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的重要
编史修志者如果能够事事亲历亲为，再加上客观求实的态度，那自然其史其志必然信实，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过，我想如果能够去亲身经历与感受的话，最好还是这样做的好。
有一次，我们编纂的同志遇到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说不大，那只是一个烈士陵园的名称；说不小，则是因为这个烈士陵园是有名的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纪念70年前牺牲在日寇屠刀下的一批华中鲁艺的热血青年，包括丘东平、许晴等人。在县志的党的宣传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烈士纪念、红色旅游、大事记等多处记载了这座陵园，但说法却各不相同，大概有五六种说法，编纂时大家争论不下，各有依据，各执一词。《建湖县志》前志的大事记中1985年4月5日条记载为：“华中鲁艺烈士陵园建成，原苏北行政委员会主任李一氓为纪念碑题字：‘华中鲁迅艺术学院殉难烈士纪念碑’。《盐城市志》大事记1985年4月5日条记载则为：“华中鲁迅艺术学院殉难烈士陵园在建湖县庆丰乡建成。”其人物志中云：“建碑时，李一氓题写碑名：‘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殉难烈士纪念碑’。张爱萍为碑题写‘华中鲁艺抗日殉难烈士永垂不朽！’的碑文。”其文化志中记为“华中鲁艺抗日殉难烈士陵园”。在不同时期不同记载中还有一些不同说法，还有这个烈士陵园与后迁入的县烈士陵园是个什么关系也是众说纷纭。终于有一天，大家说：“再忙，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不就清楚了吗？”于是，我和原来县三中的老校长周正同志一起，专程去烈士陵园凭吊烈士。到了那里，一切确实豁然。在庆丰镇的东平村（原为东方村，后并入东平村）境内，老盐淮公路的北边，一条长满芦苇的小河旁，陵园安静地沐浴在阳光里。我们走近一看，大门东边的水泥门牌上写着“建湖县烈士陵园”，再一细寻，在西边传达室的门头上有一块锈迹斑斑的铜牌，上写着：“华中鲁艺抗日殉难烈士陵园”。走进陵园，前半区就是华中鲁艺抗日烈日陵园，正中竖立着纪念碑，上有李一氓的题写的“华中鲁迅艺术学院殉难烈士纪念碑”，并无张爱萍题写的内容。纪念碑的后面是烈士墓，其中丘东平、许晴为单葬墓，其他还有六座合葬墓。在墓地的西侧是“华中鲁艺抗日殉难烈士纪念室”，这个纪念室是张爱萍将军题写的。后半区则是建湖县烈士陵园，横向的墓碑上是张爱萍将军题写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在陵园上漫步，四周弥漫着菜花的芬芳，让人真的感慨万端，想想当年热血男儿为了民族的独立为了人民的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我们今天的人们确实应该永远铭记在心啊。
建湖县诞生于抗日烽火之中，当时叫建阳县。在《建湖县志》前志大事记1941年9月上旬条中记载：“盐阜区行政公署决定划盐城西北乡肇建建阳县。18日，建阳县成立大会在季陆墩举行。”在《建置·区划》篇县城一节中云：“建阳立县初，因县境东南敌伪据点林立，县政府机关初设县境西北季陆墩，一度迁至北境东郑庄。民国33年（1944）全县局势根本好转，县政府迁设境南马沿庄一带。抗战胜利后不久，迁至湖垛镇。”在《政党社团》篇中云：“1941年9月，中共盐阜区委按照华中局指示，划盐城县西北地区建立建阳县。是月18日，中共建阳县委员会在第一区季陆墩成立。县委机关先后设在第一区的季陆墩、长北滩和第二区东郑庄、第六区的马沿庄等地。1945年秋，县委机关迁驻湖垛镇积缘堂，后迁至该镇中堂巷陈氏宗祠内，1956年秋迁今址。”在县志中我们编写高作镇的人文部分时，发现后来的许多研究表明，前志对建阳县委、县政府驻地的记载还是有值得商榷之处的。《塘河流韵》一书《建阳县肇建前后》一文比较详尽，兹录于下：“建阳县是在抗日烽火中诞生的。建县之时，日伪军第一次大 ‘扫荡’虽已结束，但形势仍十分紧张。敌人收缩兵力，正在对占领区分区‘扫荡’。建阳县成立大会原准备到十一区开的，途经周家舍时遇敌受阻，遂留驻六区长北滩，改在季陆墩开建县大会。建县初，县委、县政府机关驻长北滩（今高作镇长北村）。县委书记冯国柱和后来的书记金韬、刘阳生住在王立明家；县长
在记载“一区三园”道路建设时，部门提供的资料感觉上是既不完整，也不一致，而且在标示交通图时问题更加明显。后来我开玩笑说：“这是最鲜活的历史，我们如果记载的不正确，那不但是最鲜活的错误，而且也是最鲜活的例证，证明我们这部县志太不可靠。”于是，我想不要光要求部门补充，还是到实地去看看，去感受最鲜活的生活。在县开发区，我们看到建成完工与建设中的上海路、北京路、天津路等，在城南新区我们看到了湖中路、秀夫路、太平路三条路的南延，看到了沈舍路、公园路、镇南路、南环路的兴建，在建湖民营科技创业园我们看到了建宝路的北伸，在上冈产业园我们看到了港口大道、兴业路和五条竖路的建设，同时我们也搞清了231、233、234等省道的走向及建设情况。
本来我们想《建湖县志》前志有许多事情要对亲历要求更多些，在我们这次编纂中也感受到亲历同样的重要。写到这里想起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在《五帝本纪》中他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其大致意思是说通过故地寻访，了解百家言中记载的黄帝之事有许多还是有价值的，因而据寻访所记，参以古籍，撰写了《五帝本纪》。在《史记》中类似的亲历而为的记载比比皆是，可以说，司马迁为后来为史修志者树立了可学可为的榜样。问题是我们可能会以种种借口托辞，没有这么做，为史修志工作做不到位自然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