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畛相异，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

　　夫裁文匠笔，篇有大小；离章合句，调有缓急；随变适会，莫见定准。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其控引情理，送迎际会，譬舞容回环，而有缀兆之位；歌声靡曼，而有抗坠之节也。

　　寻诗人拟喻，虽断章取义，然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若辞失其朋，则羁旅而无友，事乖其次，则飘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斯固情趣之指归，文笔之同致也。

　　若夫章句无常，而字有条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至于诗颂大体，以四言为正，唯《祈父》《肇禋》，以二言为句。寻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三言兴于虞时，《元首》之诗是也；四言广于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见于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杂出《诗》、《骚》；两体之篇，成于西汉。情数运周，随时代用矣。

　　若乃改韵从调，所以节文辞气。贾谊、枚乘，两韵辄易；刘歆、桓谭，百句不迁；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代。陆云亦称“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观彼制韵，志同枚、贾。然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妙才激扬，虽触思利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

　　又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于句外。寻兮字承句，乃语助馀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于以”者，乃札句之旧体；“乎哉矣也”者，亦送末之常科。据事似闲，在用实切。巧者回运，弥缝文体，将令数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外字难谬，况章句欤。

　　赞曰∶

　　断章有检，积句不恒。理资配主，辞忌失朋。

环情革调，宛转相腾。离合同异，以尽厥能。

译文

　　《声律》是《文心雕龙》的第三十三篇。从《声律》到《练字》的七篇，就是刘勰的所谓“阅声字”部分。这部分主要是论述修辞技巧上的一些问题，并从理论上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本篇专论声律的运用，也讲到一些声律上的理论问题。

　　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研究声律对文学创作的必要。刘勰认为声律是总结人的发音规律而来的，而语言不仅是表达思想的重要工具，更是构成文学作品的“关键”，这是必须研究声律的原因之一。语言的声音有高低抑扬之别，有因发音部位不同而形成的种种差异，怎样掌握这些特点，使语言的运用合于宫商，是必须研究声律的理由之二。最后从人的发音与乐器发音之别，说明人的发音规律不易掌握，所以必须研究有关声律的理论。

　　第二部分就主要是从理论上来探讨写作上的声律问题。其中涉及双声、叠韵，平仄的配合以及和声、押韵等。刘勰正处于四声初步形成的时期，当时论音韵的人虽大都借用古代的五音来讲四声，但四声的特点已基本明确了；平上去入的名称当时还未广泛运用，但从《诗品序》中的“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来看，可能在刘勰生活的齐梁时期，已在诗歌创作的实践中有所运用了。刘勰在本篇虽未讲到平上去入，但平仄错综配合的基本道理已讲得相当明确了。刘勰和沈约的认识大致相近，只是侧重于自然音律，而没有提出拘忌文意的烦琐规定。

　　第三部分主要是联系具体作家讲正声和方言的利弊，进一步总结掌握正确音律的必要。刘勰认为运用正确的音韵，就能势如转圜，无往不适；运用错误的音韵，就如圆凿方枘，难以调和。这自然是有道理的。但他肯定以《诗经》为代表的正声，而不满于《楚辞》的楚声，一再斥《楚辞》为“讹韵”、“讹音”，这显然和他宗经的正统思想有关。诗文中杂用方言土语，虽有可能造成音韵的不谐，但对文学作品来说，既不应一概排斥方言，更不应以此区分“正响”与“讹音”而贬低《楚辞》。

译文

　　《章句》是《文心雕龙》的第三十四篇，专论分章造句及其密切关系。刘勰所说的“章”，是沿用《诗经》乐章的“章”，用以指作品表达了某一内容的段落。本篇译注中用“章节”二字，亦即此意，和现在论著中常说的“章节”不同。刘勰的所谓“句”，也和后来“句子”的概念有别。如其中说“以二言为句”，只指语言的一个停顿。古有句、逗之分，本篇所说的“句”，都包括在内。

　　本篇分两大部分。首段为第一部分，论“章句”的意义和分章造句的基本原理；要求做到文采交织于外，脉络贯注于内，结构严密，首尾一体。后三段为第二部分：第二段论句子的字数，要求短句不促迫，长句不松散；第三段论用韵，既反对“两句辄易”，也不赞成“百句不迁”而主张“折之中和”；第四段论虚字，认为虚字虽无实际意义，但“在用切实”，为诗文创作所必需。

　　纪昀评本篇第二部分“但考字数，无所发明”；“论押韵特精，论语助亦无高论”，基本上是对的。这部分所论三个问题都一般化，论韵虽略有可取，亦非“特精”。但第一部分的一些意见，是有可取之处的。刘勰从任何作品都必须由字而句，由句而章，然后积章成篇的道理，提出要写好文章，就要一句不苟，一字不妄；从而深刻地说明了篇章字句的关系，也有力地说明了“振本而末从”在写作中的必要。对章句的处理，其总的要求是“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但又注意到问题的复杂性，所以，一方面主张根据具体内容而“随变适会”，一方面又强调章句的运用如舞蹈有定位、歌唱有定节，不能乖离其基本原理。只有这样，才能“原始要终，体必鳞次”，把文章写成一个有条不紊、结构严密的整体。

　　（一）

　　文章内容的安排要有适当的位置，言辞的处理要有一定的次第；组成位置有定的内容叫做“章”，组成次第有定的言辞叫做“句”。所谓“章”，就是显明；所谓“句”，就是局限。对言辞的局限，就是联结文字，分别组成句子；使内容显明，就是汇总各个句子，构成完整的意义。章和句的作用虽然各不相同，但二者的联系是很密切的。人们进行写作，是由个别的文字组成句子，再把句子组成章节，然后由章节组成一篇。所以，要全篇光彩，必须各个章节没有毛病；要各个章节都明丽，必须所有的句子没有缺点；要所有的句子都优美，必须一切文辞都不乱用。由此可见，抓好字句就能写好篇章，懂得章句的基本道理，就有可能写好一切文章了。韵文和散文的写作，篇幅有长有短；分章造句，音节有缓有急：这些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而临机应变，是没有固定的准则的。一个句子统领若干文字，有待适当地联系，才能起到它的作用；一个章节汇总一定的意义，必须表达一个完整的内容才能成章。在内容的掌握上，要取舍得当，就如回旋的舞蹈，行列有一定的位置；柔丽的歌声，高低有一定的节奏。考查《诗经》的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虽是分章说明意义，但章节和句子在全诗中，和在蚕茧上抽丝一样，从开始到结束，都是联系紧密而丝毫不乱的。开头说的话，就考虑中篇的内容；结束时的话，则是继承前面的旨意；因而能文采交织于外，脉络贯注于内，前后衔接，首尾一体。如果文辞和整体失去联系，就像孤独的旅客没有同伴；叙事违反了正常的次第，就像飘荡的游子无处安身。所以，组合句子要避免颠倒，分判章节要按照顺序：这的确是文章情趣的共同要求，散文与韵文都是如此。

　　（二）

　　至于散文，虽没有固定的句式，但用字有一定的技巧：四字句比较紧凑但不促迫，六字句虽然较长，但不松散；有时变化为三字句、五字句，是一种随机应变的方法。至于诗体、颂体的一般格式，则以四言句为正格。但《诗经·小雅·祈父》中以“祈父”二字成句，《诗经·周颂·维清》中以“肇禋”二字成句。查二字句的作品开始于黄帝时期，如《弹歌》这个歌谣就是；三字句的作品产生于虞舜时期，传为帝舜所作《元首》歌便是；四字句的作品发展于夏代，传为太康之弟在洛水边所作《五子之歌》就是；五字句的作品出现在周代，《诗经·召南》中《行露》篇就有部分五言句。六字、七字的句子，在《诗经》、《楚辞》中已搀杂出现；整篇文字或七字的作品，到两汉时期才完成。随着发展中内容不断复杂，各种句式就根据不同的情况而更换使用了。

　　（三）

　　至于改换韵脚，变动音调，是为了调节文章的语气。贾谊和枚乘的辞赋，是两韵一换；刘歆和桓谭的作品，则是一韵到底：这就是各人的爱好不同了。从前曹操论赋，不满于同韵的重复，而主张善于变换。陆云也说：“四言句的转变，以四句一换为好。”他对用韵的意见，和枚乘、贾谊相同。但两韵一换，声调音韵略嫌急促；如较长的辞赋一韵到底，读起来又会使人感到疲劳。才情昂扬的作者，虽然运思顺畅，怎如折中用韵，不疏不密，可保不出大的毛病。

　　（四）

　　《诗经》的作者把“兮”字写入句内，《楚辞》中用“兮”字，常常在句子之外。查究用“兮”字组成句子，只是为了辅助语气的声音。从舜帝的《南风歌》以来，“兮”字的运用已很长久了。曹操讨厌用“兮”字，大概是他认为对作品的内容没有什么益处吧。至于“夫”、“惟”、“盖”、“故”等，是句子开头的发语词；“之”、“而”、“于”、“以”等，是插入句中的常用语；“乎”、“哉”、“矣”、“也”等，则是用于句末的老话头。对于说明事理，这些虚词本身似乎没有具体意义，但在句子中的作用却是很必要的。高明的作者加以灵活运用，组合成完整的作品，将使若干个句子，靠一虚词的帮助而很好地联系起来。既然虚字还惟恐其不妥，何况所有的章句呢？

　　（五）

　　总之，处理章节有一定的法度，积字成句却没有常规。每个章节的内容要配合主旨，每个句子的文辞应避免孤立。围绕内容来安排音韵，就能紧密结合而相互发扬。在千变万化中离章合句，以尽章句之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