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大串联（徐杰范）
全国红卫兵的革命大串联缘起于大连海运学院的步行长征。1966年8月25日，全国第一支步行串联队伍大连海运学院的15名红卫兵学生，步行至北京，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和中央的肯定。而在之前的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大串联已从暗流涌动开始逐渐形成滚滚潮流，很快风靡全国。“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这是当时最流行的一副对联，大家好像真的受到地方党委的压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真实的情况是，林彪和当时的中央文革始终觉得文革开展了近一年，仍然是不温不火，党委依然能够控制地方秩序，于是他们祭起“革命大串联”这一法宝，以期搞乱地方，搞乱全国，而广大的红卫兵只是被利用被欺骗了而已。在此背景下，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各显神通、想方设法，到文化革命的发源地、到“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诞生地北京去参观学习，去见毛主席。
盐城的大串联起步较迟，大概到十月中下旬，才渐成气候。其实，想步行串联，到北京去见毛主席的想法，在盐城的学生中也早已萌动。我当时在盐城中学读高三，6月15日市委文化革命小组传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校延期半年招生的决定》后，学校彻底停课，大家再也无心复习功课。几个在死盼高考的铁杆升学迷一边捧着书看，一边嘟嚷着：“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大学也没停止招生，怎么说停招就停招了呢？不是说学习革命两不误吗？”
天气越来越热了。晚上在宿舍里，大家读着北京校友的来信，一会儿惊悚于“二月兵变”，一会儿又感叹“五·一六通知”，一会儿又疑惑于刘少奇主席的“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一会儿又估摸着“工作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白色恐怖”到底是什么滋味，弄得晕头转向，莫衷一是。大家都想到北京去看看，走走，而盐城又不通火车，汽车班次也很少，于是我们高三（2）班的男生宿舍里天天晚上热议，要步行去北京一探究竟。但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多日后，等到报上登载大连海运学院师生步行到北京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消息时，大家不免懊悔得直拍屁股，前卫的创意，无限的风光，却被别人抢了先。
七月上旬，盐城纺织厂的工人来为我们戴上“红卫兵”的袖章。经过“破四旧”、动员老知青下乡等活动后，学校的秩序早已大乱。零星的串联五六月份就已开始了，记得当时的地委书记谢克东的儿子（北航大学生）代表北航“红旗”就曾到我们学校进行串联，还有另外几个大学的学生代表也回到母校“煽风点火”。但是，毛主席和中央文革还认为全国是“一潭死水”，必须打破这种局面，这大概就是中央要进行大串联的初衷了。
到了十月中下旬，盐城各校的大串联就轰轰烈烈地开始了。这之前还有一个插曲，说来颇为有趣。我校陈峰等四位教师，从扬州师范学院毕业还不到二年，正是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他们的信息渠道广，思考的问题多，更有经济实力，迈出的步子也就更大。他们四人自费到北京去串联，正好赶上了国庆17周年，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他们居然见到了毛主席！回校以后，全校师生对他们刮目相看，崇拜有加。校领导还组织他们四人上台作报告，讲他们如何见到毛主席的经过，讲他们在北京的见闻，大家听了感到非常新鲜，羡慕不已，个个被说得心里痒痒的，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在北京吃饭不要钱，住宿不要钱。我心里直嘀咕：是真是假？我们去了，还有这个待遇吗？不料个把星期后，风气一变，认为他们不经领导批准，擅自闯入北京，干扰首都人民的文化大革命，实在是罪该万死。要求他们当众检查，收回影响，并补缴在北京吃饭和住宿的钱。闹得这几个青年教师灰溜溜的，霎时从天上跌到地下。实际情况是：当时的扬州市红卫兵造了地委书记胡宏的反，“造反派”和“保皇派”发生了“黄狗”、“黑狗”之争，两派势均力敌，闹得不亦乐乎，于是校文革小组派他们四人去扬州一探究竟，顺便学习取经，谁知他们竟自作主张,私下里溜到了北京。由此可见，当时保护地方党委，力图维护生产革命秩序的“保皇派”与“造反派”确实分歧很大。
当时有放忙假的制度（每年夏收和秋收之际，中小学均各放半个月的假，让学生回家帮助收割栽插），秋忙假之后，大概在十月中旬，我们高三几十个同学天天跑地委文革小组（组长是行署专员徐植），闹着要去串联。班上一范姓同学的姐姐就在市委接待办公室，我们还动用了“关系”，带上范姓同学去找她姐姐，缠着她姐姐请她帮助我们。正好当时中央下达了赴京串联的红头文件，明确规定在全国革命师生中选举代表赴京串联，比例大概是13:1，我们班选了王彬等四五个人，其余名单记不清了，反正我未选上，我们这些人怎么办？难道我们不要革命吗？不要见毛主席吗？于是地委文化革命小组只好同意我们串联，但不能全部涌上北京，这样会影响首都人民的革命和生活。接着地委文化革命小组就给我们开介绍信，有的到扬州，有的到苏州,有的到上海，我们的串联地点是省会南京。一行五人，四男一女，组成一个小组，虽然一分钱未发，但凭这介绍信就登上了盐城开南京的汽车。
当时上南京是要经过扬州的。清晨6：00上车，下午点把钟汽车到了扬州南边的古瓜洲渡口。我们在六圩过江，看到大运河的入江口上帆樯林立，百舸争流，江天一色，沙鸥翻飞，更有乌黑溜圆的江猪子（江豚）在水面上翻腾。对岸群山蜿蜒起伏，如走龙蛇，我第一次亲身感受到了祖国江山的壮美。个把小时后，就到了镇江，这时才知道王安石的诗句“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的真正含义。在镇江下船后，天快要黑了，我们忙到船码头附近的一个小饭馆匆匆吃了碗阳春面，然后就急急赶到火车站去联系往南京的火车票。车站内外，人头攒动，怎么也挤不进去，票也打不成。我们好奇地抓住道口的铁栅栏，终于第一次见到了呼啸而过的过站火车和冒着浓烟缓缓停下的到站车。正在这时，我们遇到一个佩戴大学校徽的青年学生，便攀谈起来，得知对方也是串联的。他听我们说想去北京，便爽快地说：“我们一起去呗。”“票呢？”我们问。“要什么票啊！”他说。“我们的介绍信是到南京的，行吗？”“没关系，我带你们上车。”他说。“上海开北京的特快马上就进站了，你们跟我一起上就行了，保证将你们带到北京。”他干脆打起了包票。虽说如此，我们还是有点忐忑不安，心里直敲小鼓，既无介绍信，又无钱买票，上不了怎么办？上了车会不会处罚我们？狐疑不定之中，上海开北京的列车高鸣汽笛，喷着白雾进站了。也记不清他怎么将我们带进站台的。月台上，列车停靠之后，人们蜂拥而上，乱哄哄地从前后车门往上挤，往日的秩序早已荡然无存。我们这些挤在中间的人完全是身不由己了。正在我们进退两难之际，回头一看，聪明人无处不在，不少人正扒着车窗向里面爬。已爬进去的，大呼小叫的让同伴递行李来，或者用手拉着同伴，将身子胖的，个子矮的，体力弱的后来者一个接一个地拉进去。由此我想到中国人从来就不缺创造精神和多快好省、力争上游的蛮力。
终于被挤兑着上了车，车厢里满满当当的，车门和过道里也挤满了人，连厕所里也不例外，整列车厢就是一个沙丁鱼罐头。我们被挤在两节车厢的接头部位，站在詹天佑发明的挂钩上方，早和带我们上车的大学生挤散了。等了好久，火车终于喘着粗气，不堪重负地拉响汽笛驶出了镇江车站，火车前方的大探照灯劈开黑沉沉的夜幕，向前方急驰。忽然“哐当”“哐当”几声，接头处扭曲起来，似乎挂钩将要脱节，我们不由得心头一颤，有行家介绍说，火车转弯了。
不久到了南京，停在南京西站。远处灯火辉煌，近处黑古隆咚。那时大桥尚未建成通车，需从下关上轮渡，过江到对岸的浦口车站，也就是朱自清先生写下美文《背影》的那座车站，再重新挂上车头。也不知怎么搞的，三下两下，十几节车厢就被分割成几个大段，稳稳当当地停在大轮渡上，个把小时后，又被依次连接起来，驶离了浦口车站，驶上津浦线。这时已近深夜。虽然在南京西站下了一批人，但车上仍然十分拥挤，有不少人巧妙利用地形地物美美地睡上了觉。有站着打盹的，有坐着打呼噜的，有躺在座椅下酣睡的，有卧倒在走道中偷睡的，千姿百态，不一而足。最令人叫绝的是有几个人居然爬上了行李架，头枕行李呼呼大睡。如非亲眼所见，绝对天方夜谭。深夜过符离集，有人上来卖烧鸡，八毛钱一只，绝对价廉物美，可惜我们囊中羞涩，只好做饥饿的看客。记得夜里过济南黄河大桥时，顿觉寒意陡增，不禁打了几个寒战，真正到了北方了。第二天，满眼看不到河流，只见铁路沿线山东、河南一带的野地里到处晒着山芋干。经过二十几个小时的颠簸，第二天夜里，列车终于停靠在北京车站。到首都了，到了朝思暮想的党中央毛主席居住的地方了，心情自有一番激动。车站有接待人员，引领我们上大公交车，把我们带到先农坛体育馆。
先农坛体育场挺大。原先空荡荡的体育场，此刻已是人潮滚滚。下车后排队登记，十几个人并列排成的长龙在宽大的跑道上缓缓蠕动。终于轮到我们了，根本来不及看介绍信，我们一行五人就被分到北京航空学院住宿。立即又上大巴车，午夜一点才到北航。我们被安排在北航的体育馆内。偌大的体育馆内，全是地铺。我们在车上一夜未睡，到京后又折腾了半宿，早已疲劳不堪，被子也没有领——也不知道到哪里去领，倒在地铺上，一会儿就酣然入梦了。第二天早上一看，身上居然都盖着被子，真得好好感谢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呢。
懵懵懂懂地起床后，一下子惊呆了，一看体育馆旁边停着几十架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飞机。原来是北航的停机坪，到底是航空学院，这些飞机都是作教学用的吧。两天没好好吃饭了，此时早已是饥肠辘辘，急急忙忙奔向大食堂。
早饭是稀饭馒头，并有一些萝卜干、腌大头菜，稀饭管够，馒头管饱，而且确确实实不要钱。谁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只是喜欢稀饭的人多，一会儿就抢光了，后来的人只能就着开水咬馒头了。
吃了饭，立即干正事，看大字报，抄大字报。大字报可真多啊！铺天盖地，没完没了。橱窗里、宣传栏内自不用说，墙壁上、楼道内、乃至教学楼、办公楼内外、食堂内外，到处都是大字报。这还不算，通道两边，甚至操场上也用绳子一排排，一串串的吊着大字报。要在校园内走动，那可真正是在大字报的海洋中游泳。我们哪一天见过这样的阵势啊！出于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无比信赖，无限崇拜，我们分工负责，分东西南北四个片区，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整天就是看啊，读啊，抄啊，看得眼花缭乱，抄得手腕发麻。内容无非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批判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白色恐怖”的；二是批判本系统的走资派，以批判当时的国防科委主任罗舜初的居多；三是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当时，刘邓并未被公开批判。所以我们看了感到很新鲜，又很震惊，现任国家主席怎么成了反动派？针对他们的大字报有“七十问邓小平”，“一百问刘少奇”等，其中除了镇压学生运动，制造白色恐怖外，已经涉及到了社教运动的“前十条”、“后十条”，“自留地、自由市场、自主经营”，刘少奇夫妇出访印尼及东南亚等内容。第三天，10月22日，我们上街，看到新华书店正在查抄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更是大惑不解。这可是我们团组织让我们思想上先入团的必读教材呀，怎么就成了黑书、禁书了呢？晚上睡在地铺上，想得头疼，也想不出所以然来。
除了抄大字报外，就是抢传单了。所谓传单，就是内容浓缩后的大字报。各个不同系科或不同学生组织的造反派动辄印刷出成千上万的这种缩微版大字报，而且都到高楼顶上去抛撒。因为当时用纸太多，早已是洛阳纸贵。市面上没有白纸卖，只有各种彩纸，常常是有人在楼顶振臂一呼，或是高音喇叭忽然炸响，当你还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天上忽然五彩缤纷，红纸、绿纸、黄纸如同翻飞的蝴蝶飘飘摇摇。又如同落地的蝗虫，霎时一大片，行路人立即低头驻足，纷纷捡拾，其热情与着迷程度决不亚于今天的路人捡拾空中飘下来的百元大钞。我们是外地来京取经的，自不待说，其他人的动机，我至今仍有点怀疑，是不是有对立派的人捡走了，以消除其影响？因为几分钟后路面上即捡得精光，绝对不要清洁工人打扫的。像这样疯狂的传单雨，每天都要下上好几场，不知要占用多少纸张！没有几天，我们的书包就再也揣不下了，只好找绳子捆绑这些到手的“真经”。
连续学习取经几天后，星期天，我们的小组长终于同意我们出去旅游一天。利用这难得的机会，我们到王府井大街转了转，北京因为大串联，平空多了几十万人乃至上百万人，街上到处是人，做什么事都要排队。有时候也十分盲目，见到有人排队，不分青红皂白就挤上去。排了老半天，原来是在卖北京的风景照片，一套十余张，大概要收近2元钱。买吧，实在舍不得，因为2元钱已是我一星期的伙食费；不买吧，白白排了老半天队。考虑再三，一咬牙还是买上了。以后又去参观了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真大呀！以我目测，差不多有近百亩地。许多外地人在拍照，虽然有十几家照相馆同时在工作，但是对于汹涌而来的人群，绝对是杯水车薪。队伍像长龙一样看不到头尾，西面挤到了人民大会堂，东面排到了历史博物馆，将整个广场占得满满当当，一直排到夕阳下山，才轮到我。这时才发现，上身的灰不溜秋的旧中山装尚可，下身的裤子是棉裤去了棉胎改的，皱皱巴巴，而且两个膝盖上都有一个大补丁，为了不给毛主席丢脸，给家乡父母争光，我立即与排在一起的贵州独山卫校的红卫兵韦登能借了一条裤子，拍了一张头戴黄军帽，臂套红卫兵袖章，手按红宝书的标准相。后来好像还去了军博。接下来，我们仍是和组长一起，抄大字报，抢传单，再也没有出去过。什么颐和园、动物园、天坛、故宫，一概未去。其实要玩，有的是时间，而且乘车不要钱。当时到北航接待站后，就发给我们一张“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免费乘车证”，是一张10×5cm的粉红色小纸片，虽然上面印着“41路及长途无效”，但实际上是北京全市通行的，绝对无人过问。事后得知，41路是开十三陵的旅游线路，串联绝对没有必要和封建皇帝对话（后来知道，实际是对十三陵的一种保护），但是不少人就是凭这张无效的乘车证游了定陵，登了长城。
那时最期盼的就是毛主席接见了。我们刚到京那会儿，毛主席第五次接见红卫兵，我们未赶上，只有等待下一次了。在漫长的等待中，机会终于来了。11月3日凌晨，我们被从地铺上叫醒，每人发了2只熟鸡蛋和一袋苹果。那苹果对我们来说可真是稀罕物，小时候只在图画中见过，后来很少见实物。苹果个头不大，大概是一种小国光，然后让我们上了小火车，到北京车站时，天刚亮，又让我们上东长安街。从南到北，排了大约有几十排人，把宽敞的东长安街挤了个水泄不通，前看不到头，后见不到尾，真正是一片人的海洋。街道两边的楼顶上站着人，有人说是保卫人员。五点到七点，人群原地站立等待。虽然大家急切地期盼着接见开始，但秩序还是很好的。队伍当中不时会闪出一块空地，就有三两个身着军装的红卫兵一边唱着歌颂毛泽东的红歌，一边跳起了欢快的舞蹈。我疑心是组织上安排好的。七八点钟的样子，接见开始了，高音喇叭中传来了林彪浓重的湖北方言：“同志们，朋友们，红小兵小将们，你们好！我代表党中央，代表毛主席……。”队伍开始移动了，是由东向西步行，这时大家终于明白，这次仍是游行式接见。伟大的领袖就在几公里以外的天安门城楼上。人群骚动起来，有人带头，大家一起有节奏地高声欢呼“毛主席，万岁”，声音震耳欲聋。这时发觉，队伍越走越慢，后面的人不免发起急来，原来还有队形的，这时早已混乱不堪。有人跑丢了鞋子，有人挤掉了挎包和苹果，依然仰起头，拼命地往前挤，就是挤不动。有人内急了，旋被告知可到街边去方便。到了长安街边方知，街道的两边，每隔一百米远，就有一个简易厕所。所谓厕所，就是刨掉地砖，挖了几排长方形的小坑，外面用芦席或蓬布一围。虽然苍蝇乱飞、臭不可闻，但确实能解决问题，几天之后，街道上又整修如新了。你还真得佩服当时的首都速度。
队伍越来越慢了，高音喇叭在高声劝导大家一直往前，不要停留，可是在天安门广场附近靠近城楼时，狂热的红卫兵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无论如何也不肯挪步，久久地停留在天安门前，一心想多看几眼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从城楼上传来的高音喇叭甚至说到了“主席七点即起，请大家快速通过，不要影响伟大领袖休息”之类的话。但这些热爱伟大领袖的红卫兵没听进半句，靠城楼越来越近了，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城楼的一角。令人沮丧的是，这时高音喇叭里传来了“此次接见结束，希望大家有秩序地离开”，时间大概是下午一点左右。一会儿，队伍的行进速度立马加快了，因为毛主席和中央首长早已下了城楼。人流渐渐散去，马路渐渐露出来，地上到处是鞋子。许多人挤掉了鞋，光着脚在街上行走。天安门城楼的东头和西头，走丢的鞋子堆成了两座小山，足有三四层楼高（可能是工作人员捡起的）。我们改乘公交车仍旧回到北航接待站，重新开始抄大字报、抢传单的生活，继续等待下一次接见。
机会终于又来了，11月7日凌晨，我们又以同样的方式被带到北京车站附近，参加第七次接见。这一次与上次不同了，是在街道两边等待。每边各排了十几排人，还选举出临时负责人，算是临时维护秩序。最前边的三排是解放军士兵。有些地方的红卫兵临时负责人还和解放军战士一起，让每个参加接见的红卫兵把随身携带的小刀交出来，以策首长的安全。交到底，其实也就收了几把区区五六厘米长的削铅笔或裁纸的简易小刀。
照例是漫长的等待。这次等待的空隙，是拉唱歌。这一排拉那一排唱，那一排又拉这一排和，歌声此起彼伏，“毛主席万岁”的口号震耳欲聋。终于等到了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这次是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分乘七八辆敞篷汽车在街中间行驶。只见毛主席穿着绿军装，脸挺大的，挺白，站在敞篷汽车上向红卫兵微微招手。这时队伍哗啦一下全乱了，人们全部站立起来了，呼喊，蹦跳，有人把黄军帽抛向了空中……。敞篷汽车风驰电掣，转瞬即逝，再也不要反复劝告红卫兵快速行进了。在迷迷糊糊的满足与幸福中，我们又乘汽车回到了北航接待站。
屈指数来，我们10月20日来京，到今天参加第七次接见，已经整整18天了，我们觉得看也看了，经也取了，于是和接待站联系订票回家。没钱不要票，有介绍信就成，没过几天，我们拿着介绍信重新到北京车站，登上了回南京的火车，然后乘汽车回盐城。到了学校，早已是人去楼空，学校里冷冷清清的，都出去串联了，满眼见不到几个人，既找不到人汇报情况，也没人管，没事做，我们只好各自回家。
我到父亲的工作单位建湖县文教局去，见到建湖虽然也有大幅标语和大字报，但气势和力度绝不能与北京相比，而且消息闭塞。晚上，在父亲宿舍里，我讲起了北京见闻，说北京正在查封《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张贴打倒刘少奇的标语，父亲一把捂住了我的嘴，叫我不要乱说。
在家闲居了几天，农忙已过，队里也没什么农活可干，只好又回盐城，见到了老舅舅，我告诉他见到了毛主席，他连连摇头，说，“不可能，不可能，那肯定是个假的替身，真皇帝，真毛主席能让你们看到吗？”不一会儿，他又喃喃自语，“你们红卫兵以往抄家，破四旧，抄了那么多的金银财宝，就像老鸦（鸬鹚）拿了鱼，公家奖励你们到京城玩一趟罢了，还想见皇帝，见毛主席，绝对不可能的事……。”
就这样在家呆了十多天，新的中央通知下达了，“乘车革命大串联”暂停，提倡“就地闹革命”。想想也是，再这样乱下去，铁路这个中国交通大动脉肯定要瘫痪，不要说发展经济，超英赶美，恐怕连保障供给都不可能了。好吧，不串联就不串联吧，就在家里闹革命吧，可是怎么闹，闹谁呢？学校里冷冷清清，基本见不到什么人。中央通知的约束力也实在有限，造反有理嘛，谁约束我，就造谁的反。全国性的串联一直到1967年的上半年才基本停下来。有不少革命师生打着串联的旗号，到全国各地游山玩水。所有的名胜古迹、风景区都充斥着大量的红卫兵，有少数人一直到年底次年初才回来。我的一位亲戚，鞍湖初中的学生，串联途中，干脆在江西南昌落了户，一直到改革开放才回来。那么，这些仍在外串联的人是如何生活的呢？乘车自然是不要钱的，但吃饭呢？北京吃饭不要钱，其他地方吃饭都是要花钱的。但是，他们有办法，一个字，借！到了一个城市接待站，张口就借，打张欠条就行。钱、粮票和衣服都能借到。所以到1968年毕业，学校收到了全国许多城市革委会转来的借条，能不能还，只有天晓得了。
这种混乱局面的形成，当时的中央应负全部责任。一方面，中央发文件让选赴京代表，另一方面对违规违纪私自来京的师生又鼓励有加，这不是制造矛盾吗？因为我们亲耳听到了林彪的湖北黄冈腔：“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你们冲破重重阻挠，勇敢来到北京，来到毛主席党中央身边，我代表毛主席，代表党中央欢迎你们……。”执行中央文件变成了“重重阻挠”，对违规违纪的“热烈欢迎”，这不是典型的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吗？这样下去，能不天下大乱吗？
经过一段“荷戟独彷徨”的百无聊赖之后，几个人一合计，既然乘车串联不行，那就步行串联吧。目的地：韶山、井冈山，亲眼看看红太阳诞生的地方，伟大领袖开展武装斗争，燃起星星之火的革命圣地。方式：徒步行军，学习老红军的长征精神。路线：盐城—上海—南昌—长沙—韶山。于是立马行动。首先是申请经费，开介绍信，学校给每人发了100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啊！相当于一个师范毕业转正定级的老师三个月的工资。我们学校当时的伙食费是每月7元，正好是14个月的伙食费。领了钱后，有的人立马去买了斤把毛线织毛衣，也有人用10元左右买了块锦纶裤料。我们这几个人是铁杆的“三忠于”、“四无限”人员，钱要全部用到串联上。领钱后，先到市化肥厂买了几只塑料化肥袋，每人加工了一个塑料雨衣，又到盐城镇五金厂花了几十元（人均10元）订了数百枚毛主席语录胸章，还制作了一面小红旗，上面大书几个黄字——“32111长征队”。32111是当时石油系统一个钻井队的编号，他们在一次扑灭油田大火时牺牲了好几个石油工人，优秀事迹刊登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只是借用了他们的名字，以示向他们学习之意。
万事俱备，当年的11月底我们从盐城出发了。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锣鼓、鞭炮，只有当时青年人的轻信与狂躁，迷惘与执着，迷信与无知。我们学着部队的样子，每人一个大背包，捆得有棱有角，外掖一双解放鞋。和部队黄军被的薄轻软相比，我的被胎子仍是几十年前的老胎子，很切合老杜的“布衾多年冷似铁”的诗意。被面是五颜六色的大跃进年代放高产卫星用的彩旗，被里是回纺布织的疙瘩呢（利用捡破烂的人回收的垃圾棉胎、旧衣服重新纺织的又粗又厚的布满疙瘩的布）。最倒霉的是拣了好日子没好天，出门第一天就下雨了。虽然有雨衣，但不是高温烫制的，而是缝纫机缝的，线脚很粗，雨从针眼处流进，被包如同吸水的海绵，越背越沉。衣服也慢慢淋湿，特别是裤子，我当时穿的是越冬的棉裤。雨水顺着雨衣的外缘往下滴，棉裤很快成了一个雨水收集器，裤管立马肥胖了起来，裤脚的水流到鞋子里，又湿又滑，过了伍佑，我就渐渐跟不上趟了。幸好一位范姓同学有亲戚在卞仓，于是挨到卞仓，脱下棉裤，扒掉棉胎，寄存在那位亲戚家，穿着新改制的夹裤又继续上路了。
现在回忆起来，盐城距南通250公里，汽车票只要区区4元5角5分，再加1元2角的轮渡，5元7角5分即可到上海了。口袋里也有的是钱，但为了锻炼自己，学习长征精神，宣传毛主席思想和文化大革命，我们自愿步行，绝对是心甘情愿的，一如教徒朝圣，怀着一步一叩头的虔诚。是为了弥补初期梦想未成的缺憾，还是想开创一种新的局面，自己也说不清了。第一天跑了约七、八十里地，黄昏时到了大丰的大团。那时斗龙港正在重新开挖，我们到了工地，放下背包，不顾旅途的饥饿与疲惫，除了喊口号外，还免费发放了自己花钱订制的毛主席语录牌，然后每人找了一副担子，当起了挑河工。尽管在雨中走了一天的路，但为了改造世界观，学习老红军，每人都挑了十余担土，直到累得筋骨散了架，才继续前进，找旅舍住宿。
第二天，腰也酸了，腿也疼了，但仗着年轻，还是沿着老通榆公路快速地通过了刘庄、白驹、草埝，最后到了东台，犹如急行军，一天走了约一百二十里地。晚上宿在东台城，无心浏览七里长街的景色，在招待所里睡了个死沉。沿途的伙食都是在公社食堂吃的，早晚是两碗稀粥，粥稀得照见人影，不由得使人想起了古代的打油诗：“数米熬成粥难稠，鼻息吹去两条沟；近看好似团圆镜，照见人影在里头”。中午是半斤米饭，一碗菜汤。各个食堂像接到了中央文件似的，菜汤是清一色的脂油渣子汤，绿澄澄的水面上飘浮着几片猪油渣滓和几根菜叶，翠绿与金黄相映，色彩是绝佳的，但营养却是极差的，与如此大运动量的消耗是绝不相称的。亦有诗为证：“水煮菜叶盛一瓯，绿波荡漾未行舟；远看好似西湖水，饥饿渔翁下直钩（筷子）”。那时的感觉就是饥饿，饥饿轮番折磨着每个人瘦弱的身躯，上路没走几步就饿了，以后越来越饿，吐酸水，糙人，渐渐饿得失去了知觉，反而不饿了。我的胃病就是在那时炼成的。
第三天走到了海安。海安有个镇子，居然叫“白米”，且有“大白米”、“小白米”之分，真让人好奇。途中见到了海安的烈士纪念塔，大概是纪念苏中七战七捷的吧，一副对联写得很有意境，切合现场景物且对仗工整，至今依稀记得：碧血丹心，尽洒河山，三敌驱除成解放；苍松翠柏，凭依墓塔，五星照耀纪功勋。另外，在东台境内通榆公路边上，见到了两口大锅，高约1.5米，直径亦有1.5米,厚度在5厘米左右，铸造器，问询当地人，亦不甚了然，行军锅不可能，当为煮盐熬卤的巨釜吧。不知后来破坏了没有。到了第三天的晚上，腿疼得厉害，脚上的泡磨破了，钻心的疼，但是绝无悔意，亦无退意，仍然觉得毛主席和党中央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再说“三日肩膀四日腿”，熬过这几天就没事了。“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解放全人类”，早上起来，又开始了第四天的行程。
从出发的那天起，绵绵秋雨几乎没有停歇过。衣服淋湿了，又被年轻炽热的肉体烘干了，但干劲已大不如前，真正是疲于奔命了。终于在朦朦细雨中赶到了如皋。印象中，如皋城远比建湖繁华。第五天上午，仍是下雨，过了白蒲镇，雨下得更大了，前不巴村，后不及店，只好在泥泞的砂石路上踽踽前行。裤脚管湿透了，紧紧裹在腿上，冰凉冰凉的，背包如同被水浸泡过一样，越发沉重了，瞬间明白，红军长征不容易，想学红军也不容易呀！于是，想拦车子，赶到南通，拦了好几部都没有成功。后来听班上其他长征队讲，路上经常有车子停下来，要带他们走，我们却一次也未遇到，而主动拦车，竟遭到了拒载。是他们撒谎吹牛，还是我们运气不好呢？终于拦到了一辆车，谈好价钱，在凄风苦雨中将我们一行人带到了南通。开上海的轮渡，每天只有一班，上午10：00开船，乘从武汉、重庆过来的东方红一号、二号，则要等到明天的白天。只好住进旅舍，吃了碗热腾腾的阳春面，将淋湿的衣服晾起来，脱光身子钻进了被窝。
第六天上午，按时到达轮渡码头，上了船。巨轮在茫茫江面上轰然前行，犁出了赭色浑浊的浪花，雾气蒙蒙中，冒着浓烟的小火轮犹如飘浮的彩色积木，海鸥在离船舷不远处飞翔，预示着这里离大海不远了。黄昏时分到达吴淞口，在黑漆漆的夜色中驶入黄浦江，两岸的霓虹灯闪烁，与天上的星星相辉映，不由得使人想起了郭沫若的诗句：“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在十六铺码头下船后，接待站将我们安排在中山东一路12号住宿。楼宇虽不甚高，内部仅四层，然气势恢宏，内部装修亦十分华丽。我们被分在四层，楼层不高，但有豪华的电梯，装修考究的楼梯。每层都有牛皮编织的防护网，非常安全。后来才知道，这是原来英国汇丰银行的旧址，后来的上海市人民政府，不久以后的“上海人民公社”挂牌之处。果不其然，当年的元旦就将我们这批“革命师生”礼送到了北面与之相邻的金字塔屋顶的高楼（即和平饭店）。我们住在11楼。后来，听到鞭炮炸响，惊闻“上海人民公社”在彼地成立了。
抵沪几日后，疲劳逐渐恢复，大家准备重新登程，奔赴韶山、井冈山，但全国已陷入了混乱，到处都有两派组织争斗，间有打死人的消息。父亲来信，让我留在上海姑姑家，不要到处乱跑。上海姑姑也竭力挽留我，正好由于劳累、寒冷，我患了重感冒，终日咳嗽不止，而且症状日益加重，最后只好与我们的长征队分道扬镳。后来听说他们终于不再步行，坐着火车、汽车到了井冈山、韶山。我却一直滞留在那个金字塔内。有时也到姑姑家住几天，最后实在寂寞无聊，溜到苏州亲戚家，然后又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此时正是1967年元月上旬，这年冬天特别的寒冷，如同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了几场大雪后，北京已是银装素裹，冰天雪地。我被分在地图出版社旁边的白纸坊小学内住宿。那小学是半日制的，上午是一拨学生，下午又是另一拨学生。此时早已停课放假，虽然睡的是地铺，但是温暖如春。这正是一年中最冷的季节，又是这一季中最冷的几天，外面寒气逼人，刺入肌骨，动辄零下十几度、二十几度，出门串联，抄大字报或是游玩均不相宜。更要命的是我还穿着“长征”途中的破夹裤，当中没有棉花，破棉袄是父亲穿旧的，很薄，里面一件烂衬衣与一件大哥淘汰的磨穿了几个洞的球衫，站在街上瑟瑟发抖。最佩服的是山东河南的红卫兵，他们不穿衬衣，就是一件乌黑发亮的光棉袄，却一点不怕冷。年轻人毕竟好动，缩着脖子还要上街，每走几十米，就钻到沿街的商铺内取暖（里面均有暖气开放），然后再往前跑。几天当中，去了清华、北大，又到了北太平庄学院路，看了北航、地质学院、钢铁学院、石油学院、矿业学院。大学也比以前冷清了许多，许多大楼静悄悄地伫立着，一如冻僵了一般，了无生气。天空黑沉沉的，如同一个铅灰色的大屋顶罩住了北京城，乃至全中国，正预示着一场新的暴风雪即将到来。倒是几幅对联在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座宿舍楼的门口贴着：“男焊收音机，乌烟瘴气；女织毛线衣，柳绿花红。”因为当时两派纷争，先动口后动手，最后发展到动刀动枪，有人不愿参与，干起了自己的兴趣活，当起了所谓的“逍遥派”。还有一副是贴在关押老教授、学术权威等“牛鬼蛇神”的“牛棚”内的，上书：“氦氖氩氪氙，惰性十足；吃喝玩聊睡，混蛋一窝”。无端剥夺别人的人身自由，还要谩骂，人身攻击，难道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可惜，我当时并未意识到这是对老知识分子的侮辱，只觉得这些大学生太有才了，运用对联这种中国传统的旧形式，结合化学元素，为现实斗争服务，真正的“古为今用”，我也学过化学，背诵过化学元素周期表，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上次串联未到颐和园，这次想补上。一个朔风凛冽的上午，我乘车来到西长安街尽头的颐和园。一看园门口，铁将军把门，一个人影也不见。倒是门上贴的对联挺刺眼的：“阶级斗争白热化，哪有闲心逛公园？”虽然缺乏对联的必要元素，只能算两句口号，但是刺中了我的软肋——你串联到公园干什么？转到北面，也是一样的口号，一样的刺眼。既然来了，不看有点可惜。举头四顾，一看东门口有一座铁塔，大约百米之高，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也不考虑有无防护措施，是否安全，噌、噌、噌的攀援而上，一直爬到塔顶的一个面积仅有半平方米的小平台。平台虽小，但放眼远眺，万寿山、长廊、昆明湖尽收眼底，西山亦遥遥在望。现在想想，还真有点后怕，塔身周围无任何防护措施，自己又未系安全带，冰天雪地，手脚麻木，万一摔下来，粉身碎骨，白白地作了个枉死鬼，何苦来？下来以后，有了新的发现，东门北面的围墙上正有几个人在爬围墙，翻墙而入。我观察了许久，终于挡不住诱惑，也如法炮制，从东围墙上翻过去，终于得以零距离地欣赏雪中的万寿山和冰封的昆明湖了。佛香阁高耸入云，金黄的琉璃瓦顶熠熠生辉，长廊五彩斑斓，望不到尽头，冰封的昆明湖犹如一块硕大的和田玉，与石舫浑然一体，让人叹为观止。在园内东走走，西转转，一如刘姥姥进了荣国府。但园内游人稀少，自觉无趣。午后又乘车来到了天安门。城楼正在整修，门前的金水桥下的水池一直冻到了底，冰层足有一丈多厚，工作人员将冰块翻了个底朝天，正在清除下面的淤泥。一楼的门洞旁边，我以为都是些大房间，结果一看，里面布满了一根根的承重柱，根本不能住人。最令人奇怪的是，这样大冷的冰雪天，居然有几辆小推车在大声叫卖冰棍。俗话说：“腊月心里喝凉水，滴滴在心”。不知北京人在这个季节吃冰棍是什么滋味？防暑降温肯定不是了，难道是为了解渴？便是至今也弄不明白。唯一的收获是，回接待站后知道了，棒棒冰在全国各地有不同的叫法，上海人叫“棒冰”，南京人叫“冰棒”，北京人叫“冰棍”，重庆人称为“雪糕”，广州人称之为“雪条”。
过了两天，又来到了天安门。故宫自然早就关闭，但对外宾却可网开一面。那天很幸运，跟着几个老外，从天安门溜进去，在三大殿外面转了转。也没有听到什么解说，就稀里糊涂地又出来了。也算到此一游了。出来后得知从故宫的北门神武门进去可参观泥塑“收租院”。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抽调全国各地的专家，将四川大邑县大地主刘文彩的奢侈生活与剥削形式浓缩为一组组的泥塑艺术，占用了故宫的后殿作展览厅。这是中央规定的阶级斗争教育教材，来京者人人必看。我也随着人流，排队登记，观看。那些泥塑有真人般大小，形神俱备，栩栩如生，活灵活现，配上极具鼓动性的解说词，看了以后真想和刘文彩去拼命。所以，以后中央反修防修的文件，动辄让人们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不吃二遍苦，不受二茬罪，算是在此找到了最好的注脚。
又在北京呆了几天，实在冷的不行，该死的咳嗽又犯了，钱也花光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乡情油然而生，并越来越浓，只好打道回府了。许多人借钱借物也主要集中在这个时段。我一向老实胆小，既不敢借，也不想借，宁可囊中如洗，一分钱、一两粮也未借。不过，也做了件无原则的事。那时打票已有限制，可凭介绍信预订回家方向的火车票，反之则不行。几个东北佬想去上海，一看我的方向是上海，且介绍信上是11人，即让我替他们订票。我没有拒绝，帮他们订了到上海的火车票，犯了欺骗组织的错误。坏事就是这样办成的，我至今仍在自责。
这次乘的还是特快，虽然仍很拥挤，但比10月份第一次来京好多了。经过二十几小时的颠簸，深夜又回到了上海。上次走得偶然而匆忙，未与家中联系，亦未通知上海姑姑，父亲急得要命，到处打听我的消息，寻找这只断了线的风筝。上海姑姑亦有些紧张，以为我出了问题，现在大活人到家了，她也松了一口气，嘱我赶快回家。在外一个多月，确实也十分想家，立马打票，在十六铺码头坐船回了建湖老家。
就我个人而言，历时两个多月的大串联终于结束了。回校参加斗、批、改，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如同一粒细沙，在历史的狂潮中起伏沉浮。几个月当中，虽然“串”了几个大都市，“联”了几个景点，但回来后大病一场，毁坏了健康的躯体。更重要的是，玩掉了自己的大学梦，玩掉了自己的青春年华，玩掉了自己的光明前途。国家身陷动乱深渊，生产停滞不前，秩序荡然无存；知识急剧贬值，科技一落千丈；经济濒临崩溃，左祸愈演愈烈，到了1968年上半年，我们已慢慢有所觉悟，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深感孤独的个人在强权面前的渺小，初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情，以国家民族为己任的壮志早已消磨殆尽，只能作一个“人随王法草随风”的看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