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供给制的那些日子里（唐光真口述  唐张兵整理）

战争年代，我党干部职工普遍实行供给制，直到1955年才改为工资制。供给制下，公家供吃供穿，日常生活用品也由公家统一配给，不发工资给个人，个人也不需要花什么钱。除了津贴按职务不同有点区别，其它方面人人都一样，不管是县委书记还是一般工勤员。对旧机构留用人员则不实行供给制，而实行工资制。当时银行就有9位留用人员，他们收入比机关人员高。

我参加联防队时就开始吃公粮，但不发其他物品，因此还不是完全的供给制。1946年，到区里参加区委工作兼任妇联主任，就享受真正的供给制了，发牙膏、牙刷、肥皂、手纸、毛巾等日常用品。吃烟的发四两旱烟叶，不吃烟的不发。

到县里后，供给的物品比区里多些，有牙膏、牙刷、手纸、毛巾、肥皂、衣服、鞋子等。吃烟的仍旧是四两旱烟叶，不吃烟的不发。毛巾一年发一条，牙膏、牙刷三个月发一次。手纸按月发，女同志多些。肥皂原来一季度发一块，后来增加为一季度一联（两块），规定发大运河肥皂，那时人们都认为大运河肥皂好。衣服每年发两套，一套棉衣裤、一套单衣裤，面料是“疙瘩呢”的，也就是大粗布。鞋子一年发一只，也就是两人发一双，大家都只好先并给一个人，下一年再并给另一个人。先给谁，大家互相让，风格都很高。发给我的鞋子都让给邱玉珍了，因为她父亲已经去世，家庭比较困难。我穿的鞋子都是大姐给我做的。在区里时不发被子，到县里后也不发被子，发一斤棉花，做被胎用，我自己又买了一斤棉花，做了一床被胎。饭到食堂吃，伙食按每人每月9元的标准供给，吃饭不花钱，大家都吃一样的，县委书记和我们都在一个食堂吃同样的饭菜。

那时，结婚是有条件限制的，大家戏称为“二八五团”，就是年龄28岁，5年党龄，团级干部。够结婚条件的，结婚前填结婚登记表，报党组织进行政治审查，组织批准了才能结婚。

小孩有保姆、保育费。一个小孩每月11元保育费，安排一个保姆，保姆费每月9元，保姆吃饭和机关人员一样也是到食堂吃，伙食费标准也是每月9元。一个小孩一个保姆，两个小孩也是一个保姆，如果有三个小孩就安排两个保姆，增加一个小孩就增加一份保育费。供给制时，我家有两个小孩享受过保育费，但第二个小孩享受的时间很短，因为不久就改成工资制了。保姆、保育费配发给女同志，所以那时已生育小孩的女同志每月领的钱都比较多。津贴按级别发，逐渐增长，我当时是准团，改工资制前我每月领96元（含小孩的保姆、保育费），改成工资制后我每月80.5元，比供给制时少了10多元。实行工资制后，供给制就自然停止了。

供给制时大家相互之间不分彼此，没人争多争少，人人都一样。只有衣服颜色不一样，县委书记和县长是灰色军装，面料是细布的，其余人一律是黄军装，面料是大粗布的。军装是部队换装后转给地方的。

说起穿黄军装，我还遇到一次小风险。有一次我从神台搭人家顺便船回家，船正好经过我打过游击的地方，我就边走边看。船到管舍上岸，管舍对岸有十多人老远看到一个穿着黄军装的上岸了，就说不好了，日本鬼子来了，还有人说没事，就一个，又没带枪，把他打死。等我走近了，看到他们中有管正美的母亲，我喊她大妈，她说，哎哟！二姑啊，你怎么穿这个黄军装的？我们还以为是鬼子呢！一看是我，十多个人就从躲藏的地方跑出来，又跳又笑，有的拉我手，有的拍我肩，争着把他们打算打我的事告诉我，谈谈笑笑有半个多小时。我一回家，就跟父亲要钱做衣服。第二天，父亲挑了一斛小麦到公兴庄卖了，买了六尺黑平布，我就自己裁裁，连夜做起来，做了一件大衭褂子，加在军服的外面。

那个年代物资匮乏，生活条件很差。办公用的都是敌伪时期留下的破桌子、旧凳子。干部外出没有车船，工作或下乡都是步行。到盐城开会有帮船就搭，没有就靠两条腿跑。有次我到盐城地委妇联开会，下午三点半散会，要求连晚贯彻，会一散，我立即动身步行回建湖，晚上9点多才到县委会。当时路不熟，去的时候搭的帮船，回来时因为天晚了没有船，只能边走边问，走一段问一段，到了，再问下一段，盐城出来问张庄，张庄到了问洪桥，到了洪桥问仙女庙，仙女庙再问古基寺，过了古基寺就是熟路了。

那时我们工作起来不分日夜，需要的时候就熬通宵，熬通宵是常事。生活上简朴不讲究，学习上刻苦认真，个个精神饱满，走路雄赳赳的。机关开大会时，会前都要拉歌，相互对拉，这边唱完那边又唱，歌声宏亮。唱革命歌曲，振奋了革命精神，鼓舞了革命斗志。工作和学习中的收获、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大家都能相互交谈和议论。开生活会的时候，大家都很真诚，认为谁什么地方不对或做得不好的，有什呢说什呢（建湖方言，有什么说什么的意思），会上不留情面，会后和睦相处，没得哪个对哪个有意见，大家仍然是好同志，互相之间就像兄弟姊妹一样，被批评的人决不会耿耿于怀，而是虚心接受，认真整改。虽然工作和生活条件很艰苦，但大家很愉快，脑子很单纯，一心一意地工作。没有私心杂念，不攀比不计较。人人都一样，身上没钱，看不到钱，也不花钱，钱从来不在脑子里转，脑子里想的是工作、学习，学习、工作，养成了一切从简、艰苦朴素的好习惯。

在联防队时吃的多是发霉的粮食，是从前方调回来的。霉山芋干、霉玉米、霉小麦面等，实际是因为战乱，粮食来不及晒干就交公粮了，时间一长就霉掉了。为了保证战士们吃好，好粮食供应前方，一般霉掉的公粮就调回地方。1948年春天，麦子还没熟，元麦才绿豆色，为了交公粮，就把元麦穗子提前撸下来，下锅炕，烘干了连夜送往前线。到区里后也经常吃霉的粮食，记得有一顿饭是霉玉米糁子煮的，吃了两三顿也没吃掉。事务长看大家吃不下，就想办法，加些韭菜和盐，炒得咸斩斩的（建湖方言，意思为咸而有味），炒好后喊大家吃下午（建湖方言，意为下午的腰餐）。大家正在开会，一听很高兴，到食堂一看，还是剩下的霉玉米糁子饭，一人半碗。事务长就动员大家，一定不能作(建湖方言，浪费的意思)，一斤算一斤呢。事务长还喊我，唐大姑啊，你带头呀。我说，好，就站在那里，直着嗓子把半碗饭噎下去了。到县里后，基本是一天三顿，早晚吃粥，中午吃饭，一般是糙米饭，一菜一汤，平时吃菜多是豆腐、卜页、茶干，一周左右可能吃一次小炒肉，菜汤随便吃，过节有肉圆、红烧肉，过年还增加一道鱼。

我们妇联办公食宿都在县委大院内，平常一般5点起床，5点半上操，6点吃早饭，吃过早饭就上班（后来定6点半、7点）。因为宿舍就是办公室，床放在里面，靠窗的地方放办公桌，外边半小间作为活动场所，放一条凳子。部门负责人的办公室都有小半间作为活动场所。县委书记、组织部长也是办公室连宿舍，他们两个人共三间房，中间一间作为活动场所，也只有一条凳子。去请示汇报的人多了，就坐门槛上，有时书记或部长也会坐在门槛上，一点不摆官架子。中午12点吃中饭，一般吃过饭就上班。晚上6点吃晚饭。吃过晚饭继续办公学习。星期六晚上开党小组会，一个月大组集中一次，定期组织考试。每学习一个文件或一个时政报告就考试一次。小组学习时，领导也会检查，事前不通知。有次时政学习，我们妇联五六个人集中在办公室，正读材料的时候，有人敲门，我们不开门，人家还敲，我就说，哪个啊？现在学习呢！成书记说的，叫各家归各家，不要乱跑，你怎么跑出来了？敲门的人不答话，继续敲。到第三次，门外的人笑起来了，一听声音才知道来的正是成豫华书记。开了门，我们说，对不起，不知道是你。他说，不怪不怪，你们执行纪律，学习认真，不错不错。

工作不是只蹲（建湖方言，坐的意思）在办公室里，每个单位都有一个点，要定期下去，有时就在点上驻到工作任务完成。妇联的点先后有陈堡乡、建港乡。点定下来基本不变。白天下乡，晚上处理日常事务和政治学习，点定到建港时，就驻在那里。不管多忙，天天晚上学习是硬任务，如果晚上开会，会散了再学习。我和人家比还多个学文化，经常学到十一、二点，早上四点多就起来，还是学文化。我为了学好文化，从来不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