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的“反复旧妖风”（唐张新）
一日，政协老主席陈金鹏陈老和我谈起1968年冬支左部队整他的事情。他又说，我是第一批，你父亲张学纯是第二批，全县因此受牵连的有几百人。那次运动，全国面上叫“反复旧”运动，建湖当时叫“反复旧妖风”。我查了《建湖县志》，此事失载，故据陈老回忆和本人儿时记忆，略作记述。
首先要解释一下“支左”这个概念。1966年中央“五一六通知”下发各地，加上北京红卫兵的广泛串连，“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各地推开，很快，“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简称走资派）”的口号甚嚣尘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陷入瘫痪，公检法机关也受到严重冲击，红卫兵很快占据各级权力机关。建湖县的造反派夺权始于1967年1月，据《建湖县志·大事记》记载，这个月的27日，县内48个造反组织联合夺了县委、县人委（县人民委员会，即县人民政府）的权，各公社、镇和县直单位造反派相继效法，致使各级领导“靠边站”（下岗），机关陷于瘫痪，党、团组织生活停止。其实从“文革”开始之初，红卫兵因为政治立场和投身运动的动机各不相同，对待原先当权派的态度就有两派之分，其中主张彻底打倒、严酷斗争的自诩为“左派”，而把那些支持原来老革命当权者的贬称为“保皇派”。到后来，那些所谓“左派”，也因为各自的既得利益与到手权力大小不同，而派系林立，纷争不断。夺权以后，这种派系矛盾更是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文攻”已不尽兴，“武斗”粉墨登场，整个国家处于崩溃边缘。在当时，只有军队在周总理和老帅们的坚持下，没有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基本上还是稳定的。毛泽东同志决定派军队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但要求军队必须支持文化大革命中的“左派”。从建湖来说，1967年3月份，县人民武装部介入地方，代行党政机关职权。是年4月9日，人民解放军陆军第12军奉命来建湖支左，成立建湖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各公社、镇也由武装干部代行党政职权。到1968年4月，县公检法机关也实行军管，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建湖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公检法军管组。这年5月，建湖县成立革命委员会，但仍然处于军管状态之下。一直到1975年3月，人民解放军才奉命撤出“支左”。
原先到建湖支左的是6408部队，但被认为有点软，不到一年，1968年春换成6453部队，应该是炮营，进驻上冈的当是一个炮连，我记得有4门榴弹炮。后查《建湖县志》进驻上冈公社（后与上冈镇合并）的是某炮团85加农炮连，有官兵100多人，说明我总体记得还不错。那时，我们家和支左的炮连实际都住在公社大院内，原先公社食堂也成了部队餐厅。我和几个小伙伴经常到食堂与炊事兵玩耍，也经常到后院去攀爬大炮。自己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些和蔼可亲的解放军将会掀起一场“反复旧妖风”，将对我父亲他们进行残酷的整治。我想，他们也没想到天天和他们玩耍的小朋友，竟然是他们将要专政对象的儿子。
1968年全国各地各级普遍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开展正常政务。所谓“反复旧”，是针对“文革”初期被打倒的“走资派”后来又在革委会中任要职而言的，有人认为这是复旧，因此要造反派击退这一股复旧妖风，重新夺权。据陈老回忆，建湖的“反复旧妖风”，实际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集中整了三个人，即时任冈西公社革委会主任陈金鹏（原冈西公社党委书记）、冈东公社革委会主任陈润之（原冈东公社党委书记）和颜单公社革委会主任韩立猛（原颜单公社党委书记），三人都被关进对敌斗争学习班，也就是说一开始就已经定性为敌我矛盾，斗争的手段也是比较激烈的，经常采用捆绑、示众等。第二阶段整的对象为上冈公社革委会主任张学纯（笔者父亲，原上冈公社党委书记）、建湖镇革委会主任姚万群（原建湖镇党委书记），因为一样是进了对敌斗争学习班，手段上虽略有软化，但残酷斗争是免不了的。我记得当时听说我父亲因为长时间罚站，双腿严重水肿。对每一个人的整肃，当然都不会限于这一个人，而是要牵连许多同样无辜的人，特别是曾经反对过此类整肃的人。
我的印象中，上冈的对敌斗争学习班办在离上冈镇区5、6里路的榆东村。就在此前一年的秋天，父亲曾带我到过这个村的果园，当时满园果香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可是1968年的榆东村却让我感到紧张不安，还有一些恐惧，再有就是迷茫。“文革”一开始，我母亲作为上冈镇党委书记被斗得很厉害，当时她患有严重的肾病，“造反派”便逼着“保皇派”（主要是反对批斗我母亲的她的老部下，还有家里的亲戚）抬着她批斗。那时我们确实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中，每天总是惊恐万状，生怕有什么大祸临头。这种激烈的批斗，到了1968年初，因为造反派自己的权力之争而有所放松。这年夏天，上冈公社革委会成立，我父亲被任命为革委会主任，这在全县也就只前面说到的冈西、冈东、颜单、建湖镇等数家。后来听陈老讲，他们在革委会中任职，都经过支左部队实地考察，确认没有“三反”（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存在，更无贪污腐化、丧失立场之事，经军代表审查并报市军管会核定，才结合进革委会的。这些我们当年并不知道，只是觉得暴风骤雨已经过去，可以松一口气了。没想到的是，这样的日子非常短暂，大概到了深秋，我父亲被关进对敌斗争学习班。我们姊妹几个并不知道这事情的严重，只能从在家养病的母亲脸上觉察到事态令人揪心，而父亲关在学习班里的情况只能靠一些好心人悄悄向我们透露。这年隆冬的一个晚上，一位我并不熟悉的叔叔到我家，和我母亲低声悄语说了好久，我估摸着是说关在对敌斗争学习班里我父亲的情况。一会，母亲把我叫到床边，让我跟着这位叔叔去学习班，说是父亲有些东西要拿回来。
记得那一阵一直在下雪，那天晚上的雪好象很大，跟着那位叔叔深一脚浅一脚，好长时间才走到榆东的学习班。在我的印象中，那似乎是在空地上搭建的一座帐篷，其实是一幢小屋，很小的窗口透着昏黄的灯光，被纷飞大雪扰动出不安与神秘。那位叔叔小声地嘱咐我站在外面等，千万千万不要乱跑。其实一小会父亲就出来了，也没和我说什么，只是摸了摸我的头，然后给了我几样东西，有他心爱的手表、钢笔，嘱咐我一定要交到我母亲的手中，接着就转身回到那个小屋里去了。也奇怪，我一点也没有觉出任何异常。后来那位叔叔把我带回到镇上，把我送到家，跟我母亲低声地打了个招呼，就消失在风雪之中了。
我的母亲16岁就是乡里抗日游击队的队长，性格刚强，处事豁达。令我没想到的是，当我把父亲交给我的几样东西交给母亲的时候，她几乎失声痛哭起来。我当时的惶恐不安至今难忘，完全茫然无措，是一种突然失去坚强依靠的那种感觉。母亲问我父亲当时说了什么，神情怎样，我告诉母亲也想借此来安慰母亲：没说什么，神情也很正常。母亲并没有告诉我她为什么会这么伤心，我也是后来听母亲说，你爸爸这是准备去坐牢。真没想到他为革命出生入死，干工作勤勤恳恳，竟要落得这样的下场，怎么能不让人伤心呢？
后来终于没有象传言的那样，没有象我的父母担心的那样。春节前，父亲安然回到家里，但好象是又“靠边站”了。我当时只知道发生了重要的事情，但始终不知道什么事情，更不知道又怎么会转危为安。后来听我母亲讲，当时市军管会认为建湖对这几位老干部处置太过随意，前不久报市是可以结合的革命老干部，才一两个月又要求批捕，遂未予批准。40多年过去了，今年夏天听陈金鹏老主席说了才知道大的背景，那就是从山东王效禹那里兴起继而席卷全国的“反复旧”运动。后来毛主席不满王效禹的所作所为，发表了最高指示：“对犯错误的好人，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的解放他们。”父亲虽然没有被宣布“解放”，但严酷的批斗终于结束。大概是1970年，父亲、母亲带着我们全家下放到上冈公社冈西大队第10生产队。至今想起来心里总有暖意荡漾的是，当时冈西大队的革委会主任，也是过去战争年代人称“陈二菩萨”的老支书听说我父母被下放，就坐到我家，坚持要我们到他们冈西大队去，并且一定就住在他家。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我结婚后，我的叔丈人们曾给我讲过我岳父曾想带人抢出我父亲的故事。我岳父家在上冈大志村，离学习班所在的榆东村不到3里地。他们觉得解放军听信了坏人的唆使，决定组织人员去把我父亲他们抢出来。可是，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结果上面派人来要把我岳父带走。我岳父弟兄6个，都是青年小伙子，听到这个消息那还得了，带着庄上的人们拿锹的拿锹，拿叉的拿叉，准备去拼命，结果上面来的人吓得真是屁滚尿流，逃之夭夭。不过冲击学习班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文革”给我的印象肯定有很大一部分是恐惧不安，还有背叛与出卖，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温情与感恩。我常常会想到那位叔叔风雪夜行的身影，想到陈老支书坐在我家里的恳切的神情，还有我也会想象着我岳父假如率众冲击学习班的场景，当然我还应该想到那样可能的后果。还好，这一切总算是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