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难言

难言倒不是多，也不是复杂，而在于为什么目的去编撰？

风俗这一块，县党史办他们约请了张瑞桢老先生撰写。在与张老先生的接触中，我感觉到他也是建湖的一位奇士，在《政治卷·社会团体·科学技术协会》中对他作了专门记载：“县交通局航道站职工张瑞桢利用工作之余，潜心于龟、鳖、蛇动物研究。1992年~2001年，先后出席第一、四届亚洲两栖爬行动物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议、第一届国际蛇伤学术研讨会议、第八届全国蛇伤学术交流会议。1997~2008年，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中国两栖动物专家组成员。”他曾经把收录他的学术论文的集子带到我们编纂组，他自己也不好意思地说，那些译文他也不认识。这位老先生承担风俗这一块的编纂任务后，花了很大的搜集之功，编成了约有七八万字的初稿。2009年春节后，我看了他的初稿，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观点，搜集的比较全，可以在精心整理后出个关于礼仪方面的专集，但作为县志不可能有这么大篇幅来安排这些内容。可是过了不长时间，张老先生来了，不过并没有删削的意思，而且也没有表明同意我进行删削的意思，相反，他和我讲了我的好几位前任老领导的意见，认为讲的还不够全面，还不够细致，并举出了许多具体的内容。我完全相信张老先生所说为事实，这样这事就显得很无奈，特别是我把列在同一章的方言搞出了40多页，似乎这风俗太简也不成比例。这事也就先只好搁置一边。其实，我对风俗这一块真的不是因为什么篇幅在为难，而是我总感觉各家县志风俗这一部分内容，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不明取向，劝百讽一，实在让我难于拿定主张，我只有继续思考。

关于风俗，我很钦佩清光绪本《盐城县志》的实际主编老前辈老同乡陈玉澍。他不信佛，而且痛恨许多人借佛行骗、祸害乡里，从乡间到了盐城县城承编县志时，先和一帮同志者遍砸佛寺，在他所修的县志中对佛教这一块也只刊载可笑可悲可恨的一些情况。我并不是说我也要去砸佛，可没他那个勇气，只是说他在对待风俗习惯的问题上有自己的主张，而且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这是非常可敬的。他的兄弟、子孙后来或成为一代宗师大儒，或成为抗日名将，或事业兴旺，可见这与信不信佛完全没有关系。再说句诛心之论，现在所谓信男信女少有不是“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主子，而许多身披袈裟之徒又有几个真的通晓经文，真心向佛，诚愿为民的？这自然也岔开了话头，还是说风俗一章的编纂吧。我想，县志不是一本普通的资料书籍，不问青红皂白，不分是非曲直，一概录存，由于它的官修性质，它就代表着一种主流倾向，在风俗记载上也是如此，必须体现明确的移风易俗的倾向性，对那些陈规陋习不但不予记存，还要加以抨击，不致愚民而误导。

移风易俗谈何易？后来正好我们整个篇目作了重大调整，对这一部分最终还是从简，这里有时间与篇幅的关系，但更有观念的问题。风俗这一部分，我们大家通过讨论，一致赞同，先记载一节《美德新风》，应该说所记述的这些人与事，本身就是了不起的，更何况是在人们道德观念不断沉沦，价值观念不断铜臭化的时代，这更加让人感动，也更加让人有着深深的启发。比如说曹翠花，一位极为普通的劳动妇女，但她能在婚前就抚养自己工友的一对儿女，几十年孝敬公婆、尽心服侍，把为五保老人和部队战士做鞋看成是自己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当儿子欠债难还就变卖家产。由中国伦理学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宁波江北区人民政府联合广西卫视、腾讯网等媒体举办的“中华慈孝节”，其组委会2009年10月16日因为曹翠花“30年如一日播洒孝心”而授予她“当代中华最感人的十大慈孝人物”，这正是社会对她的肯定。我想，绝不会因为她是一位普通的劳动妇女，她身上闪烁的中华民族的道德之光与道德希望就会减色，她是全县人民的榜样，是全民族的榜样。我们的县志就应该记录这样的典范！同时，我们还对陋习抨击而不去录存细节。志书中有这么一段：

解放前，境内颇多迷信活动，赌博、吸毒等陋习为祸甚深。解放后，封建迷信渐被破除，丑陋恶习亦被扫除殆尽。80年代以来，随着开放力度加大，市场经济进程加快，社会经济活动频繁，人们发家致富心切，看风水、求神拜佛、放焰口、算命打卦等迷信活动渐有抬头，赌博活动屡禁不止。此外，摆阔攀比、奢侈浪费之风也愈演愈烈，生日满月、升学升级、乔迁贺搬、奠基开业等常常盛宴豪席。婚嫁之事更是相互攀比，再加上境内旧有闹翁媳的不良习俗，更致丑陋不堪、洋相百出，还名曰“闹发”，实在亟待彻底改变。

    这一段有个别同志曾提出异议，但被编纂组其他同志一致抨击，在大家的坚持下，这一段清楚地表明我们自己态度的话语，还是明确地记存了下来，这里再次录存，也是希望诸君能知我心，能易其行。

其实，风俗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关键是要研究本地的风俗，而不是一般性地去研究规范的礼仪，那样全无建湖特点，自然只能是虽有使用价值，却无入志价值。我曾建议县志办等到县志出版后，组织人手专门编写《建湖风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