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后的县委党校（朱建华）

党校是培训党员干部的基地。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有共产党就有党校”。我县党校是在1950年设立的“党训班”基础上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1954年“党训班”改称“干部学校”，只一年又复称“党训班”。1958年，“党训班”与“农业合作干部学校”合并，从此，教学人员、教学内容、培训对象都是围绕农业合作问题来确定，所以人们均称其为“农干校”。1959年，中央提出轮训干部，总结党在“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才正式定名为“中共建湖县委党校”。

　　“文化大革命”中，党校更名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历经十年之久，直至1977年又恢复“党校”之名。党校几度易名，既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也反映了党委对党的教育工作的认识在不断加深，逐步提高。

　　文革前后，本人两度在县委党校工作。前度当了8年理论教员，后一次在县委书记兼任校长的优越条件下，主持党校常务工作5年。党校这座大熔炉培养锻炼了我，我对党校也有着无限深情，虽齿脱首皓，仍久忆难忘。借为县政协《塘河春秋（续集）》撰稿之机，尽己所能，拙笔作记，以示回报。

　　初设的县委党训班驻积缘堂，位于观音庵（老人民剧场）西南隅（今登达宾馆西河边）。其时，观音庵大殿辟作大会堂，大殿西山为新建体育场。积缘堂是道姑住家颂经之地，在破除迷信，提倡无神论的时代，庵上神像扫地出门，堂里道姑还俗返家。党训班设那，既有住宿又有吃饭之处，上大会堂听报告也很方便。

　　1954年，积缘堂改为政府招待所，县里在镇西桥东侧老体育场路南征地，新建4排、每栋12间学员宿舍，且有办公、会堂等设施，“县委党训班”迁此定居。篱笆墙围起的大院内既有活动场地，又有生产劳动基地，这里离县委机关很近，领导来校做报告也很方便，因而连住达8年之久（包括农干校）。

　　1962年，县政府从“洋桥”（镇中心跨西塘河上的木桥）河东搬“实小”旧址，与县委合院办公。是年秋，县委党校搬至县政府原址办公，此处条件相当优越，宽敞的平瓦房足有百十间，附属设施一应俱全，校长室、教学人员办公室，都是县长、政府办人员住过的地方；各科局办公室改作学员宿舍，培训时学员住上平板通铺和老师范划拨的双人床，睡稻草铺的日子结束了，学员们高兴地反映：“鸟枪换炮啦！”原政府大院正中，有一汪圆圆的大池塘直通外河，小溪垂柳，绿树成荫，徜徉其间，心旷神怡。

　　1972年秋，黄沙港向塘河东岸疏浚拓宽，公检法东移，“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让位。次年春，县革会政工组为其在徐东生产队（今万嘉广场）征地，先后建起近万余平方米的两栋大楼，规模超前，设施新颖，家属区也考虑其中。1978年秋，家底殷实的“五七”干校与其合并，“人也多了、枪也多了”，党校、干校两块牌子重现县城，县委“干部培训委”办公室专业班子也入驻两校院中。

　　 党校教学以短训为主，《建湖县志》记载，截至1987年，共办学137期，受训党员干部24063人。教材主要是围绕党的中心任务，选择有关文件和材料。1950年初，以贯彻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为中心，学习“一化、三改造”方面的文件，为所有制改造培训骨干；此后，又开展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连续办班讨论“统购统销要不要，口粮标准低不低，以丰补歉该不该，瞒产私分好不好”等重大思想认识问题，使受训868名党员干部划清粮食问题上的大是大非，树立“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的社会主义观念；接着开展以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主，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党员干部无备而来，其中有的被戴上沉重的“右派”帽子回去；1959年，“大跃进”后期开展反“右倾”斗争，县委以党训班为阵地，采取以会代训方式，批判“右倾”思想和“右倾”情绪，不少受训干部受到错误的批评，有的甚至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60年初，为解决“大跃进”中的强迫命令、一平二调以及分配上的“大呼隆”，党校相继办班，学习中央文件《十二条》，帮助基层党员干部反“五风”、反“三害”，教育其坚持真理，纠正错误，轻装前进。不久，中央发出《轮训干部的决定》，要求将党员干部轮训一遍。遵此，党校先是以学习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为主题，由县委书记上大课，县直机关党员领导干部一齐参加学习，充分发扬民主，执行“三不主义”。受教育后，“作风不民主，势必霸王别姬”成为众人的口头禅；继而又以学习毛主席《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为主要内容，几次办班教育党员干部提倡“一分为二”，反骄破满，落实县委关于“高举红旗鼓劲干，夺取粮食三亿三，棉花油料齐发展，多种经营成倍翻”的战斗号召；中央发出《关于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县委部署党校以《决定》为教材，办班培训社教骨干，最后一期集中300多人，中途被地委党校合并去继续学习，编为地委社教工作队，浩浩荡荡开赴大丰、射阳两县，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各项工作都要坚持以毛泽东思想挂帅，党校教学人员以毛主席的“老三篇”为主要内容，深入建阳、高作等地搞巡回教学，组织基层支部党员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当时把这种教学方式叫做“流动党校”。文革后，先是配合全国普法教育，以学习《宪法》等法律为主课，培训普法骨干，“党大还是法大”的大讨论，搞得热火朝天。紧接以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中心，连续办班，学习理论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拨乱反正打好思想基础，帮助与训人员充分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列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式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都是完全错误的。”

　　党校、干校组织形式分分合合，培训以短期为主，内容围绕中心的教学方式；缺乏专业造诣而又人手单薄的教学力量等客观实际，决定了它不可能按照马列主义“三大”组成部分设置课程。即便如此，党校还是审时度势，注意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读本上，罗列基本观念、基本知识，穿插教学，对中央文件和政治报告中的有关理论问题和名词术语作辅导解释，帮助学员排除学习障碍。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度也曾作专题安排。对于党建理论，以《党章》为蓝本，结合《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编写教材随机安排学习，帮助学员增强党性，掌握党的基本知识。《中国共产党七十周年党史》一书出版后，作为自学书籍发放与训党员干部，要求坚持自学。

　　学习方法以小组讨论、大会发言为主，必要时还请先进人物到场作现身说法。“阶级斗争为纲”年代，请进或从学员中选择苦大仇深的人物，进行忆苦思甜教育曾是常用方法。讨论时，从相互校对课堂笔记开始，充分发挥学习小组长“提提头、靠靠拢、归归总”的引导作用，要求大家学习理论，联系本地区、本部门，以及个人思想、工作实际，消化学习内容，端正立场态度，提高政治觉悟，坚定政治方向。为了促进学习，培训期间一般还出《学习简报》，表扬学习先进的小组和个人。检验学习效果主要靠考试，学员报到，首先进行摸底测试，做到心中有数地进行教学辅导；学期结束前，再举行一次考试，学习成绩报干部培训办公室。

　　1960年前后，经常将整风、劳动，安排于培训之中，特别是反“右派”、反“右倾”以及大搞“小江南”等挖坟刨棺、平田整地，弄得学员惊魂丧胆，精疲力竭。其时，学员总结：“破船就怕陡风湾，老牛就怕别脚陷，干部就怕党训班。”执行“三不主义”方针后，此情为之一扫，学员精神振奋，心情舒畅。　 

　　党校是个典型的服务型事业单位，它没有任何自有财产，特别是上世纪漫长岁月，它更无分文额外收入。事业费（人头费、培训费）均由政府每年初的财政预算额定，各种开支按规定、按标准实报实销。虽不活络宽裕，但是“旱涝保收”，无后顾之忧。

　　有人比喻部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可在我县党校工作并非如此。就我个人印象，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直至目前，五十多个年头，党校工作人员队伍大约只轮换了三、四茬，就以校主要领导为例，校长换过五任，教师与工作人员在校服务平均十年左右。相对稳定的原因，客观上是单位性质决定，但也不尽然。就一般情况而言，人员的素质是最基本的，人员状况大体可分下列几种：一是权利上无他求，利益上毋须争，安分守己，知足常乐；二是学有专长，用有阵地，甘作奉献，心态坦然；三是年事稍长，照顾安排，搭末班车进站；四是因人设事，文不对题，好进不好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