“详”固然重要，但“实”更重要，《建湖县志（1986~2008）》（评审稿）对资料的筛选与把握尺度是合理的。语言精炼方面，春老说：“《地方志工作条例》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志书必须使用比较精炼的的书面语言。”他认为《建湖县志（1986~2008）》（评审稿）是坚持了这样的原则。有所创新方面，春老列举了《建湖县志（1986~2008）》（评审稿）中例子，特别对在镇区一卷中专设“人文”一节给予了充分肯定，对寺庙入志问题他说，外国学者对中国寺庙的研究都很有兴趣，我们自己保存一些资料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再说了，太平之世寺庙盛，除了邪教，一般来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嘛。

对《建湖县志（1986~2008）》（评审稿）的批评同样很严厉，我们从中体会春老所寄予的希望也是很厚重的。一是总编不可当空头总编、挂名总编，一定要认真统稿，要体现科学规律，要有学者良心，要有一丝不苟的精神。他特别举了自己主编《中国反贪史》的例子，来告诫我们，当然这一条主要是告诫的我。二是史实要更进一步的推敲。比如，建阳建县大会究竟在什么地方召开的，你们说是季舍（评审稿），有何根据？海南中学60年校庆时，魏福宝县长邀请抗日战争期间在建湖工作的许多老同志回建湖，王良太同志是当时的县总队总队长，朱泽同志是当时的县委秘书，大家说的很清楚是季家墩，哪里来的季舍？这一类的史实要核，就是当代的也要核实。三是学术文化一块要从严，有些非正规的出版社所出的书籍不应该入志，一定要从严，要精录。选录的诗文能否成为传世之作，应该列个标准，当然这个标准从目前来看，主要还是要有重大影响。四是志稿中前后矛盾之处要坚决清除。

春老评审以后，一直认真听取其他专家的评审，正如春老所言，专家们的批评意见真的不少，有些还是相当尖锐，甚至影响到我的信心。下午春老回老家去父母墓地祭奠，并让学言同志带话给我，要认真听取专家的意见，但要有信心，并约我晚饭后面谈。

晚饭后，我和许兆广老先生还有学言同志一起拜望春老。很可能是因为专家的评审意见象石头一样压在心头，酒宴之后仍然显得很压抑与沉重。春老哈哈一笑，说：“搞县志何必搞得这么胆战心惊？怎么可能没有错误呢？”一下子把我点通了，一种整个自信心真的又回来了的感觉。春老又说：“虽说我因为眼力的问题，没有看得很细，但我是完整地看了，我那四句话并非客气之词。结构是严谨的，合乎志书的体例要求，志不是史，总体上就应该是一种带有拼装的构思；你们的结构不要随意更动，一些技术性的问题要改，大的理念与思路不要动。史料详实，不是一味追求详，专家有各自的研究与爱好，有的内容要充实，有的不可讲，不能把志书搞得太琐碎。语言的问题，一定要记住用精谨的书面语言，切不可追求文采而以辞害意。创新的东西要敢于坚持，还要善于从专家的意见中吸取合理的内核。专家们都是很认真的，很负责的，也是很有见地的，但是你想把所有专家的所有意见都采纳进来，都体现出来，那是不现实的，也是没有这个必要的。”此后，在交谈过程中，春老除了要求我们认真梳理专家的意见，筛选以后认真修改，同时又反复强调“修志是一门科学，有种种规范性的要求，必须按照规定来，但无论如何不要动摇对志稿的总体评价”。

可以说，真正是“听君一席话，顿然开茅塞”。从春老那里出来，虽说压力仍然很大，但心中已经豁然开朗。我想，对志书的的质量应该有这样两种最基本的态度：一个是认真严谨的态度；一个是科学客观的态度。所谓认真严谨的态度就是要把编纂工作作为一种事业来追求，保证志书的质量不是被迫要做的一件什么事，而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追求，一刻也不松懈，一丝也不马虎；对别人如此，对自己也是如此。所谓科学客观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人无完人，不但是说世上没有完美无缺之人，而且也是说世上不可能有完美无缺之人，对人如此，对于一部志书来说也是如此；还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也就是说从客观接受的角度来看，也决不可能有完美无缺的志书；再说时代在发展变化，对志书的要求也会在不断变化，如果续志编纂跨度过长，那么很可能会疲于奔命，而且会缺失志书编纂本身的时代特点。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放松质量标准与质量控制，而是说一个度的问题。志书不同于一种个人创作的历史，它还有工作任务的性质，也就是说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如果大家都以质量追求为唯一要求，那么志书的出版期限要求也就落空，那么也许就会出现前部续志尚未完工，后部续志又该启动的尴尬局面。再说，一部志书出版也并非说就是这段历史叙述的完结，就是史志部门还需要继续编纂一些专业志，这本身就还有补充完善的空间。

没过多久，学言同志带来春老题赠我的一首诗。诗云：“烽烟万里嫁红妆，长安无语话凄凉。堪笑枉杀毛延寿，应惭汉家有边墙。”春老录完此诗后，又加有一小序：“零陆年秋，游三峡，于昭君庙口占。己丑年盛夏，应邀返故乡评审续修县志毕，录呈唐张新方家雅正。”其喻令我惭愧难当，但确实使我的信心无比坚定。

当《建湖县志（1986~2008）》志稿通过验收，正式付印时，我给春老发了一则信息。春老很快回信表示祝贺。不久，我又收到春老寄赠的《中国人的情谊》。我想，春老对我这样的后学愚生的关爱与呵护、指点与引导，也正是源于他的“人格魅力和情谊传统”吧。古诗云：“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不用说，春老正是这样的“好雨”，春老正是那充分体现“中国人的情谊”“润物细无声”的“好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