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建湖教育同成长（杨树溪）

　　我很幸运，1946年出生在人杰地灵、重教兴学的建湖，又赶上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我家分得的田地中有我的份。我父亲曾在乡、村任过财粮委员，因为具有相当于完小的文化程度，1950年，乡政府让他在芦沟乡朱墩创办了初小，有20多名学生，根据学生识字多少，分为一年级、二年级。课程主要是国语、算术。父亲既是校长，又是教师。白天教学生，夜晚还要教成年人识字，搞扫盲工作。那时村庄里没有电，人们自带小煤油灯、马灯、蜡烛等照明，后来弄来一盏汽油灯，照得整屋通明，识字热情甚浓。当时，全县仅有县办一个班幼儿园，乡村里没有上幼儿园的，我便常常跟随父亲到学校里去玩，接触学校生活。教育事业发展很快，没两年，父亲先后被调至兴隆、庆余创办小学了。

　　我7岁上学，记得母亲用蓝粗布给我缝制了一只小书包，买了几支铅笔、小毛笔，还有小砚台、长方体黑墨。那天一大早，我穿着新衣服，挎上新书包，母亲拎着一篮子糯米粽子，领我去朱墩初小报名入学。路上，母亲说：见了先生要行鞠躬礼，要听先生的话，好好念书。我乖乖地照办了。糯米粽子每个学生一只，剩下的自然全归先生所有了。先生的家离学校较远，大约20天左右轮流到我家吃一次中饭，母亲总要煮鱼咸、炖鸡蛋、烧青菜豆腐汤，这在那时就算得上是“热情招待”了。上二年级时，我便跟随父亲读书了。兴隆初小只有一个教室，一年级至三年级，30多名学生，父亲办公同我们学生在一起。庆余小学有4个年级，也是共一个教室，2位教师分工教课，轮流上，自然十分辛苦。

　　1958年夏，我初小四年级毕业，通过全乡升入高小的考试，考到大崔小学五年级。大崔小学各年级均为2个班，每班45人。那年全县有563所初小，基本能满足适龄儿童上初小的需求，而完全小学只有159所，高小班186个，不少同学因此而失学了。大崔小学为崔杰、陈缄三等在1910年创办，原名集成两等小学堂，1913年改称私立集成高等小学，1929年改称芦沟寺小学，新中国成立后更为现名。从我家到学校1.5公里，都是乡间泥泞小道，上学放学都得步行。学校条件比那些初小要好多了，初小都是土墙草盖，泥土地面，两扇窗户的教室光线明显不足，课桌是用砖柱支撑的木板，或规格不一的条桌，凳子一律由学生自带。而大崔小学是砖墙瓦盖，砖铺地面，窗户也大了许多，统一的课桌、长凳，教室里有电灯，操场上有篮球架。学习科目也多，语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体育、唱歌、图画等，每科都由学有专长的固定老师教学。到这样的学校读书不易，我暗自发奋好好学习。

　　1960年夏，我高小毕业后参加芦沟初中的语文、算术两门课选拔考试，结果又是一大批同学无校可上。1956年创办的芦沟初中，各项条件又比大崔小学好：教室更加宽敞明亮，学校有食堂，一日三餐由工人们把饭、菜送到教室门口；学校有学生宿舍，路远的学生可住校，晚上在教室里上自修，灯火通明。初一年级上学期，我是走读生，一日三餐在家吃。春学期一开学，班主任找我，让我住到学校里，当班主席（班长），每月给3元助学金。梦寐难求，我欢喜之至。而就在这学期初，上级要求年龄满16岁的初一学生离校回家支农，班级上又有10位同学失学。

　　1963年夏，全县21所初中的毕业生都集中到建湖县中学参加高中招生考试。考试前一天，学校老师租用了几条小木船，把我们送到县中。我倚靠在学校里的一根电杆上，欣赏这所大学校的美景：硕大的操场，400米煤渣跑道，几副篮球架整齐地竖立着，带有走廊的教室和学生宿舍一排又一排，道路宽敞，树木葱茏……正陶醉于其中时，电线杆上的电铃骤然响起，我从未听过见过，确实吓了一大跳。思绪被打断，同时也得知学校的信号不再是初小敲打铁块、手摇铜铃，也不是初中敲打大铜钟了。那几年，全县高中一年级计4个班，其中县中2个班，冈中和秉中（秉文中学，即钟庄中学，后迁入县城，改名为建湖县第一中学——编者注）各1个班，被录取的确属十里挑一。建湖县中学前身为1925年创办的盐城县私立海南中学。1943年，更名为建阳县立海南中学。1950年春，改名为建阳县初级中学。1951年，学校由钟庄、上冈迁至县城，改名为建湖县湖垛初级中学。1956年，增设高中班，更名为建湖县中学。1963年，学校初中部3个年级4班制，高中部3个年级2班制，计18个班级，近千名学生。教师学生按规定课程教学，“两课两操”（体育课、活动课、广播操、眼保健操）从不少上。星期天正常放假，我们就洗洗衣服、看看书，逛逛街。待放2天月假时，方才回家一次。那时，县内没有通汽车的公路，通往公社的轮船也没有，人们全靠两条腿走路。回校时，我肩上还得扛15公斤大米交伙食，手里拎着咸菜瓶子、炒面袋子，崎岖小道，弯弯曲曲，遇上刮风下雨，其艰难无法言表。路过的一座座木桥，大多摇摇晃晃，不是缺木板，就是少钉铆的，我常常望桥心惊，只得求助路过的大人们帮忙……而那时从不觉得累，心里头还总是甜滋滋、暖洋洋的，也许是希望在激励着自己前行吧！

　　1966年初夏，高中课程结束了，通过了体检，班主任老师向学生一一通报了学校的评语。同学们闲暇时也去橱窗看看全国一些高校的招生简章，挑选自己理想的未来。正当全身心地准备参加高考时，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文化大革命”开始。6月，各中小学停课闹革命。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会议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8月底，建湖县中学红卫兵司令部宣布成立，同学们的全部精力都用在破“四旧”、立“四新”和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9月，县内自发组成了有干部、工人、学生参加的串连队伍，徒步去北京。我同其他学生一样，也纷纷出县、市、省，走向全国。我与同读初三的二弟等8人为伍，徒步经盐城、南通至上海、杭州，而后搭乘火车至韶山，瞻仰毛泽东故居。1967年春节将至，全国大串连停止。1967年2月，中央指示全国大、中学校师生一律回校“复课闹革命”。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自此，全县城镇初中、高中毕业生大多下放农村，我则回原籍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割麦插秧、罱泥划渣、拉犁挑粪等，什么农活都干。顶炎日披星星，跟着干学着做。3年下来，从不会到会，由半劳动力变成整劳动力，由白面书生活脱脱地炼就成地地道道的知识农民。

　　教育在发展，学生读书“小学不出队，初中不出片，高中不出社”，全县共有304所小学曾一度附设过初中班或高中班。那期间，小学学制五年、初中和高中学制各二年。民办教师、耕读教师、赤脚教师、代课教师成为教师队伍的主体。1971年2月，我成了民办教师，从小学二年级包班、三四年级数学，到教五年级语文，一年一个台阶。而后开始教初中一年级语文到高中一年级语文。教学中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好学争先，忠诚地坚守着美好的教师职业。

　　1976年10月14日，党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历经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11月，国务院作出恢复高考的决定，“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高中、初中毕业生和应届毕业生参加了全国的统一高考，新生次年春入学。1978年夏，我高中毕业已经12年，竟有勇气与我的学生们一起走进高考考场。9月初，我接到江苏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的录取通知书，进入高等院校深造的理想失而复得，成为我所在村历史上第一个本科大学生。党的春风化成我心中温暖的细雨，感党之情不用言表。

　　1982年7月，我毕业后毅然回到建湖，被分配到建湖县中学任教。1987年9月，我又被调任县第二中学党支书。此时，全县有初中校89所，579个班级，26365名学生；有高中校12所，92个班级，5117名学生。各学校的规模扩大了，校容校貌改变了，教育教学秩序井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建湖县委、县政府坚持科教兴县战略，县第二中学由镇办升格为县办后，4次征地扩大校园，6次兴建教学楼、实验楼、生活楼、学生宿舍楼、教师办公楼和教职工住宅楼13幢，设施设备标准一流，校容校貌焕然一新。学生由1000人扩展到2700多人，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校风教风学风赢得社会的赞誉。

　　至2010年，全县有省级示范幼儿园4所，3年学前教育的普及率达95%；有省级实验小学5所，省标现代化示范初中、市级实验初中13所，9年义务教育阶段学龄儿童入学率为100%；有国家级示范性高中和省四星级高中2所、省三星级普通高中2所、国家级和省级重点中等职校2所，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3.8%，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43.3%；高等教育、特殊教育、成人教育健康发展，终身教育体系初步建立。在各类教育中，素质教育成为靓丽名片，体育美育独领风骚，校外教育丰富多彩，学生得到全面发展。在硬件设施上，全县18所中学、小学易地新建、5所学校创建新校区组建了教育集团、40多所学校拆建扩建进行大规模改造，有市级“百佳校园”12所，国家、省、市级绿色学校30所，设施设备不断充实提升，教育现代化基本实现，风景校园独好。建湖全县的教育也不断走向普及、均衡、优质，为全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建湖教育哺育了我，我也为建湖教育奉献了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我参与并见证了建湖教育跨越式的发展。我为建湖教育的昨天和今天由衷地感到欣慰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