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正辨

话说东汉末年大将军何进召董卓入京都，朝政尽为所辖，遂废新帝而立献帝。董卓知曹操素有天下之才，欲任其为骁骑校尉，一起谋划大事，然而曹操岂愿为其鹰犬，史载“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不想在中牟这个地方为亭长所疑，执送至县，县中有人识得此人乃曹操，劝县令放了他。《三国演义》第四回“废汉帝陈留践位，谋董贼孟德献刀”，说这位县令叫陈宫，不但放了曹操，还与他一起逃走。路过成皋，夜宿曹操故人吕伯奢家，曹操误杀吕家八口，路上为怕可能的报复，又杀了沽酒回村的吕伯奢，并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有此行或许还不能算是天下最恶之人，而此言则表明其心至恶，正因为如此，曹操成为天下最为负面的奸雄。

不过《三国演义》的说法只能当作小说看，其依据是有问题的。查《三国志·武帝纪》并无此记载，裴松之注录有相关记载三条，但均未作评定，也就备存而已。

第一条录自王沈所著《魏书》，王沈（字处道）为西晋时文学家，《魏书》实际为王沈与荀顗、阮籍共撰。其文曰：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观此条记载，则曹操并未杀吕伯奢，而杀其家人，乃“其子与宾客共劫”在先，实为自卫之举，并无过当之处。《晋书·王沈传》（郑39）评价其所著《魏书》时说：“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王沈为魏高贵乡公所宠爱，号其为“文籍先生”，可是高贵乡公与王沈等人密谋将攻司马昭，王沈却飞驰告密，以功封安平侯。然而他“不忠于主，甚为众论所非”。这样看来，他所著的《魏书》为曹操讳的可能性并不大。

第二条录自郭颁所著《世语》，这里先要辨明一下，许多引文把这里的《世语》误作南朝宋刘义庆所著《世说新语》，裴松之注语中讲得很明白，这部《世语》的作者是郭颁。郭颁，晋人，《世语》全名为《魏晋世语》，全书已佚，后人有辑本。其文曰：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观此条，仍未有杀吕伯奢之说，不过已经从被动防卫改变为主动进攻，所谓“疑”，并无实据，便“手剑夜杀八人”，其行已经与《三国演义》中杀吕伯奢全家的曹操并无二致了。

第三条录自孙盛《杂记》，东晋时著名史学家，此书中所述最为生动，其文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观此条，实为《三国演义》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此语的出处。不过，《三国演义》有两处细节的变化，却使此语更加凸显曹操冷酷与残暴。此文言曹操“凄怆”而语，而《三国演义》则去掉了这个重要的表达曹操内心世界的词语，似乎显得那么理直气壮。再一个就是两句都加上“天下”，这样就把曹操一时之感叹，变成为其一世之处事原则。其实这样的变化，不但从道德深层次上彻底毁灭了曹操，而且还误导了此后无数的精英敢于践踏人类的道德底线，几乎与马丁·路德那句令人胆寒的“不择手段，完成最高道德”之语，在灵魂上同归于无耻。

不过有学者认为，孙盛实际是套用了晋文帝司马昭的“宁我负卿，不可使卿负我”的话，强加在曹操头上。

近读《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晋楚两军大战，当晋军逼近时，楚大夫孙叔建议统帅潘党：“进之！宁我薄人，无人薄我。《诗》云‘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先人也；《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薄之也。”楚军遂疾进，获得大胜。

“宁我薄人，无人薄我”，“薄”这里是迫近、逼迫之类的意思，在战争中采取这样的思路，是为了占据主动而求势、造势，在心理上压倒敌人。这句话后来或许由战争原则运用到为人处事上，那几乎就与“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在抢占主动，避免被动上相差无几了，但在道德层面上看还是有着根本的不同。当然到了《三国演义》中“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则更是沦落到道德底线之下不知什么程度了，不过，那实在是作者为了塑造形象的虚构，并不是真实的曹操。世人自然不应该以此来责备曹操，更不可以此来作为处世原则，否则便上了罗贯中先生的大当了。（唐张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