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世盛德，有铭诔之文。大夫之材，临丧能诔。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以前，其词靡闻。周虽有诔，未被于士。又贱不诔贵，幼不诔长，其在万乘，则称天以诔之。读诔定谥，其节文大矣。自鲁庄战乘丘，始及于士；逮尼父之卒，哀公作诔，观其慭遗之辞，呜呼之叹，虽非睿作，古式存焉。至柳妻之诔惠子，则辞哀而韵长矣。

　　暨乎汉世，承流而作。扬雄之诔元后，文实烦秽，沙麓撮其要，而挚疑成篇，安有累德述尊，而阔略四句乎！杜笃之诔，有誉前代；吴诔虽工，而他篇颇疏，岂以见称光武，而改盼千金哉！傅毅所制，文体伦序；孝山、崔瑗，辨絜相参。观其序事如传，辞靡律调，固诔之才也。潘岳构意，专师孝山，巧于序悲，易入新切，所以隔代相望，能徽厥声者也。至如崔骃诔赵，刘陶诔黄，并得宪章，工在简要。陈思叨名，而体实繁缓。文皇诔末，百言自陈，其乖甚矣！

　　若夫殷臣咏汤，追褒玄鸟之祚；周史歌文，上阐后稷之烈；诔述祖宗，盖诗人之则也。至于序述哀情，则触类而长。傅毅之诔北海，云“白日幽光，淫雨杳冥”。始序致感，遂为后式，影而效者，弥取于工矣。

　　详夫诔之为制，盖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论其人也，暧乎若可觌，道其哀也，凄焉如可伤：此其旨也。

　　碑者，埤也。上古帝王，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丽牲，未勒勋绩。而庸器渐缺，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庙徂坟，犹封墓也。

　　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观杨赐之碑，骨鲠训典；陈郭二文，词无择言；周胡众碑，莫非精允。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察其为才，自然至矣。孔融所创，有摹伯喈；张陈两文，辨给足采，亦其亚也。及孙绰为文，志在于碑；温王郗庾，辞多枝杂；《桓彝》一篇，最为辨裁矣。

　　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实铭器，铭实碑文，因器立名，事先于诔。是以勒石赞勋者，入铭之域；树碑述亡者，同诔之区焉。

　　赞曰∶

　　写远追虚，碑诔以立。铭德纂行，光采允集。

观风似面，听辞如泣。石墨镌华，颓影岂戢。

《诔碑》是《文心雕龙》第十二篇。碑和铭有密切关系。上篇《铭箴》对铭体的论述并不全面，就因为有的铭文也是碑文。因此，这两篇应该联系起来看。

　　本篇分论诔和论碑两大部分，共四段：第一段讲诔的意义及其发展情况，侧重于讲体制源流，形式技巧的发展和作家作品在这方面的得失。诔主要是为哀悼死者而称述其功德，本篇除讲述这种类型外，还讲到以追述祖先功德为主的颂诗，和以叙述哀情为主的诔。但颂诗并不是诔，这个界限，刘勰没有讲清楚。第二段讲诔的写作特点，要求生动地再现死者的形象，文辞有感人的艺术力量。第三段讲碑的意义及其发展情况。碑的原始意义有两种：一是记功和祭天地，一是拴祭祀牲畜的石柱，后来才发展为记叙功德为主的碑文。未死的人有功，也可刻石记功，这种刻石也叫碑，刘勰已列入铭体，所以本篇主要讲为死者所写的碑。第四段讲写作碑文的基本要求，同时讲到碑和铭、诔的关系。

　　一般碑诔文和文学艺术的关系不大。但正如刘勰所说“资乎史才”、“其序则传”等，它和传记文学有一定联系。按刘勰的要求，要使所写的人能如见其面，其辞能令人闻之而悲，并靠优秀的碑诔文，使人能永传后世，这就涉及人物描写的一些艺术要求，其中有些意见还是可取的。

　　（一）

　　周代帝王的德泽盛大，所以有铭诔产生。古人说过：能胜任大夫的人材，遇有丧事必须能写出诔文来。所谓“诔”，就是积累；就是列举死者的德行，加以表彰而使之永垂不朽。夏、商两代以前，没有关于诔的传闻。周代虽然有诔，也不盛行，因为在当时诔还不能用于普通官吏，并且低贱的人不能为高贵的人作诔，幼辈也不可给长辈作诔；所以帝王死后，只能说由上天来诔他。宣读诔文，定立谥号，那时在礼仪上是有一套严格规定的。自从春秋时鲁庄公战败于乘丘而错怪驾车的人，诔才开始用到下级官吏。孔子死后，鲁哀公给他作了诔文。从其中所讲“上天不愿留下这位老人”，和“呜呼哀哉”的悲叹来看，虽然不算很高明的作品，但古代诔文的基本格式已经具备。到鲁国柳下惠的妻子作《柳下惠诔》，就是文辞悲哀而篇幅较长的作品了。到了汉代，继承前人来写作：如扬雄的《元后诔》，文辞本来是相当繁杂的；《汉代·元后传》中只摘要提到“沙麓之灵”四句，晋代挚虞却怀疑是《元后诔》的全文。岂有累述尊贵者的德行，只写寥寥四句呢？东汉杜笃的诔文，在前代颇负声誉。他的《吴汉诔》虽然不错，其他诔文却比较粗疏。怎能因《吴汉诔》一篇受到光武帝的称赞，就使他的全部作品变得贵重起来？傅毅所写的诔，文辞体制，颇有伦次；苏顺、崔瑗二人的作品，也还写得明白而简要。看他们的诔文，叙事如史传，文辞细致，音律协调，的确是具有写诔之才。晋代潘岳，在构思上专学苏顺，善于叙述悲伤之情，能很容易地写得新颖而亲切。所以，和汉代的苏顺比较起来，潘岳就能获得更为美好的声誉。至如东汉崔骃的《诔赵》文，刘陶的《诔黄》文，都掌握了写诔的方法，好在简明扼要。三国时的曹植，虽然享有盛名，其实，他的诔文，文繁而势缓；在《文帝诔》的最后，用一百多字来表白自己，这就很不符合诔的写作规则了。此外，如殷代人对商汤王的诔，是在《玄鸟》诗中追颂其祖先的洪福；周代史官对周文王的歌颂，是在《生民》等诗中追述后稷的功业。累述祖宗之德，这是诗人的表达方法。至于叙述哀伤之情，那就要根据有关的事物加以发挥。如傅毅的《北海王诔》，其中讲到北海王死后，“白日的光辉为之暗淡，暴雨下得天昏地暗”。《北海王诔》又开始在序中写了令人感伤之情，这就成了诔文的榜样；后来的摹仿者，就从而写得更好了。

　　（二）

　　仔细研究诔这种文体的写作方法，大致是选录死者的言论，记叙死者的德行；以记传的体制而用颂的文辞；开始是称赞死者的功德，最后表达哀伤的情意。讲到这个人，就要使人隐隐约约看得见；叙述悲哀，就要使其凄怆之情令人感到伤痛。这就是写诔文的基本要求。

　　（三）

　　所谓“碑”，就是附助。古代帝王受命，就封禅于泰山，刻石记功，所以叫碑。相传周穆王曾在弇山上刻石记其行迹，这就是“碑”的意思了。还有宗庙阶前的碑，树立两根石柱在庙堂中庭，只是作为系牲畜之用，并不在上面铭刻功绩。后来，记功的庸器逐渐少用，所以，后代就常用石碑记功；用石碑代替铜器，同样可以保持长久。这和聚土而成坟墓一样，宗庙的碑和坟墓的碑都可长期保存。从东汉以后，方形和圆顶形的石碑大量出现了。汉代写碑文最有才力的，莫过于蔡邕。如他的《太尉杨赐碑》，学习《尚书》而写得端正有力；他的《陈寔碑》、《郭泰碑》两篇，都无亏于所称扬的人；此外，《汝南周勰碑》、《太傅胡广碑》等篇，无不写得清晰允当。蔡邕的碑文，在叙事上全面而扼要；词采上雅正而润泽；文词清晰而又变化无穷，新义巧出而又超然卓立。考察他写碑文的才能，是自然而来的。孔融写碑文，就有学习蔡邕的地方。他的《卫尉张俭碑铭》和《陈碑》两文，言辞巧捷，文采丰富，可算是仅次于蔡邕的作品了。到晋代孙绰，有志于碑诔的写作，他的《温峤碑》、《丞相王导碑》、《太宰郗监碑》和《太尉庾亮碑》等，辞多枝蔓，杂乱无章；只有《桓彝碑》一篇，最为简洁。

　　（四）

　　关于碑文写作的主要点，是要具有史家的才能。它的序文近于传体，碑文近于铭体。突出叙述死者的盛德，必须显示其美好的清风；明白记叙死者巨大的优点，必须表现其宏伟的功绩：这就是碑文的基本写作法则。碑是铭刻器物，碑文也就是铭；是根据石碑这个器物来确立“碑”的名称，碑的产生自然先于铭诔。所以，用石刻来赞颂功勋的就属于铭，树石立碑来讲述死者的事就属于诔。

　　（五）

　　总之，描写过去的事迹，再现死者的容仪，碑诔为此而建立。铭刻美德，记叙言行，文采的运用应当适宜。写其清风，要能如亲见其面；听其文辞，要能如悲声哭泣。碑诔的美好文辞，使人流风余韵，永无止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