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良夫之诗云∶“自有肺肠，俾民卒狂。”夫心险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欢谑之言无方。昔华元弃甲，城者发睅目之讴；臧纥丧师，国人造侏儒之歌；并嗤戏形貌，内怨为俳也。又蚕蟹鄙谚，狸首淫哇，苟可箴戒，载于礼典，故知谐辞讔言，亦无弃矣。

　　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昔齐威酣乐，而淳于说甘酒；楚襄宴集，而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及优旃之讽漆城，优孟之谏葬马，并谲辞饰说，抑止昏暴。是以子长编史，列传滑稽，以其辞虽倾回，意归义正也。但本体不雅，其流易弊。于是东方、枚皋，餔糟啜醨，无所匡正，而诋�衤鼖r弄，故其自称“为赋，乃亦俳也，见视如倡”，亦有悔矣。至魏人因俳说以著笑书，薛综凭宴会而发嘲调，虽抃笑衽席，而无益时用矣。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辔；潘岳丑妇之属，束皙卖饼之类，尤而效之，盖以百数。魏晋滑稽，盛相驱扇，遂乃应瑒之鼻，方于盗削卵；张华之形，比乎握舂杵。曾是莠言，有亏德音，岂非溺者之妄笑，胥靡之狂歌欤？

　　讔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昔还社求拯于楚师，喻眢井而称麦麹；叔仪乞粮于鲁人，歌珮玉而呼庚癸；伍举刺荆王以大鸟，齐客讥薛公以海鱼；庄姬托辞于龙尾，臧文谬书于羊裘。隐语之用，被于纪传。大者兴治济身，其次弼违晓惑。盖意生于权谲，而事出于机急，与夫谐辞，可相表里者也。汉世《隐书》，十有八篇，歆、固编文，录之赋末。

　　昔楚庄、齐威，性好隐语。至东方曼倩，尤巧辞述。但谬辞诋戏，无益规补。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或体目文字，或图象品物，纤巧以弄思，浅察以衒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荀卿《蚕赋》，已兆其体。至魏文、陈思，约而密之。高贵乡公，博举品物，虽有小巧，用乖远大。观夫古之为隐，理周要务，岂为童稚之戏谑，搏髀而忭笑哉！然文辞之有谐讔，譬九流之有小说，盖稗官所采，以广视听。若效而不已，则髡朔之入室，旃孟之石交乎？

　　赞曰∶

　　古之嘲隐，振危释惫。虽有丝麻，无弃菅蒯。

　　会义适时，颇益讽诫。空戏滑稽，德音大坏。

译文

　　《谐隐》是《文心雕龙》的第十五篇。谐辞隐语主要来自民间，古代文人常常认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作品，因而很少论述；本篇是古代文论中不易多得的材料。

　　全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讲谐隐的意义和作用。刘勰认为谐辞隐语不可废弃，主要在于这种作品能表达老百姓的“怨怒之情”，对统治者有一定箴戒作用。第二部分讲“谐”的意义和评论有关作家作品，肯定“意在微讽”和能“抑止昏暴”的作用，批判那些“无益时用”，只能供人玩乐的作家作品。第三部分讲“隐”及其发展而为“谜”的意义，和评论这方面的作家作品，同样是强调“兴治济身”的意义，而反对“无益规补”的文字游戏。

　　刘勰能专篇论述这种在封建社会长期不被文人重视的谐辞隐语，这是值得注意的。他不可能完全超越传统的文学观念，也认为谐隐的“本体不雅”，在各种文体中的地位，和“九流”之外的“小说”差不多。但他认为这类作品如果运用得当，对于抑止某些昏暴的统治者，“颇益讽诫”；甚至可以在“兴治济身”中发挥一定的作用。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本篇相当尖锐地批评了东方朔、枚皋、曹丕、潘岳等文人的无聊作品，而明确地肯定了古代一些讽刺性很强的民间作品；并初步总结了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某些特点。认为这种作品是“内怨为徘”，即内心有了某种怨怒之情而用嘲讽的形式来表现；由于“怨怒之情不一”，在表现的方式方法上也是多种多样的。

　　（一）

　　相传为芮良夫的《桑柔》诗里说：“昏君自有歹心肠，逼得百姓要发狂。”国君的心比高山还险恶，人民群众的嘴却像江河那么难于堵塞；群众怨恨的心情各不相同，他们嘲笑讽刺的话也是各种各样的。从前宋国华元为郑国所败，筑城的人就作“睅其目”的歌来嘲笑他；鲁国臧纥为邾国所败，鲁国人就作“侏儒侏儒”的歌来讽刺他。这些都是从两人的外貌来嘲讽，是由于内心有了怨恨而通过戏谑的方式表达出来。此外，如成地的人用“蚕则绩而蟹有匡”的谣谚，来批评不给哥哥穿孝的弟弟；孔子的朋友原壤在母丧中唱出“狸首之斑然”这种不严肃的歌谣。这些例子都是因为有教育别人的作用，所以就记载在《礼记》里面。由此可见，“谐”和“隐”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二）

　　“谐”的意义和“皆”相近，是一种语言浅显，适合于一般人，大家听了会发笑的作品。战国时齐威王过度地饮酒作乐，淳于髡就用喝酒的坏处来说服他；楚襄王常常召集宴会，宋玉就写《登徒子好色赋》来讽刺他。这些都是存心婉讽对方，颇有可取之处。还有秦代优旃谏阻二世在城墙上涂漆，楚国优孟谏阻庄王厚葬他的爱马：这些都是用曲曲折折加以修饰的话，来阻止昏君暴主的倒行逆施。所以司马迁写《史记》，就编入《滑稽列传》；因为他们的话虽然不太正常，但用意还是很好的。不过这类事情本身不是正面直说，所以其末流很容易出毛病。如汉代东方朔、枚皋等人，不过在朝廷里混饭吃，并不能纠正统治者的错误，仅仅是说些俏皮话，给人开开心而已。所以他们自己也说，“写赋只能嘲弄，结果被当做倡优看待。”可见他们也有点后悔了。后来曹丕搜集谐谈，编成《笑书》。吴国薛综善于在筵席上说笑话，虽能娱乐在座的人，不过对当时政事并无好处。可是后来的文人，却常常绕道到这种写作中来。如潘岳的《丑妇》、束皙的《卖饼》等等，明知故犯地来学写这种作品的，不下百余人。到魏晋时期，讲滑稽话的风气很盛行；于是有人嘲笑应玚的鼻子好像被削的蛋，有人嘲笑张华的外貌好像舂槌等，都是些无聊的话，有损于谐辞的意义。这不等于落水的人还在笑，犯罪的人还唱歌吗？

　　（三）

　　“讔”的意义就是隐藏，用隐约的言辞来暗藏某种意义，用曲折的譬喻来暗指某件事物。从前萧国还无社向楚国大夫求救，用“废井”和“麦鞠”做隐喻；吴国申叔仪向鲁军借粮，用“佩玉”为歌辞，以“庚癸”为呼号；楚国伍举用三年不飞不鸣的“大鸟”做比喻，来讽刺楚庄王；齐国有人讲海同鱼的关系，来讽谏薛公；楚国的庄姬用无尾的龙，来启发襄王注意后嗣；鲁国臧文仲假托“羊裘”等话，来暗示准备应付齐国的进攻。这些讔语的作用，都记载在史书里面；大的可以振兴政治，并且有助于自身的显达；其次也可纠正某些错误，让迷惑的人明白过来。它们的用意虽然产生于权变狡诡，但常常是出于某种机要迫切的事情。讔语和谐辞，是可以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汉代的《隐书》有十八篇，刘歆和班国编目录的时候，把它们附在赋的后面。从前楚庄王和齐威王都喜爱讔语。东方朔在这方面更是擅场；不过他常常用怪话来开玩笑，对于匡正过失毫无补益。从魏代以后，倡优不为人所喜爱，所以士大夫们就把讔语变为谜语。所谓“谜”，就是用改头换面的辞句来迷糊对方。有的是离文拆字，有的是刻划事物的形状；常常是用小聪明来卖弄才思，凭肤浅的见解来夸耀文辞。其实在内容方面应婉转而正确，在文辞方面应该含蓄而恰切。从前荀卿的《赋篇》已开了端，到曹丕、曹植弟兄俩，便写得更为精练而周密；曹髦广泛地描绘事物，虽然有点小巧，可是并没有大的用处。试看古代的讔语，其中的道理都与重要事务有关，哪能像儿童的游戏，只是拍腿称快呢？文章中的谐辞讔语，就像各种学派中的小说一派。这种作品由低级官吏收集起来，可以使人扩大眼界，多知道些事理；如果不断学习这些，就可成为淳于髡等人的高徒、优旃等人的知友了。

　　（四）

　　总之，古代的谐辞讔语，可以挽救危机，解除困难。即使有了丝和麻，也不应抛弃野草。谐讔合于大义而又用在恰当的时机，那是很有讽谏作用的。如果仅仅是游戏滑稽，那就是很不好的谐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