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伴侣人生路（王学言）
一代文星陈登科在盐阜大地乃至中国文坛无人不知，而这位文化巨匠的人生伴侣是水乡建湖人却鲜为人知。为此，笔者带着县政协领导的重托，于“七一”前夕，专程来到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342号，拜访了著名工农作家陈登科的遗孀、建湖籍新四军老战士、原安徽省文联党委副书记梁寿淦。
六月的安徽省城合肥，到处鲜花盛开，高楼林立的大街上，车辆川流不息，而寿春路更是人来人往，一片繁忙。梁寿淦的家就在这一片闹市区，一幢并不特别显眼的老式别墅里。笔者和安徽省电视台综艺部编导陈兴新（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人陈庭元之子）慕名敲开了梁老的家门。
一番自我介绍之后，年已耄耋的梁老（86岁）非常兴奋地连说了两遍“没想到”。在家人的搀扶下，梁老拄着拐杖一步一步挪着来到客厅，面带笑容，抱歉地招呼着让座，让家人沏茶，一口浓浓的乡音，“娘家来人喽！”使人感到格外亲切。“我大病初愈，刚因脑肿瘤手术出院。”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刚愈合的刀疤。老人因病显得苍老许多，但思维仍清晰，谈吐自如。当我们说明来意，并转达县政协有关领导对她的问候时，梁老一往情深地回忆起如烟的往事。
（一）
梁老1927年出生在钟庄东郑庄，父亲在她13岁时不幸逝世。1943年，她从海南中学参加新四军，那年才16岁。那时到部队意味着将要献出生命，何况她又是个女孩。与她相依为命的母亲和姐姐为此痛哭了一场。梁寿淦见到母亲和姐姐抱头痛哭，自己也抑制不住泪流满面。临出发时，母亲说了一段话，她至今记忆犹新：“孩子，你参军打日本鬼子，值得！等你把鬼子赶出中国后回来，妈为你庆祝。”
梁寿淦带着妈妈的嘱托，踏上了革命的征程。其实参加新四军后，梁寿淦并没离开家乡，仅在盐城、阜宁、湖垛（建湖）一带，打鬼子、捉汉奸、抓叛徒。一年之后，由于梁寿淦有文化，组织上调她到新四军创办的《盐阜报》当机要员兼收发报员（收、发电报）。那时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随部队辗转在盐阜大地，出没在芦苇荡区，工作地点不停地变换，说走就走，一小时内将东西全部搬完，有时深夜突然转移。睡的是稻草铺，吃的是糙米饭，真正是“白菜青盐，瓦壶天水”，有时一天只吃一顿。对这些，从战士到首长没有一个叫苦，个个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目的只有一个，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梁老清楚地记得1942年在建湖毗卢庵，当时的盐阜区委领导代尚吴指着已被判了死刑的叛徒，对梁寿淦说：“小战士，今天这个叛徒就由你执行死刑。”穿着新四军军服的梁寿淦手拿短枪，“砰”地一枪结束了叛徒的生命。站在一旁的战友个个拍手称快，梁寿淦当时感到特别光荣。
抗战胜利之后，梁寿淦仍在部队宣传部门搞机要工作。淮海战役开始，部队驻扎在淮阴板闸的王庄，梁寿淦随部队到前线，仍负责向《盐阜大众报》收发电讯新闻稿。敌机经常在电台上空盘旋，寻机破坏，电台多次被敌人发现，梁寿淦等人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但每次都能在部队的保护下转危为安。当时的陈登科作为战地记者，在前线采访，他的大量新闻稿件由梁寿淦通过电台发至《盐阜大众报》等新闻媒体。
淮海战役胜利后，梁寿淦和战地记者陈登科于1948年8月双双被调到安徽工作。1949年—1950年，梁寿淦被安排到《江淮日报》（安徽日报前身）驻安庆记者站，同时负责安庆电台接收工作。1950年，梁寿淦在安庆与陈登科结为伉俪。他们夫妇后来任新华社驻安徽分社记者，同时接管合肥电台。在此期间，梁寿淦与陈登科一起采写了大量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安徽地区的新闻稿件，先后被新华社播发和《安徽日报》、合肥电台采用。他们夫妇成为江淮大地新闻战线的风云人物。
1951年到1965年，梁寿淦在《安徽日报》担任编辑工作，陈登科在安徽省作协担任领导职务。这些年当中，他们夫唱妇随，比翼双飞，堪称安徽新闻、文化界的模范夫妻。梁寿淦一边工作，一边支持丈夫创作。陈登科的成名之作《活人塘》就是在这期间发表的。这部讴歌军民血肉关系的力作，轰动了建国之初的中国文坛，并被译为英、日、法、德、俄等十几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难怪陈老晚年对梁寿淦一往情深地说：“没有你的全力支持，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功。”
梁寿淦1943年参加新四军、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先后担任《盐阜大众报》收发报员、机要员、淮海战役战地记者、山南区区委书记、新华社记者、青阳县医院党委书记、《江淮日报》编辑、合肥金笔厂党委书记、安徽省轻工业厅总鉴检、安徽省文联党委副书记。一路走来，风雨兼程，梁寿淦的人生经历了不同时期的艰难。抗日战争时期，作为知识女性，把生命和青春无怨无悔地献给祖国的抗日事业。解放战争时期，为了解放全中国，将生命置之度外，转战南北，浴血奋战。建设新中国，殚精竭虑，在江淮大地上谱写人生的华丽篇章。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对为国家文化新闻和建设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苏北才子才女，遭到残酷无情的打击，被江青点名，双双入狱，6个子女无家可归，挨门要饭。粉碎“四人帮”之后，一家人枯木逢春，重获新生。在接受采访中，梁寿淦十分欣慰地说：“‘文革’当中，家虽破人未亡，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二）
“十年文革终身痛”，梁寿淦老人至今无法忘却那些遭罪的日子。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捣毁三家村，彻底闹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等口号响彻神州大地。多少曾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一夜间成了牛鬼蛇神、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特务，多少中国传统文化巨著被付之一炬，多少文学家、科学家蒙受冤狱之灾，梁寿淦、陈登科夫妇也未能幸免。
他们在安徽文化界素有着文坛骄子的美誉。陈登科因1964年出版了长篇小说《风雷》，被周扬、陆定一、丁玲、吴晗等理论家、文学家、史学家一致誉为“著名工农作家”。小说《风雷》在文革一开始被说成是“宣传桃园经验”、“在刘少奇亲自授意下炮制出笼的毒草”。1967年11月1日，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安徽两大派群众代表时，突然宣布陈登科是国民党特务。
一时间，狂风骤起，天昏地暗。陈登科夫妇成了文革中安徽省第一批被批斗对象。造反派带着事先编好的黑材料到陈登科、梁寿淦的苏北故乡涟水、盐城、建湖等地逼迫他们的乡亲、战友、同事签字画押。在安徽，陈登科和梁寿淦被戴着高帽在大街上游斗，陈登科被批斗300余场次，梁寿淦被批斗100多场次，并多次被抄家，他们从战争年代开始积累的一大批新闻和文学手稿被火焚毁，夫妇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大难临头，夫妻双双也曾同时想到一死了之，以免受人格侮辱，但想到6个孩子，小的尚不懂事，又想到战争时期都没有被吓倒，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如果死在新中国的红旗下，太不值得了。他们为了繁荣中国的文化新闻事业没有做过错事，更何况“特务”之词完全是莫虚有的罪名，相信事实会大白于天下，这才坚定了“活下去”的决心。在万般无奈之下，他们不得不携全家连夜化妆逃到北京，临时住在好友王亚梅（当时在煤矿文工团团长）家里。不料后来被北京的造反派认了出来，情况十分危急。陈登科对梁寿淦说：“我先走，你明天把孩子带回合肥，这样我们一家分开。我把小儿子晓陆带走，其余跟你走……”果然，陈登科和小儿子白天刚走，煤矿文工团的造反派晚上就抄了王亚梅的家，王亚梅和梁寿淦都被抓走。安徽省造反派在合肥大街上贴出通缉令，煤矿文工团造反派还成立侦缉小组，专门在北京追捕陈登科。为了使妻子梁寿淦照顾好孩子，陈登科不得不采用调虎离山的办法，把妻子先救出来，他当即写了一封信给大女儿，叫人拿到天津寄出。果然，没几天，信被控制大女儿的造反派收到了，他们误认为陈登科就藏在天津，于是先放了梁寿淦，直奔天津去搜捕陈登科。梁寿淦连夜带着孩子走了。
其实当时，陈登科已逃往上海，造反派到天津扑了个空。不久，梁寿淦带着儿女也逃到了上海。
到达上海后，一家人为了躲避追捕，居住在苏州河边一条租来的船上，但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那天，在岸上玩耍的小儿子晓陆被别的孩子欺负了，就哭着回到船上找爸爸妈妈，结果把监视孩子的上海造反派引到船上，他们夫妇在上海被捕了。从此，孩子们沿门要饭，流落街头。
在此之前，陈登科曾要梁寿淦领着孩子回苏北建湖老家，他一个人回合肥，可梁寿淦说什么也不同意。她坚定地说：“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要死，我们死在一起。”当时夫妇俩在破船上抱头痛哭，年幼的孩子们也一起跟着哭了起来。
陈登科在上海入狱之后，关押长达五年之久；梁寿淦被造反派抓去拷打，受尽折磨，数月后，被送往安徽青阳县看守所长达两年时间。释放之后，在青阳县人民医院接受劳动改造。一个人住在医院太平间内，每天吃的是两碗豆腐渣，白天被人监视劳动，做勤杂工，挑水、洗床单、打扫厕所等。无论严寒酷暑，不准停歇。一双手由于长年累月浸泡在水中，肿烂流脓，也不让休息一天。但梁寿淦坚信，总有一天会云开日出，真相大白。她默默地坚持忍受着，只要有一口气就要等到丈夫出狱见面，全家团聚。
而另一边，戴上国民党特务帽子，同时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的陈登科同样在监狱里备受折磨，狱医3次下达病危通知，他硬是以坚强的毅力，多次从死亡线上挺了过来。他说：“共产党员的最大优点就是不怕死。”陈登科大难不死，梁寿淦没有退缩，也没有忘记狱中的丈夫，她想方设法，寻找机会从医院出来，步行几十里到九华山探监。陈登科在狱中并没有停止创作，他日夜不停地构思《赤龙与丹凤》、《烽火大地》、《破壁记》等长篇小说提纲，写在香烟纸上，以教孩子识字为由寄出监狱，转交给梁寿淦保存。在狱中，陈登科曾自己拔下被造反派打落后仅存的两颗牙齿，蘸着自己的血向党中央写信申诉，他还在狱墙上用铁钉刻字述言：“一时强弱在于势，千秋胜负在于理。”他坚信党中央一定会给他昭雪平反。当梁寿淦得知丈夫在狱中几次病危的消息及拔牙写血书之事，心如刀绞。
1974年，陈登科出狱不久，以治病为由来到上海，偷偷来到仍被造反派监管的国画大师刘海粟家中。两位久别多年的难友，述说离别情怀，各自遭遇。开怀畅饮后，刘老当场挥毫泼墨，赠陈登科、梁寿淦夫妇一幅题为《铁骨红梅》的画作，铁一般的梅枝上，绽放着火一样的梅花。这不正是陈登科、梁寿淦这对革命伴侣的真实写照么？！
粉碎“四人帮”之后，陈登科“特务”身份终因查无实据而被撤销，组织上恢复他们夫妇的党籍、职务（梁寿淦当时被任命为青阳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并补发了夫妻俩“文革”十年停发的16万元工资，全家人又重逢合肥。他们夫妇靠坚强的信念意志，迎来了悲喜交加的新人生，翻开了文坛创作的新一页。
此时此刻，梁寿淦、陈登科更加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伟大的祖国。他们决定将补发的16万元工资和“文革”被扣压的25万元《风雷》稿费全部作为党费上缴。这一举措，震惊了当时的安徽省文坛和政界。
（三）
作为从业几十年的资深记者，梁老对老伴陈登科的创作之路，可以说了如指掌。她说：“一篇好的文章好似一杯美酒，令读者陶醉。而一部好的小说，更使人如入仙境，给读者精神上带来无限的生机与活力。但写出好的文学作品，需要作者不懈的追求与努力。”显然，这是她对相濡以沫几十年的老伴的高度评赏，也基于她对往事的追忆。
陈登科1919年出生在涟水县上营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就与这方土地的贫民一起承受痛苦，忍饥挨饿。一直到12岁进私塾，才有了自己的名字。但他贪玩任性，读书偷懒，令父母和老师大为失望，每天教的字，当日就忘个精光。于是，拧耳朵、罚跪、打板子便成了辱没他自尊的无尽烦恼。一次他被罚跪跪累了，竟然拿砚台砸老师。父亲恨铁不成钢，一顿棍棒算帐之后，又将他拽回学校向老师赔罪。老师直摇头说：“这伢子只能放猪，不能读书。”结果小学二年级末，他就带着深深的耻辱告别了寻求知识的殿堂。
一天，陈登科在西大洼放猪，信口编了一段顺口溜：“小兴庄，西南荡，盐碱滩，不长粮。春天好像玻璃厂，夏天雨后白茫茫。牛缺草，人缺粮，还有债务背身上。年年做梦盼新房，青年小伙难成双。早也盼，晚也盼，何年何日能变样？”人们突然发现，这个不能念书的伢子，编顺口溜倒颇有几分天赋。
梁寿淦说：“生长在旧社会，放猪娃陈登科承受着人生的艰难困苦，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1937年，更大的厄运降临到他的头上，父母相继不幸去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17岁的陈登科毅然投奔了地方抗日游击队。在游击队里摸爬滚打，很快成为一名作战勇敢、能双枪连发的神枪手。敌人闻风丧胆，称陈登科为“屠夫”。
一次，时任涟水县组织部长的杨纯在崔马村召开游击队干部会议，研究如何开展反扫荡斗争。日本鬼子小田二郎带队扫荡，突然逼近庄头。情急之中，她把公文包塞进灰堆里，撤至南集大石庄。本以为鬼子扫荡后立即返回涟水城，不料鬼子却在崔马住下，锯树筑圩。大家急得团团转，怕万一公文包里党的秘密文件及党员干部名单落入敌手，后果不堪设想。怎么办？就在十分危急的时候，陈登科站了出来：“让我去取。”话刚说完，机灵的陈登科便消失在雨夜之中。当时风狂雨猛，黑夜沉沉，游击队领导为他捏住一把汗，焦急地等待他归来。正当陈登科越河爬沟，冲破一道道岗哨取回公文包时，身后传来一阵阵激烈的枪声，子弹从身边飞过，他连滚带爬越过了敌人的枪林弹雨，回到部队。看到陈登科如此机智勇敢，个个夸赞。不久陈登科被调到游击大队大队长赵静尘身边当警卫员。
赵大队长是个知识分子，毕业于扬州师范，放猪出身的陈登科，突然深知没文化的苦衷。于是一有时间，陈登科就向赵大队长请教识字、写字。从此，赵大队长每天都教他几个字，天天如此。陈登科十分认真刻苦，他利用战斗间隙不停地用树枝在地上写、在墙上划，每到一个地方都留下一片字迹。日积月累，陈登科不仅认识了不少字，还会写好多字。赵大队长还教他学写日记、写墙报。那时的墙报写在一块方布上，部队打胜仗，有了好消息，或哪个战士表现突出，就写在墙报上，一旦行军，把布卷起来放在被包里，到了新的地方就把墙报挂出来。
由于经常写墙报， 陈登科这一“人才”被报社记者发现了，说他墙报办得不错，叫他把墙报抄下来寄到报社去。当时，他根本不知道报纸是怎么办的，人家会要他的墙报稿子吗？有一段时间陈登科很不自信，赵大队长鼓励他，叫他大胆地把墙报稿抄下来送到报社去。赵大队长还写个条子夹在稿子里请那位记者关心一下陈登科。陈登科一口气跑了50多里路，来到《盐阜报》社驻地，把稿子送到钱毅编辑手里。钱毅看后发现，全稿一共不到80个字，竟有30多个错别字，如“鬼子来扫荡”竟写成了“兔子来烧汤”等等。错别字虽多，但内容丰富、事实清楚，这就是陈登科在报刊上发表的处女作《鬼子抓壮丁》。临走时，钱毅特地送给他三本书，一本是《怎样学写稿》，另一本是《李有才板话》，还有一本是《战士识字课本》。这三册书陪伴着陈登科度过了在硝烟弥漫的苏北战场上的日日夜夜。
陈登科一边完成警卫、侦察任务，一边凭着对生活的热情和对知识的渴望学习写稿，一发不可收拾。1945年7月，陈登科作为特等模范通讯员，调《盐阜报》担任记者，得到了钱毅更多的帮助与指导。梁寿淦则比陈登科早一年调报社担任机要员。
当年，伍佑战斗打响之后，陈登科被报社派往伍佑战场采访。随同一起去战地采访的另两名记者把纸垫在膝盖上一蹴而就，频频发稿；而陈登科一时竟不知从何落笔，想写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他急中生智，顺着战壕跑到了阵地前沿。这时，河对岸敌人的机枪压得战士们抬不起头来。他拿过战友手中的枪，打得敌人的几挺轻机枪变成了哑巴，最终获得了战斗的胜利。结果战士们纷纷过来，向他讲述了许多战地故事，他豁然开朗，连续发表了《伍佑战斗》、《敌人真可恶》等多篇稿件，还受到了上级表彰。梁寿淦向这位叫陈登科的青年记者投去了钦佩的目光。
（四）
谈到陈登科的写作人生，梁老有说不完的故事。
抗战时期，陈登科耳闻目睹一件件一桩桩既鲜活、又真实的战争事件，为写作积累了大量素材。陈登科的稿件几乎一日不断地见诸报刊，他已经真正成为抗日救亡的宣传尖兵。人们夸赞陈登科从枪杆子到笔杆子都是“活现手”。伍佑战斗胜利后不久，陈登科采访途经淮安，看到新安旅行团的一位女同志办起了幼儿园。在幼儿园，陈登科见到了众多活泼可爱的幼儿，他当场失声痛哭，想起了自己苦难的童年和伙伴，当晚他心潮起伏，写了一篇《孩子们》，很快被《新华日报》江淮副刊刊发，这是他的第一篇文学作品，事后听报社的同志说，他这篇文章的文体叫“散文”。
之后，他在洪泽湖老子山参加游击战争，亲历了涟水和通榆路反击战，根据亲见亲闻亲感，又写了篇《铁骨头》发表在《苏北日报》的副刊上。这篇文章本是约稿要求写的散文，事后编辑告诉他：“你写的不是散文，是‘报告文学’。”
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是血与火的生死较量，战斗中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人和事，时刻激励着陈登科，迫使他想写出来，否则好像对不起那些死去的人。于是，他就以他那支脱盲不久的笔又写了7万字的《杜大嫂》，直至在报纸上连载，他才知道自己写的是一部中篇小说。这也是他发表的第一部中篇小说。
次年，陈登科用了一个夏天，完成了以著名的涟水保卫战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活人塘》。《活人塘》脱稿时，淮海战役开始，他被派往淮海支前分社当记者。淮海战役结束，他和梁寿淦又被调去新华社合肥分社工作。《活人塘》书稿放在背包里整整一年多时间。从涟水背到淮海，又从淮海背到安徽。那时，钱毅已经牺牲，凡帮助过他的人已失去联系，稿子不知道寄到什么地方，请谁看。原部队的一位处长叫耿龙祥，鼓励他把稿子寄给《说说唱唱》的赵树理。
可当时的陈登科担心把稿子寄给一个从不相识的人，人家会不会看？万一丢失了怎么办？他考虑了很多。但不寄出去，更不是办法，于是硬着头皮将《活人塘》寄给了赵树理。
其实，对他来说，这些担心完全是多余的。赵树理收到《活人塘》之后，不但亲自看了，还请另一位叫田间的副总编辑看了，并对田间说：“我近来看了一些来稿，能够如此打动我心的还不多，希望您看看《活人塘》，其中的人物虽然没有精雕细刻，但却令人忘不了。”之后，赵树理又对另一位副总编辑康濯说：“有篇稿子，看来是个工农干部写的，有的字是打的记号，还要你去猜，要看懂，得费点力气，耐点心，吃点苦，不过，的确值得一看。”
那时，陈登科写的字，比天书还要难认。如“趴”字他不会写，就自己造了一个字，将马字去掉四点，马砍去四条腿，不就“趴”下了吗？可是这个“ ”字别人无法辨认。有些字他想不起来，就干脆在稿子上打个记号，让看稿人去猜。在淮海战役前线南下途中，他翻了一次车，连人带稿全部翻下河，稿子经水浸泡后，有些字竟连自己也认不出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活人塘》经赵树理和其他编委一字一句修改后在《说说唱唱》上发表了。接着赵树理给陈登科写了一封长信：我看了你的小说之后，觉得内容充实，语言生动，乡土气息甚浓。但是书中人物还欠精雕细刻，在艺术结构上也不够完整，望能在出版之前再做一次修改……。并开了一大串书名，要陈登科一本一本地看，鼓励他学习要坚持不懈，生活要点滴积累，刻苦钻研，循序渐进。还表示愿与陈登科做个朋友，经常通信。如果陈登科愿意，可进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他愿意帮助联系，做个引线人……
其实在陈登科接到赵树理信的前几天，当时《皖北日报》的负责人已接到赵树理和田间两人的联名信，建议报社送陈登科进中央文学研究所去学习深造。1950年底，在赵树理和田间的联名信推荐下，陈登科来到丁玲主持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丁玲当时对陈登科特别关照，安排他住进多福巷的丁玲寓所。在丁玲的亲自指导下，他完成了长篇小说《淮河边上的儿女》的写作，并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1951年7月，《活人塘》经过加工修改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随后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人民日报》专门报道了他的经历。周扬为此撰写《陈登科和他的小说》同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对他的大众化文艺创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热情鼓励。
当年，陈登科随冯雪峰团长率领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苏联，这是陈登科的殊荣，也是对他作家地位的肯定。
（五）
1956年秋，陈登科当选安徽省作协主席，与此同时，他的又一长篇小说《移山记》也脱稿。
陈登科先后当选为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会议主席团成员；1988年3月26日，他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的亲切接见。万里听取了陈登科关于振兴中国文学事业的意见与建议之后，高度评价了陈登科对中国文学事业的关心。后来，安徽人民出版社的江晓元说：“陈登科从斗大的字认不识几箩筐的农民，成为一名出色的游击战士，进而又成为拥有10多部长、中篇小说的著名小说家，在幅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当代历史上只出现一个，他既是文坛的幸运，更是中国的骄傲。”
在梁寿淦的记忆中，陈登科的每一部传世佳作，都是靠特别的毅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来完成的。陈登科文革前就有《杜大嫂》、《活人塘》、《风雷》等名篇传世，1974年又以惊人的毅力创作，到1982年又完成200余万字作品，三部长篇小说、五部电影剧本、若干中篇小说和散文。1992年11月，长篇小说《三舍本传》出版，1993年1月完成《三舍本传》第二卷，1997年11月又赴深圳创作之家写了《三舍本传》第三卷。
陈登科为人豪爽，朋友很多。上有全国著名的文学大家，下有最基层的黎民百姓。1954年著名文学家丁玲在写给陈登科的信中这样评价：“你的作品，有生活形象，真实感人，使人读后感到惊心动魄、提心吊胆，使人对书中的故事和人发生感情。”有一位农民读了陈登科的小说之后，深有感触地说：“陈登科写的小说，是我们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而陈登科自己则说：“写作品，要靠生活事实去讴歌，生活与实践是宝贵的老师。”
陈登科崇高的威望，来自他的阅历、人品、传奇人生，更来自他一件件沉甸甸的作品。用陈登科自己的话说，他的成功，也离不开“文人”伴侣梁寿淦的全力支持（因当时陈登科只读了小学二年级，而梁寿淦读到了初中），梁寿淦为了丈夫甘当“绿叶”。1982年夏天，陈登科在蚌埠的南山宾馆对梁寿淦说：“要做一棵独立支撑的大树，不跟风转。一个人，要有生活的目标和生活原则。”事实充分证明，他确实是中国文坛上一棵参天的大树。
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参加了对陈登科的批判，做了对不起他的事。他复出后重新主持文联、作协工作，不计前嫌。当时许多群众对这些人有意见，他就做说服工作，不能将文革中的错误归咎于某一个人，总是说，某某人有才华，还是要让他出来写东西嘛！
韩美林是个有才华的画家，文革中，被下放到淮南陶瓷厂，住在一间只有六平方米的小屋里。陈登科重新工作后，爱惜这位人才，为此三次去淮南，找到任淮南市委书记的丁继哲同志，要求为韩美林平反。韩美林平反不久，陈登科又把他调到省美协工作，尽量发挥他的才能。公刘、韩瀚等一大批安徽作家、诗人，也是他在任时调入省文联的。一时间，省文联又聚集起一批有影响、有才华的作家、诗人、编辑、艺术家，安徽的文艺工作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陈登科爱憎十分鲜明。有一次，梁寿淦与他交谈，他兴致勃勃讲起他亲自抓捕敌伪汉奸百余人，亲手刃杀六十余人的细节。说到关键处，他神采飞扬，眼睛都放着光，那英气豪情，使梁寿淦终生难忘！
1979年，陈登科在大家的支持下，和同志们一起创办了安徽省大型文学期刊《清明》，当时条件十分艰苦，连办公室都没有。从组建编辑班子，租办公室，再到确定编辑方针，约稿、编稿，解决纸张、印刷、发行等一系列难题，他倾注了大量心血。
文星陨落，文坛悲哀。陈登科去世后，各界人士数千人为他送行，人们发自内心向这位人民的好儿子、大作家表达最后的敬意。陈登科的书剑之魂，浩然正气，将与世长存。他为中国文坛树立了风范，也正激励着后来者们，为党的文艺事业，不懈地去努力、奋斗。
不知不觉到了吃中饭的时辰，梁老谈兴正浓，我们的采访意犹未尽。梁老在合肥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回来看望老人。她的小儿子陈晓陆（《合肥晚报》编辑）执意留笔者共进午餐。他说：“这是梁老一大早就安排好的。”席间大家济济一堂，梁老特别兴奋，她破例叫女儿为她斟了一杯酒，孩子们劝她不要吃，她说：“娘家来人，我一定要表示一下。”一桌人为之感动。端着酒杯敬酒时，梁老那颤抖的手，顿时使笔者感动得热泪盈眶。笔者举杯敬祝梁老健康长寿。
离开梁老家时，她向笔者也是向家乡赠送10套《陈登科文集》，并一一题词。梁老还在家人的搀扶下，将我们送出门外。她微笑着向我们挥手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