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办小学下放大队办的回忆(查文玉)
在“文化大革命”中，遵照毛主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指示，建湖县也和全国各地同步，把542所农村小学、农中、部分公社的初中下放到大队办，2213名教师性质由公办转为民办，由国家发工资改为工分加补助。这一改变，对农村教育造成了重大损失，对农村教师的感情造成了极大伤害，对学校教学秩序造成了严重混乱。当时，我是草堰公社中心小学负责人，对这一变革，既是目睹者，更是亲历者，至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心中隐隐作痛。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将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办，这一举措当时是在政治高压下进行的。1966年5月16日，中央发出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俗称“5·16通知”），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作出了在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俗称“十六条”），其时全国红卫兵造反，到处抓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学大批、清理阶级队伍……搞得全国上下人心惶惶。“文革”中，对毛泽东作出的在农村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指示，自然要坚决执行。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先是在近湖公社中堡小学抓了试点，准备由点到面推广。还未等到试点结束，催促的战鼓又进一步擂响，中央文革在山东嘉祥县马集公社炮制了侯振民、王庆余提出的“将所有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建议，登在1968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上，并作了编者按，要全国革命群众展开学习讨论。该建议拼凑了公办小学下放大队来办的“好处”，主要是所谓从根本上改变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有利于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在“侯、王建议”被大肆宣扬后，建湖县革命委员会随即在12月29日召开了全县教育革命工作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必须把过去贫下中农失去的权力夺回来”。我和公社革委会领导人一起出席了那次会议，会议强势提出三个问题让大家讨论：（1）建国十多年来，为什么封、资、修的教育路线在学校原封不动？（2）为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校横行霸道？（3）为什么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始终不能及时地、很好地贯彻落实？会议要求，贯彻落实这项工作要以政治挂帅，思想领先；要以大批判开道，冲破一切阻力；要提高革命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时间上要求在1969年春节前全部完成下放的政治任务，无价可还。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谁想不通就让他回家去。在那个左得要死、革得要命的年代，谁敢言“不”？于是春节前不到1个月的时间，全县就全面完成了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办的任务。
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办，政策是这样规定的：全县在农村任教的教师，原则上全部回到自己家乡所在的大队任教；人已在本大队任教的一律维持不动；原籍教师过剩，所在大队教师又不足，可仍留在所在大队任教；有些大队教师不足，在公社内调剂，本公社调剂不了的，打报告申请，全县调剂；在城镇工作的教师，家在农村的，根据本人志愿可申请到农村任教；但农村教师家在城镇的，一律不得返回城镇。下放到大队的教师，一律采取民办公助，即大队记工分，参加大队夏、秋季分配，工资不足部分由国家补助。
这一体制的改变，使全县农村教师都懵了。我们过去是国家教师，公办性质，工作了多年，怎么转眼间变成了民办和社员的性质？过去由国家按月发工资、吃国家粮，怎么变成到生产队称粮称草、记工分加补助？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大家既不敢怒，更不敢言，只能闷在心里。在草堰小学，一天夜里，我的同仁张涛老师忽然嚎啕大哭，我急忙问：“张老师怎么了？”张涛说：“主任呀，我家在靖江，1961年来建湖支持老区，一家老小在靖江城里，我过去都按月寄工资回去养家糊口，现在回城又回不去，改为拿工分，一家生活怎么过呀！”我也无可奈何，只能劝他说：“张老师呀！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不执行不行呀！我们只有蒙着头慢慢向前走！”其实当时，我的心情也很苦闷，压力很大。我家住在近湖公社季舍大队，家里兄弟姊妹加上父母共8人，挤在5间小房子里，我们夫妻俩加上1个小孩回去又增加了3口，如何居住呢？我愁死了。回去后幸亏大队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大队书记)董成宝是我小学同学，将大队两间破保管室腾给了我。虽然这两间屋子冬天四处来风，破墙洞老鼠进进出出，有时还有蛇游进来，吓得老婆、孩子心惊肉跳，但总算有了安身之地。回大队的第二年，我被调到公社革委会做秘书，接着又被调到县革委会办事组，同仁们都羡慕我跳出了苦海。
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办，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这些所谓“革命举措”给教育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领导体制上，大队成立教育革命领导小组，成员由大队革命领导小组组长、贫协主任、民兵营长、学校领导人、教师代表组成。大队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兼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学校领导人为副组长。学制上，小学6年制改为5年，初中3年改为2年，有条件的小学头上戴个帽子，设个初中班；或几个大队联办，师资数量、质量一般都跟不上。课程设置上，把学毛著、阶级教育列为主题。师生每天到校第一件事是做“四个首先”，第一节课是天天读，读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天天早请示、中汇报、晚对照，即毛主席怎么讲的、我怎么想的、怎么做的？阶级斗争课，请贫下中农讲社史、村史、家史。组织学生访贫问苦，开忆苦会，吃忆苦饭，以使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经常开展革命大批判、上批“叛徒、内奸、工贼”国家主席刘少奇，下批地方上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文化课为了防止“三脱离”(指脱离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小学初中课程内容缩减，重新改编。闲时多学，忙时少学，让学生回家参加劳动。小学算术课、初中数学课增加珠算和会计知识；初中理、化、生物课改编为工农业基础知识课，如何长水稻、种棉花、学开拖拉机、修理柴油机；语文写作课让学生写三史、写讲用稿和大批判稿；体育课请退伍军人、大队民兵营长教学生跌、打、滚、翻、冲锋、卧倒；音乐课学唱忠字歌、跳忠字舞。初中不设外语课，这是受辽宁铁岭地区造反头子张铁生流毒影响，“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有个别人甚至更无知地说:“学什么知识课？还是学长水稻、种棉花最重要。不会长水稻、种棉花，看他们吃什么、穿什么，数理化能当饱吗？”贫下中农登讲坛，我记得很清楚，季舍大队唐南生产队队长、老贫农徐学根说：“我们肚里一点墨水都没有，叫我们上讲坛，把我们尊起来，不是活像叫老太爷翻跟头，拿我们穷开心吗？把我们抬起来夯啊！”
“文革”这一段时间，是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修正主义的苗”、胡言“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真是耽误了一代人，文化毁坏、知识贬值，让人痛心疾首。但我们教师中的大多数同志还是有良心的，尽管学制缩短，课程削减，还是暗抗着上边，让学生多学一点知识。甚至有些学校的领导“胆大妄为”地设了两套课程表，一套应付上边检查，一套还是教“封资修”的。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最让我心中久久不能忘怀的是农民感情的朴素。他们心中还是老传统，天地君亲师。老师拿工分评等级，他们都把老师等次评得高些，他们说：“老师工分高些是应该的。我们干的活，他们做得了；他们干的活，我们做不了。”星期天、夏季大忙下队劳动，挖泥、挑担子这些重活都不让老师干。每逢到生产队支粮、支草，有许多学生家长常常帮老师挑到家门。学校房子坏了，大队一号召，马上这个生产队送草、那个生产队送土脚（土坯），很快就把学校修缮好了。
“文化大革命”中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办，距今已有30多年了。现在回忆那段往事，简直是一场让人哭笑不得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