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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谐讔

发布日期:2016/7/23 8:56:37  阅读:1343  【字体:
 

  芮良夫之诗云∶“自有肺肠,俾民卒狂。”夫心险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欢谑之言无方。昔华元弃甲,城者发睅目之讴;臧纥丧师,国人造侏儒之歌;并嗤戏形貌,内怨为俳也。又蚕蟹鄙谚,狸首淫哇,苟可箴戒,载于礼典,故知谐辞讔言,亦无弃矣。

 

  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昔齐威酣乐,而淳于说甘酒;楚襄宴集,而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及优旃之讽漆城,优孟之谏葬马,并谲辞饰说,抑止昏暴。是以子长编史,列传滑稽,以其辞虽倾回,意归义正也。但本体不雅,其流易弊。于是东方、枚皋,餔糟啜醨,无所匡正,而诋曼媟弄,故其自称“为赋,乃亦俳也,见视如倡”,亦有悔矣。至魏人因俳说以著笑书,薛综凭宴会而发嘲调,虽抃笑衽席,而无益时用矣。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辔;潘岳丑妇之属,束皙卖饼之类,尤而效之,盖以百数。魏晋滑稽,盛相驱扇,遂乃应瑒之鼻,方于盗削卵;张华之形,比乎握舂杵。曾是莠言,有亏德音,岂非溺者之妄笑,胥靡之狂歌欤?

 

  讔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昔还社求拯于楚师,喻眢井而称麦麹;叔仪乞粮于鲁人,歌珮玉而呼庚癸;伍举刺荆王以大鸟,齐客讥薛公以海鱼;庄姬托辞于龙尾,臧文谬书于羊裘。隐语之用,被于纪传。大者兴治济身,其次弼违晓惑。盖意生于权谲,而事出于机急,与夫谐辞,可相表里者也。汉世《隐书》,十有八篇,歆、固编文,录之赋末。

 

  昔楚庄、齐威,性好隐语。至东方曼倩,尤巧辞述。但谬辞诋戏,无益规补。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或体目文字,或图象品物,纤巧以弄思,浅察以衒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荀卿《蚕赋》,已兆其体。至魏文、陈思,约而密之。高贵乡公,博举品物,虽有小巧,用乖远大。观夫古之为隐,理周要务,岂为童稚之戏谑,搏髀而忭笑哉!然文辞之有谐讔,譬九流之有小说,盖稗官所采,以广视听。若效而不已,则髡朔之入室,旃孟之石交乎?

 

  赞曰∶

 

  古之嘲隐,振危释惫。虽有丝麻,无弃菅蒯。

  会义适时,颇益讽诫。空戏滑稽,德音大坏。

 

译文

  《谐隐》是《文心雕龙》的第十五篇。谐辞隐语主要来自民间,古代文人常常认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作品,因而很少论述;本篇是古代文论中不易多得的材料。

 

  全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讲谐隐的意义和作用。刘勰认为谐辞隐语不可废弃,主要在于这种作品能表达老百姓的“怨怒之情”,对统治者有一定箴戒作用。第二部分讲“谐”的意义和评论有关作家作品,肯定“意在微讽”和能“抑止昏暴”的作用,批判那些“无益时用”,只能供人玩乐的作家作品。第三部分讲“隐”及其发展而为“谜”的意义,和评论这方面的作家作品,同样是强调“兴治济身”的意义,而反对“无益规补”的文字游戏。

 

  刘勰能专篇论述这种在封建社会长期不被文人重视的谐辞隐语,这是值得注意的。他不可能完全超越传统的文学观念,也认为谐隐的“本体不雅”,在各种文体中的地位,和“九流”之外的“小说”差不多。但他认为这类作品如果运用得当,对于抑止某些昏暴的统治者,“颇益讽诫”;甚至可以在“兴治济身”中发挥一定的作用。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本篇相当尖锐地批评了东方朔、枚皋、曹丕、潘岳等文人的无聊作品,而明确地肯定了古代一些讽刺性很强的民间作品;并初步总结了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某些特点。认为这种作品是“内怨为徘”,即内心有了某种怨怒之情而用嘲讽的形式来表现;由于“怨怒之情不一”,在表现的方式方法上也是多种多样的。

 

  (一)

  相传为芮良夫的《桑柔》诗里说:“昏君自有歹心肠,逼得百姓要发狂。”国君的心比高山还险恶,人民群众的嘴却像江河那么难于堵塞;群众怨恨的心情各不相同,他们嘲笑讽刺的话也是各种各样的。从前宋国华元为郑国所败,筑城的人就作“睅其目”的歌来嘲笑他;鲁国臧纥为邾国所败,鲁国人就作“侏儒侏儒”的歌来讽刺他。这些都是从两人的外貌来嘲讽,是由于内心有了怨恨而通过戏谑的方式表达出来。此外,如成地的人用“蚕则绩而蟹有匡”的谣谚,来批评不给哥哥穿孝的弟弟;孔子的朋友原壤在母丧中唱出“狸首之斑然”这种不严肃的歌谣。这些例子都是因为有教育别人的作用,所以就记载在《礼记》里面。由此可见,“谐”和“隐”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二)

  “谐”的意义和“皆”相近,是一种语言浅显,适合于一般人,大家听了会发笑的作品。战国时齐威王过度地饮酒作乐,淳于髡就用喝酒的坏处来说服他;楚襄王常常召集宴会,宋玉就写《登徒子好色赋》来讽刺他。这些都是存心婉讽对方,颇有可取之处。还有秦代优旃谏阻二世在城墙上涂漆,楚国优孟谏阻庄王厚葬他的爱马:这些都是用曲曲折折加以修饰的话,来阻止昏君暴主的倒行逆施。所以司马迁写《史记》,就编入《滑稽列传》;因为他们的话虽然不太正常,但用意还是很好的。不过这类事情本身不是正面直说,所以其末流很容易出毛病。如汉代东方朔、枚皋等人,不过在朝廷里混饭吃,并不能纠正统治者的错误,仅仅是说些俏皮话,给人开开心而已。所以他们自己也说,“写赋只能嘲弄,结果被当做倡优看待。”可见他们也有点后悔了。后来曹丕搜集谐谈,编成《笑书》。吴国薛综善于在筵席上说笑话,虽能娱乐在座的人,不过对当时政事并无好处。可是后来的文人,却常常绕道到这种写作中来。如潘岳的《丑妇》、束皙的《卖饼》等等,明知故犯地来学写这种作品的,不下百余人。到魏晋时期,讲滑稽话的风气很盛行;于是有人嘲笑应玚的鼻子好像被削的蛋,有人嘲笑张华的外貌好像舂槌等,都是些无聊的话,有损于谐辞的意义。这不等于落水的人还在笑,犯罪的人还唱歌吗?

 

  (三)

  “讔”的意义就是隐藏,用隐约的言辞来暗藏某种意义,用曲折的譬喻来暗指某件事物。从前萧国还无社向楚国大夫求救,用“废井”和“麦鞠”做隐喻;吴国申叔仪向鲁军借粮,用“佩玉”为歌辞,以“庚癸”为呼号;楚国伍举用三年不飞不鸣的“大鸟”做比喻,来讽刺楚庄王;齐国有人讲海同鱼的关系,来讽谏薛公;楚国的庄姬用无尾的龙,来启发襄王注意后嗣;鲁国臧文仲假托“羊裘”等话,来暗示准备应付齐国的进攻。这些讔语的作用,都记载在史书里面;大的可以振兴政治,并且有助于自身的显达;其次也可纠正某些错误,让迷惑的人明白过来。它们的用意虽然产生于权变狡诡,但常常是出于某种机要迫切的事情。讔语和谐辞,是可以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汉代的《隐书》有十八篇,刘歆和班国编目录的时候,把它们附在赋的后面。从前楚庄王和齐威王都喜爱讔语。东方朔在这方面更是擅场;不过他常常用怪话来开玩笑,对于匡正过失毫无补益。从魏代以后,倡优不为人所喜爱,所以士大夫们就把讔语变为谜语。所谓“谜”,就是用改头换面的辞句来迷糊对方。有的是离文拆字,有的是刻划事物的形状;常常是用小聪明来卖弄才思,凭肤浅的见解来夸耀文辞。其实在内容方面应婉转而正确,在文辞方面应该含蓄而恰切。从前荀卿的《赋篇》已开了端,到曹丕、曹植弟兄俩,便写得更为精练而周密;曹髦广泛地描绘事物,虽然有点小巧,可是并没有大的用处。试看古代的讔语,其中的道理都与重要事务有关,哪能像儿童的游戏,只是拍腿称快呢?文章中的谐辞讔语,就像各种学派中的小说一派。这种作品由低级官吏收集起来,可以使人扩大眼界,多知道些事理;如果不断学习这些,就可成为淳于髡等人的高徒、优旃等人的知友了。

 

  (四)

  总之,古代的谐辞讔语,可以挽救危机,解除困难。即使有了丝和麻,也不应抛弃野草。谐讔合于大义而又用在恰当的时机,那是很有讽谏作用的。如果仅仅是游戏滑稽,那就是很不好的谐讔了。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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