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我国著名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它和《左传》《史记》一样，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还是一部文学巨著。其中《李愬雪夜入蔡州》《孙权劝学》《赤壁之战》等曾先后入选中学语文课本。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的编纂过程

    《资治通鉴》的主编是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仁宗宝元年间中进士甲科，后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他早就立志编撰《通志》，作为封建统治的借鉴。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他由谏官改任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次年撰成战国迄秦的八卷上进，英宗命设书局续修。神宗继位后命其继为之，并赐书名《资治通鉴》。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神宗欲司马光任枢密副使，续行新法，但司马光认为祖宗之法不可改，新法只能生事扰民，六上札子，固辞不就。神宗心下不快，打发他到今日之西安去做永兴军安抚使了。第二年司马光向神宗请准，卸去地方长官，改判西京（今洛阳）留司御台，做起闲官来了。元丰五年，他受敕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则更是闲官了。但正是在这段时间，到元丰七年（1084年），《资治通鉴》写出来了。神宗大为赞赏，说：“贤于荀悦《汉纪》远矣！”并特迁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元丰八年，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司马光为相期间，新政一时废尽，司马光大大出了一口闷气，为相八个月病死，追封温国公。

《资治通鉴》的助编者

司马光是《资治通鉴》全书的负责人，书的美恶和由此而来的毁誉，皆应由司马光一人承受。不过《资治通鉴》是以钩贯群史为务的，所以助编者也必须是当时的学术泰斗级的人物，要当好也是很了不起的事。司马光一开始先举荐刘恕、赵君锡，但赵以父丧而未能赴任，继举刘邠、范祖禹。总起来看，较重要的助编者是刘恕、刘邠、范祖禹，这三人诚如胡三省之语：“皆一时之选也。”

刘恕，字道原，筠州高安人，“天机迅疾，览天下记籍，文无美恶，过目成诵。书契以来治乱成几，人才之贤不肖，天文地理氏族之所自出，口谈手画，贯穿百家之记，皆可复而不谬。”（黄庭坚语）王安石当政，欲引其参大政，他不答应，还力陈新法不当，应恢复旧法，结果与王安石绝交。司马光出知永兴军，刘恕也以亲老为辞回乡。熙宁九年，他曾从数千里外赴洛阳，欲助司马光完成《资治通鉴》，但至洛阳便觉心气羸惫，留数月而归，未至家，闻母丧而中风，右肢不能举笔，于是，他便把自己所有的资料都送到司马光那里。元丰元年九月卒，年四十七岁。在《资治通鉴》编修过程中专助司马光编梁至周部分。

刘邠，字贡父，临江新喻人。在州县做了二十年官后为国子监直讲，学问渊博，文章敏瞻。熙宁中因议新法不当，被逐为泰州通判，后为开封府判官、京东转运使。在此期间，他执法不严，被贬监衡州盐仓。元�拗衅鹬�襄州，又进京为秘书少监，后知蔡州。67岁时死在中书舍人任上。刘邠为人谐谑、随和，然先得罪于王安石，后疏职于转运，晚年风疾又甚苦。他助司马光专修汉至隋部分。

范祖禹，字淳甫，一字梦得，成都华阳人。神宗时任侍读学士，其为人“智让明敏，而性行温良，如不能言；好学能文，而谦晦不伐，如无所有；操守坚正，而圭角不露，如不胜衣。”（司马光语）他助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的《唐纪》部分。

为什么说《资治通鉴》的著作权属于司马光一人呢？这是因为《资治通鉴》编著之前，司马光要求助编者完成的是《通鉴丛目》《通鉴长编》，然后由他在此基础上完成《资治通鉴》。事实上，除司马光之外，助编者也在此期间编纂了与《资治通鉴》有关的一些著作。比如，刘恕作《资治通鉴外纪》10卷，刘邠作《编年纪事》11卷，范祖禹作《唐鉴》12卷。之所以要反复申明司马光的著作权，是因为如此才能准确地把握全书的倾向。

《资治通鉴》名称的含义

现在有不少注本说《资治通鉴》的得名是在全书编成之后，说宋神宗认为其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所以赐名。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

    《资治通鉴》不是得名于全书编成之后，而是全书编成之前。宋英宗治平年间，司马光打算依《左传》体例，从《史记》《汉书》等正史以及一些野史、笔记中，把“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所宜知者”，编成一部编年体史书《通志》。因为要完成这部书，不是靠司马光私人之力、私人之书所能完成任务的，所以司马光先编成战国至秦八卷，献给英宗皇帝，英宗十分赏识，命司马光自己选择助手，组成书局，允许他借用皇帝的所有藏书，续编这部书。英宗当时虽未明确赐名，观其意大约是《历代君臣事迹》。神宗即位后，对此书的编纂也十分重视，并为此书写了序，在这篇序中赐名曰《资治通鉴》。此序末，司马光补记了几句：“治平四年十月初开经筵，奉圣旨读《资治通鉴》。其月九日，臣光初进读，面赐御制序，令候书成日写入。”这都说明，神宗赐书名是在治平四年（1067年），这时距全书写成的元丰七年（1084年），还有17年时间。实际上，此时《资治通鉴》的编纂才刚刚开头。

    《资治通鉴》这一书名是何含义？通常都引用“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来解释，这并无大错。但不少人以为这句话是神宗皇帝说的，其实并非如此。在神宗赐书名的御制序中没有此句。这句话是元初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中的话，序中说：“宋朝英宗皇帝命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为编年一书，神宗皇帝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资治通鉴》，且为序其造端立意之由。”可见，“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只是胡三省的分析，而不是神宗的原话。那么，神宗在那篇御制序里是怎么说的呢？神宗说：“朕惟（希望）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书》亦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诗》《书》《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证，垂鉴戒于后世者也。……荀卿有言：‘欲观圣人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若夫汉之文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谓‘吾无间焉’者。自余治世盛王，有惨怛之爱，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任，恭俭勤思，亦各得圣贤之一体。……至于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奸宄，厥有履霜之渐。《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表明）朕志焉耳。”由此序可知，资治，即有助于国君建成治世，成为盛王；鉴，本意为镜子，这里借指可供借鉴的历史；通则有两层含义，一是对任何朝代都适用，二是对任何人都适用，即王夫之所谓“君道在焉（在其中，这里指在《资治通鉴》中），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此焉。”总起来说，“资治通鉴”即有助于治世盛王的通用的史书。

《资治通鉴》的政治倾向

《资治通鉴》主要完成于司马光政治上最不得意、新法普遍施行之时。但虽说他所处西京，身居闲职正如他在《进书表》中所说：“臣违离阙庭（朝廷），十有五年，虽身处于外，区区（诚挚）之心，朝夕惕乾，何尝不在陛下之左右！”而他系心于君王的体现，就是把自己对皇帝的一片忠心，把自己对新法的否定，对祖宗之法的维护等思想贯注在不断呈献给皇帝的《资治通鉴》中。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史料取舍上，二是全书的引论与他自己所发的议论中。

《资治通鉴》实是承继《左传》之作，但它却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托始，中间缺了从周敬王四十二年至威烈王二十二年共76年的史事。对此臆说甚多，有以为司马光不愿冒续圣人《春秋》之名的，刘恕、晁公武等主此说；有以为《资治通鉴》追叙智瑶之立，与《左传》智伯之事是紧相授受的，中间并无脱节，朱熹、胡三省、王鸣盛等主此说，这些说法似均未得司马光之用意。实际在这一托始中便体现了司马光强烈的封建礼教的思想，体现了司马光编纂此书的主要目的。要了解这一点，首先要了解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发生了什么事。就是在这一年，周王把瓜分晋国的三位大夫魏斯、赵籍、韩虔正式封为诸侯，也就等于承认三家分晋为合法行为。在司马光看来这是有悖圣道的，是违逆圣人礼教的，是不合天子职分的。他在《资治通鉴》一开头便就此做了一篇名分论，对周威烈王的行为大加抨击。他说：“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升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虽说这篇名分论，今天读来充满了迂腐气味，但确实可以从中看出其托始之意。张煦侯先生说：“《春秋》之意，最重名分，名分所在，一字不能相假，封建之世，以此为纲维。名分既坏，则纲维以抉，政权崩溃，恒必由之。温公（司马光）以此事兆东周之衰与七国之分立，而又系论以见托始之意，此最不容滑过者。”可谓独具只眼。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处处遵循正统思想，“是非不谬于圣人 ”，是国为他是封建地主阶级正统的知识分子，儒家保守思想对他浸润至深。他曾写过一篇《铁界方铭》，铭辞曰：“质重精刚，端平直方。进退无私，法度攸资。燥湿不渝，寒暑不殊。立身行道，是则（依循）是效。”他自己的为人就是一个铁界方。他这样的人撰编《资治通鉴》，必然是奉行“史以翼经”（用历史来证明经文）的原则。他的这部书必然是为封建君主维护自己的统治来谋划。这是由那个时代、那个阶级所决定的一种必然现象，我们并不必过分指责，只是在阅读《资治通鉴》时，我们却不能不注意到这一点。

《资治通鉴》的史学价值

    《资治通鉴》是深得君王们赞赏的，因为正如前面所说，它是以维护封建帝王的利益为宗旨的。所谓“究天人之变”只是要说明“君权神授”，臣子要如同事父一样般去事君，不要妄生觊觎之心。在封建君臣看来，《资治通鉴》的价值就在这里。这种认识从总体上看还是合乎司马光之心、合乎《资治通鉴》之书的。不过，元朝人王磐却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资治通鉴》，他在《兴文署新刊资治通鉴序》中说，《通鉴》“其于前言往行，盖兼蓄而不遗矣；其于裁量庶事，盖拟议而准矣。士之生也，苟无意于斯世则已；如其抱负器业，未甘空老明时，将以奋发而有为也，其于是书，可不熟读而深考之乎？又说：”噫！遐乡小邑，虽有长材秀民主，向慕于学而无书可读，悯然以空老者多矣。是书一出，其为天下福泽利益，可胜道路哉！昔圯上老人出袖中一书，而留侯（张良）为万乘师；穆伯长以《昌黎文集》镂板，而天下文风遂变。今是书一布，不及十年，而国家人材之盛可拭目而观之矣。”王磐着眼于《资治通鉴》的不是帝王之书，而是对士人建功立业、为文抒志的重要，这是对《资治通鉴》价值的近乎全新的认识，虽说有违于司马光之本心，但于《资治通鉴》之书却不能说是格格不入的。可惜的是，王磐以后竟很少有人真正注意到《资治通鉴》在读书为文这方面的价值，直到张煦侯的《通鉴学》里才作了稍为具体的评价：“今读其文，醇厚茂美，上下洽通，若机杼自成，而非自删节搭凑而来者，均非惟可观，而又可诵。”而今，我们谈论《资治通鉴》的价值，确实应该看到两方面的价值：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本节专说它的史学价值，文学价值在下面两节分别说明。

    《资治通鉴》的史学价值主要体现在以编年体写通史。当时官修正史均是承继《史记》《汉书》的纪传体。纪传体在史学发展上的纪传上是有其独特价值的，但纪传体以人为纲，一事起讫，分见于不同的纪传之中，辗转翻查，十分费事，此尚是其一。更主要的是对于史识一般的读者，容易只见人，不见事，或者只见此事，而看不出此事与其他事的联系，看不出这件事发生、变化、发展的背景。编年体有《春秋》《左传》为光辉的起点，此后亦有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继其体而为之，然而荀悦以后诸家“考览未见详允，体例更未甚讲求，重以年代短促，卷秩寡少”，所以无法与正史相匹敌，也无法补正史纪传体之缺憾。这个局面被《资治通鉴》出版真正彻底改变。《资治通鉴》由周威烈王至五代，跨越若干朝代，共计1362年的历史全用编年排出。它取材宏富广博，正史、野史皆是为史之渊，更加上作者细加考核，真实可信，实是所谓“体大思精”之作。它可以使读者十分容易地了解一件事情出现的全过程，又能使读者了解事情发生的大背景，以及不同人物对这些事情的不同的议论。

    《资治通鉴》的史学价值还在于体现了司马光一些十分进步的史学卓识。张煦侯先生概括为四点，其中较为重要的是两点，一是不别正闰，这实际是改变了汉以来帝王相传递的正统说，这种正统论完全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理论化，宋时论史者如欧阳修等尤其喜欢讲正统，而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却不分辨这些，他认为王朝的兴亡授受与五行阴阳并无关系，王朝年号司马光也只视之为纪年的符号。这种史识，在封建时代虽不是绝后，却是空前的。二是不信虚诞。司马光历来主张破除迷信祸福之说，在《资治通鉴》中也贯穿了这一思想，史书中虚妄怪诞、祥符祸灾之说，司马光于野史不取，于正史删削。全书语及符瑞者，据宋代通鉴学家王应麟研究仅有汉高祖斩蛇一事而已。在书中还通过人物之口及自己的议论表示不信虚诞的思想。

    《资治通鉴》的史学价值之三是司马光的史论。历史著作主要是以史事的选择、表述来体现史家的立场，但中国的史书从《尚书》《左传》起就有着史家本位意识，史家可以在所撰述的史书中就人物、事件等发表自己的看法。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或于重大事件、或发人深省的琐事，凡君主臣子当引作楷模、引为借鉴之处，惟恐读者疏忽、掉以轻心，所以总要议论一番。全书大小长短不一的以“臣光曰”启引的史论不下二百多处。虽说司马光的史论中浸染着浓烈的儒家正统思想，但其中发人深思的议论可以说俯拾即是。

    说到这里，有必要指出，《资治通鉴》虽然史学价值很高，但也有不足之处。在今人看来主要的缺点在于两方面，一是偏重于政治、军事的史料，经济、文化史料方面的材料太略，显示了作者对统治者治理社会根本因素的认识没有超越前人，而且在司马迁等人的基础上倒退了。二是以正统思想来到解释史事，用史事来证明儒家经义，这是种十分狭隘的传统史学观点。

《资治通鉴》描写战争的特点

《资治通鉴》重点内容之一就是军事，所写较多的便是战争。司马光承继《左传》笔法，也是一位善于写战争的高手。要了解《资治通鉴》中描写战争的特点，就必须先了解《左传》战争描写的特点。

    《左传》写战争，总是着眼于战争的性质、原因及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战争的具体场面总是围绕这个着眼点的。比如《 殽之战》，关于战争本身过程只有一句话：“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  ，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其他部分则着重写为何是秦败晋胜，指出首先在于秦国进行的是一场侵略战争，还指出是由于秦将的轻慢狂傲。这样来写战争，确实可以让统治者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

    《资治通鉴》写战争也是依从《左传》对战争描写重点的把握原则的。比如《赤壁大战》，作者并不着力描写两军交战的场面，而是孙权抗曹的决策过程。这样，就不只是介绍了这场战争的战况，而且告诉人们这样一些道理：大敌当前，决不能被敌人积威所劫，苟安投降；而应冷静分析，团结友军，共同抗敌。

    《资治通鉴》在继承《左传》战争描写艺术时，还有所创新。张煦侯先生曾指出，《左传》虽开长篇叙事之法门，然而由于作者常常是刻意为文，过求匀配，讲究错综变化，“此等诚为文家高境，然就读史言，则殊欠爽朗，不免使读者过于耗心。”这从《殽之战》中也可得到证明，用蹇叔关于战争的预言开篇，实际是要以此为叙事举纲，但文章处处照应这几句话，却又使人觉得过于牵强玄秘。而《资治通鉴》则不如此，不管多长的文字，决不讲求这种细密处的时时照应，而是纯用平铺直叙的文字。如《赤壁之战》先讲出曹操步步进逼的背景，再道出东吴与刘备聪明的建立，接着展现东吴政权内部的决策过程，然后是战争的具体部署，战斗的具体过程，最后是战争的结局。不过说是平铺直叙，却非平淡无味，在结构上也并非全不着力，文章显得气魄很大，全用遥相呼应、暗走龙蛇之法。比如战争的结局与诸葛亮战前的分析是一致的；曹操的进逼开头是直接写，后来是通过刘备败逃、曹军下战书等从侧面写的。说文章不在细处着眼，却也不是细处疏忽，文章用笔是十分绵密的，比如写刘备投吴巨，就对吴巨作介绍；写诸葛亮见到鲁肃，鲁肃提起诸葛瑾，就对诸葛瑾补述一笔；战争中火攻诈降之计乃黄盖所献，也作了具体交待。对细节描写，《资治通鉴》也同样重视，在《资治通鉴》中也有出色的细节描写，比如孙权拔刀斫面前的奏案，来突显他抗曹的决心坚定不移，便是精彩一笔。

    《资治通鉴》中即使具体写战争过程的文字，也相当注意从中给人以有益的启示。比如《李愬雪夜入蔡州》，作者写李愬谋划袭击蔡州之后，便展开写进袭蔡州的战斗过程。先是前哨战，攻占张柴村，尽杀戍卒。然后是冒着风雪进军蔡州，这段写得十分详实生动，旨在说明李愬之所以能够取胜，在善于把握战机。夜袭蔡州部分写得尤其有声有色。攻外城用详笔，攻里城用略笔，“亦然”二字简洁而显豁，然后写吴元济对官军到来茫然无知，有人第一次报告时，吴元济还在睡觉，笑着说：“俘囚为盗耳，晓当尽戮之。”第二次报告时，吴元济仍未介意，说：“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这几笔充分显示吴元济昏庸残暴，但更从一个方面突显李愬用兵如神。攻牙城一战叙述更为详密，描写也更加具体，先毁敌军武器库，再火烧南门，“民争负薪刍助之”，终于活捉吴元济。这里战斗过程及吴元济的言行的以描写如此具体细致，目的在说明吴元济作恶太多，民心丧尽，所以必然失败。

当然，《资治通鉴》描写战争上的这些艺术特点，是与这部书本身的“惩恶扬善”“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目的分不开的。

《资治通鉴》对话描写的艺术特点

《资治通鉴》虽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其中心并不是在刻画人物，但作者却象《左传》一样能以文学的笔墨来写历史上的人物。限于体例，《资治通鉴》主要不是去刻画人物的肖像、心理，而主要是刻画人物的语言。清代戏曲家李渔《闲情偶寄》中说：“言者，心之声也，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若非梦往神游，何谓设身处地。无论立心端正者，我当设身处地，代生端正之想，即遇立心邪辟者，我亦当舍经从权，暂为邪辟之思。务使心思隐微，随口唾出，说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资治通鉴》在对人物语言描写时，就注意到合乎人物的身分、地位、教养、经历，合乎人物的性格特点，合乎人物此时此地的思想、心境，随形而异，因情而化。

《孙权劝学》选自《资治通鉴·汉纪》，故事很短，全全靠对话来写人。孙权劝吕蒙学习：“卿今当涂（当权）掌事，不可不学！”完全是君主身分，同时也流露出对吕蒙是否胜任的担心。当吕蒙以军务繁忙为借口推托时，孙权的开导很有意思，首先说我叫你学习并非要你去录教授经文的学官，而是要你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再把自己与吕蒙比较，说：“卿言多务，孰若孤？”而“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这么一比，吕蒙还敢推辞吗？他“乃始就学”。学习结果如何？作者并没有下面去写，而是通过鲁肃的惊叹从侧面来写的，鲁肃可是位大学问家啊。再看吕蒙回应惊叹的答语：“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自豪得意的神情虽不着一字，却毕现于读者的面前。

《赤壁之战》中的对话描写就更为精彩了。例如同是劝孙权抗拒曹操，诸葛亮、鲁肃、周瑜三人的话却各不相同。诸葛亮是刘备的使者，他是来向孙权求救的，但在对孙权进言的整个过程中他不但没明提“求救”二字，反倒好象是来拯救孙权似的。这是与诸葛亮的友军代表身分分不开的。孙权本不把刘备放在眼里，他历数时世英雄，说“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说了这么多英雄无用武之地，也没有刘备。而诸葛亮则要孙权相信可以联合刘备共抗曹操。因为只要孙权拒曹，刘备自然得救，但如果只是念叨着求救，则不但自己显得寒伧，而且也会使孙权感到孤立无援，顿失抗曹之心。所以尽管当时刘备兵败势弱，但诸葛亮同孙权谈话，一开始就把孙、刘、曹并提，以抬高刘备的地位。而在孙权还未最后决策时，指出只有战、降两条路，并针对孙权的好胜性格，用激将法反激孙权，终于使之下定联刘抗曹的决心。这段对话，充分表现了诸葛亮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鲁肃是孙权手下的大臣，他劝孙权抗曹又是一番道理。首先不在大庭广众之下讲道理，这是因为鲁肃一要回避甚嚣尘上的投降派，以免敌不过他们反使孙权心灵上蒙上阴影，所以他是趁孙权更衣如厕之机劝谏的。此外，他从孙权的切身利害来进言，对于投降论调，他以自己为例，以臣子、国君地位不同，迎降后果也不同的分析，委婉而有国地劝孙权不要采纳众人之议，还以“将军迎操，欲安所归乎”一句，触及孙权灵魂深处。他这番话，表现了对孙吴政权的忠诚，也表现了他的政治远见与口才。周瑜是东吴年青的主将，说话慷慨豪迈，气壮如牛，和鲁肃的语气又不相同。鲁肃反复说的是不能“迎曹”，周瑜则口口声声是“擒操”“破曹”。他见了孙权一开口就是：“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两句话说尽了前面诸人的长篇大论。他着力说明的是双方实力的分析，这些分析与诸葛亮不谋而合，他还主动请缨出战，显示出周瑜过人的才智与年轻有为。

上面两段中的语言描写，不仅注意体现人物个性，而且也相当凝炼含蓄，《孙权劝学》虽短短几句话，但包含了崇尚学习的重要思想，体现了东吴政权推重才学之士的风尚。《赤壁之战》中对话虽长，但每个人的语言中的容量却是十分丰富的，再加上每个人说话语气格调各不相同，所以长而不繁，多而不琐。作者可谓深得人物语言描写的个中三昧了，确实都堪为楷模。

通鉴学简介

《资治通鉴》问世以后，不但在史学界引起巨大震动，也使整个学术界为之注目，并从此产生了一门崭新的学问——通鉴学。

明确提出“通鉴学”这个概念的是张煦侯先生的《通鉴学》。张煦侯（1895—1968年），名须，江苏淮阴人，史学著作颇丰。先生教学于乡间时，潜心苦读《资治通鉴》，并于1945年撰成《通鉴学》。通鉴学的内容主要是两大方面，一是通鉴学研究的对象，二是通鉴学研究的方向。

通鉴学研究的对象主要的当然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过，我认为还包括司马光等人在编撰《资治通鉴》时的其他一些著作及他们的生平。具体的说，起码应包括司马光的《通鉴目录》《通鉴考异》《通鉴举要历》《通鉴节文》《历年图》《百官公卿表》《稽古录》《涑水纪闻》等，刘恕的《通鉴外纪》《通鉴外纪目录》，范祖禹的《唐鉴》等。这些书与《资治通鉴》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

    《资治通鉴》的研究方向，目前看主要是这么几方面：

    一是继作。《资治通鉴》起于周威烈王迄于五代十国。前有缺，后无继。虽说司马光托始终结有其用意，但于史实为阙如。所以不少人仿《资治通鉴》之体例补作，较重要的有：南宋末年金履祥《通鉴前编》，起自唐尧，讫乎周威烈王；宋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叙北宋历史；明代薛应旗《宋元资治通鉴》；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叙宋元两朝历史；夏燮《明通鉴》叙明代历史。

    二是改作。《资治通鉴》采用编年体虽有其独到的史学价值，但也难以避免编年体之弊病，一件事散见于数十百年之间，“不相缀属，读者病之”（朱熹语），于是有人便改作之，最早最著名的便是宋代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此书以事贯通历史，每事一篇，起于三家分晋，迄于周世宗征淮南昌，计239篇。张煦侯先生说：“有《通鉴纪事本末》之作，而后《通鉴》之文，因易读而读者益多，其陈事垂戒之功用亦益显，而温公补苴弥缝之方案亦有进一步者在。是则枢之凶暴为此体，乃最能得温公之心者也。”张煦侯先生在《通鉴学》中也拟有《资治通鉴》等编年体史书的改造计划。

    三是注释。有注音义的，如南宋史  《通鉴释文》；有注地理的，如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最著名的是宋末元初胡三省《资治通鉴注》，其注最为广博审慎，也最便初学。

    四是考订。《资治通鉴》卷帙浩繁，因而虽以司马光之雄才博学，也免不了舛误；再说历史科学本身也在进步，司马光的观点以至史料全都有需要改正之处。这方面以清人严永思、谈允厚《资治通鉴补》（294卷），最为代表。

    五是论断。《通鉴》中本有司马光自己的史论，后人又由《资治通鉴》所叙历史生发议论，或者又由司马光的史论而生发议论。最称巨著的是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共16卷，皆取通鉴史事，发为己论。

    六是编纂词典，今人盐城师专之陈国本先生编成《通鉴大词典》，其便于研究者与后学甚矣。

    七是翻译白话。有台湾柏杨先生的《白话资治通鉴》，至于翻译为外文则尚未有知。

    《资治通鉴》可研究的方向还很多，但上举数方面，已足以说明通鉴学决非张煦侯先生标新立异，而实是一门存在的学问，通鉴学的开展对于我国史学等学科的深入、普及具有重大意义。就比如说，《资治通鉴》对初学者来说，量太大，目前从事普及的工作甚少人做，除中华书局出版的柏杨译本外，还未见什么便于初学的读本。余不敏，编有《通鉴战争文选读》《通鉴史论评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