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供给制的那些日子里(唐光真口述  唐张兵整理)

 

战争年代,我党干部职工普遍实行供给制,直到1955年才改为工资制。供给制下,公家供吃供穿,日常生活用品也由公家统一配给,不发工资给个人,个人也不需要花什么钱。除了津贴按职务不同有点区别,其它方面人人都一样,不管是县委书记还是一般工勤员。对旧机构留用人员则不实行供给制,而实行工资制。当时银行就有9位留用人员,他们收入比机关人员高。

 

我参加联防队时就开始吃公粮,但不发其他物品,因此还不是完全的供给制。1946年,到区里参加区委工作兼任妇联主任,就享受真正的供给制了,发牙膏、牙刷、肥皂、手纸、毛巾等日常用品。吃烟的发四两旱烟叶,不吃烟的不发。

 

到县里后,供给的物品比区里多些,有牙膏、牙刷、手纸、毛巾、肥皂、衣服、鞋子等。吃烟的仍旧是四两旱烟叶,不吃烟的不发。毛巾一年发一条,牙膏、牙刷三个月发一次。手纸按月发,女同志多些。肥皂原来一季度发一块,后来增加为一季度一联(两块),规定发大运河肥皂,那时人们都认为大运河肥皂好。衣服每年发两套,一套棉衣裤、一套单衣裤,面料是“疙瘩呢”的,也就是大粗布。鞋子一年发一只,也就是两人发一双,大家都只好先并给一个人,下一年再并给另一个人。先给谁,大家互相让,风格都很高。发给我的鞋子都让给邱玉珍了,因为她父亲已经去世,家庭比较困难。我穿的鞋子都是大姐给我做的。在区里时不发被子,到县里后也不发被子,发一斤棉花,做被胎用,我自己又买了一斤棉花,做了一床被胎。饭到食堂吃,伙食按每人每月9元的标准供给,吃饭不花钱,大家都吃一样的,县委书记和我们都在一个食堂吃同样的饭菜。

 

那时,结婚是有条件限制的,大家戏称为“二八五团”,就是年龄28岁,5年党龄,团级干部。够结婚条件的,结婚前填结婚登记表,报党组织进行政治审查,组织批准了才能结婚。

 

小孩有保姆、保育费。一个小孩每月11元保育费,安排一个保姆,保姆费每月9元,保姆吃饭和机关人员一样也是到食堂吃,伙食费标准也是每月9元。一个小孩一个保姆,两个小孩也是一个保姆,如果有三个小孩就安排两个保姆,增加一个小孩就增加一份保育费。供给制时,我家有两个小孩享受过保育费,但第二个小孩享受的时间很短,因为不久就改成工资制了。保姆、保育费配发给女同志,所以那时已生育小孩的女同志每月领的钱都比较多。津贴按级别发,逐渐增长,我当时是准团,改工资制前我每月领96元(含小孩的保姆、保育费),改成工资制后我每月80.5元,比供给制时少了10多元。实行工资制后,供给制就自然停止了。

 

供给制时大家相互之间不分彼此,没人争多争少,人人都一样。只有衣服颜色不一样,县委书记和县长是灰色军装,面料是细布的,其余人一律是黄军装,面料是大粗布的。军装是部队换装后转给地方的。

 

说起穿黄军装,我还遇到一次小风险。有一次我从神台搭人家顺便船回家,船正好经过我打过游击的地方,我就边走边看。船到管舍上岸,管舍对岸有十多人老远看到一个穿着黄军装的上岸了,就说不好了,日本鬼子来了,还有人说没事,就一个,又没带枪,把他打死。等我走近了,看到他们中有管正美的母亲,我喊她大妈,她说,哎哟!二姑啊,你怎么穿这个黄军装的?我们还以为是鬼子呢!一看是我,十多个人就从躲藏的地方跑出来,又跳又笑,有的拉我手,有的拍我肩,争着把他们打算打我的事告诉我,谈谈笑笑有半个多小时。我一回家,就跟父亲要钱做衣服。第二天,父亲挑了一斛小麦到公兴庄卖了,买了六尺黑平布,我就自己裁裁,连夜做起来,做了一件大衭褂子,加在军服的外面。

 

那个年代物资匮乏,生活条件很差。办公用的都是敌伪时期留下的破桌子、旧凳子。干部外出没有车船,工作或下乡都是步行。到盐城开会有帮船就搭,没有就靠两条腿跑。有次我到盐城地委妇联开会,下午三点半散会,要求连晚贯彻,会一散,我立即动身步行回建湖,晚上9点多才到县委会。当时路不熟,去的时候搭的帮船,回来时因为天晚了没有船,只能边走边问,走一段问一段,到了,再问下一段,盐城出来问张庄,张庄到了问洪桥,到了洪桥问仙女庙,仙女庙再问古基寺,过了古基寺就是熟路了。

 

那时我们工作起来不分日夜,需要的时候就熬通宵,熬通宵是常事。生活上简朴不讲究,学习上刻苦认真,个个精神饱满,走路雄赳赳的。机关开大会时,会前都要拉歌,相互对拉,这边唱完那边又唱,歌声宏亮。唱革命歌曲,振奋了革命精神,鼓舞了革命斗志。工作和学习中的收获、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大家都能相互交谈和议论。开生活会的时候,大家都很真诚,认为谁什么地方不对或做得不好的,有什呢说什呢(建湖方言,有什么说什么的意思),会上不留情面,会后和睦相处,没得哪个对哪个有意见,大家仍然是好同志,互相之间就像兄弟姊妹一样,被批评的人决不会耿耿于怀,而是虚心接受,认真整改。虽然工作和生活条件很艰苦,但大家很愉快,脑子很单纯,一心一意地工作。没有私心杂念,不攀比不计较。人人都一样,身上没钱,看不到钱,也不花钱,钱从来不在脑子里转,脑子里想的是工作、学习,学习、工作,养成了一切从简、艰苦朴素的好习惯。

 

在联防队时吃的多是发霉的粮食,是从前方调回来的。霉山芋干、霉玉米、霉小麦面等,实际是因为战乱,粮食来不及晒干就交公粮了,时间一长就霉掉了。为了保证战士们吃好,好粮食供应前方,一般霉掉的公粮就调回地方。1948年春天,麦子还没熟,元麦才绿豆色,为了交公粮,就把元麦穗子提前撸下来,下锅炕,烘干了连夜送往前线。到区里后也经常吃霉的粮食,记得有一顿饭是霉玉米糁子煮的,吃了两三顿也没吃掉。事务长看大家吃不下,就想办法,加些韭菜和盐,炒得咸斩斩的(建湖方言,意思为咸而有味),炒好后喊大家吃下午(建湖方言,意为下午的腰餐)。大家正在开会,一听很高兴,到食堂一看,还是剩下的霉玉米糁子饭,一人半碗。事务长就动员大家,一定不能作(建湖方言,浪费的意思),一斤算一斤呢。事务长还喊我,唐大姑啊,你带头呀。我说,好,就站在那里,直着嗓子把半碗饭噎下去了。到县里后,基本是一天三顿,早晚吃粥,中午吃饭,一般是糙米饭,一菜一汤,平时吃菜多是豆腐、卜页、茶干,一周左右可能吃一次小炒肉,菜汤随便吃,过节有肉圆、红烧肉,过年还增加一道鱼。

 

我们妇联办公食宿都在县委大院内,平常一般5点起床,5点半上操,6点吃早饭,吃过早饭就上班(后来定6点半、7点)。因为宿舍就是办公室,床放在里面,靠窗的地方放办公桌,外边半小间作为活动场所,放一条凳子。部门负责人的办公室都有小半间作为活动场所。县委书记、组织部长也是办公室连宿舍,他们两个人共三间房,中间一间作为活动场所,也只有一条凳子。去请示汇报的人多了,就坐门槛上,有时书记或部长也会坐在门槛上,一点不摆官架子。中午12点吃中饭,一般吃过饭就上班。晚上6点吃晚饭。吃过晚饭继续办公学习。星期六晚上开党小组会,一个月大组集中一次,定期组织考试。每学习一个文件或一个时政报告就考试一次。小组学习时,领导也会检查,事前不通知。有次时政学习,我们妇联五六个人集中在办公室,正读材料的时候,有人敲门,我们不开门,人家还敲,我就说,哪个啊?现在学习呢!成书记说的,叫各家归各家,不要乱跑,你怎么跑出来了?敲门的人不答话,继续敲。到第三次,门外的人笑起来了,一听声音才知道来的正是成豫华书记。开了门,我们说,对不起,不知道是你。他说,不怪不怪,你们执行纪律,学习认真,不错不错。

 

工作不是只蹲(建湖方言,坐的意思)在办公室里,每个单位都有一个点,要定期下去,有时就在点上驻到工作任务完成。妇联的点先后有陈堡乡、建港乡。点定下来基本不变。白天下乡,晚上处理日常事务和政治学习,点定到建港时,就驻在那里。不管多忙,天天晚上学习是硬任务,如果晚上开会,会散了再学习。我和人家比还多个学文化,经常学到十一、二点,早上四点多就起来,还是学文化。我为了学好文化,从来不玩。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