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敌后干些什么？

刘少奇

（1941年6月3日）

各位参议员先生：

今天盐城第二届参议会开大会，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同人及新四军同人向到会的各位先生致以崇高的敬礼！

从盐城第二届参议会开会的情形看，我感觉到，我们所要求的抗日民主政治,是必然要在全中国实现的。盐城第二届参议会比第一届有了很大的不同，不独是到会的参议员比第一届多了一倍以上，许多位先生第一届没有到的现在都到了，而且几乎包括了全部的盐城各界的领袖，包括了各阶层各党派的代表。从最大的地主、有钱人至最穷苦的工人农民代表，从佛教会的和尚至共产主义者，从七八十岁的老前辈至二十岁以下的青年代表，从国民党员、刚从韩德勤部下回家的高级职员、由重庆到苏北的职员到其他有党无党的人士，以及各个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的男女代表，无所不有。然而我们是在一个共同目标之下，在抗日与民主的共同主张之下，团结一致、和衷共济地讨论着一切重要问题。讨论之热烈、生动与紧张的情形、是令人感动的。从此、盐城的民主政治要大踏步地向前推进，是无疑问的了。单从这种情形就可以证明、抗日民主政治是如何地适合中国的国情与人民的需要！是如何地会要推广及于全国，在全中国求得实现！要救中国，要使中国达到独立自由富强之域，只有走这样一条路，其他的路是走不通的。这不独在中国历史上有于万件事实可以证明，就在盐城第二届参议会这一件事实上，也是证明了的。

记得在几个月以前，还有不少的人造谣说，共产党与新四军在苏北，将要如何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如何实行“三头”（开始叩头、后来摇头、最后杀头）政策，如何不利于有钱人，如何与人民冲突，如何会失败，等等。然而今天到底怎样呢？事实的发展正与这些人所说的所想象的相反。今天盐城各界各阶层的领袖与代表，在民主的方式下，已与我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相互信赖的情形正在与日俱增，并且在组织上，从最高形式的政权机关直至各种民众团体的最下层组织，都建立了真正的完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种情形不只是在盐城，而且在苏北，在华中其他一切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是这样。这种事实就证明：将要失败的不会是主张坚持抗日与民主的党派、军队及人民，而会是那些坚持反对抗日与民主的造谣者自己。

诸位参议员！我们和国民党合作，但是有许多争论，而且相打过十来年。我们为什么争论？所争论的是什么？我想中国的人民有完全弄明白的必要。在弄明白以后，人民就应以主人的资格，在国共两党之间来下一个肯定的判决，以便结束十余年来的争论。关于这个问题，我今天不妨在诸位人民代表面前简单申诉一下。

我们和国民党的争论很多，但主要的是在两个基本问题上争论。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应不应该完全独立，应不应该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还是河以不完全独立，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依附某些帝国主义国家，可以保留中国那种值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状态呢？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应不应该民主，应不应该成为完全民主的国家，保障人民有一切的自由权利，还是保留那种半封建的状态，实行-党专政的独裁政治，剥夺人民一切的自由权利呢？对于这两个问题，我们的答复很明白。很早我们就主张，中国应该完全独立，应该努力脱离一切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各种束缚与压迫，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的状态，使中国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中国应该完全民主，应该保障人民的一切民主权利，摆脱一切封建势力的束缚与压迫，改变中国半封建的落后的状态，使中国成为完全民主的国家。所以我们从“九·一八”以后，就主张抗战，保卫东北，保卫中国。在卢沟桥事变以后，主张团结抗战。现在主张抗战到底，反对对日妥协求和；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民主政治，发动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力量，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力争外援），以争取中国抗战的彻底的最后的胜利。反对依赖外援，及压迫人民的一党专政，要求废除一党专政，等等。在这里，我们是没有任何含糊的。

但是，最近国民党中的主要领导人物，对于上面两个基本问题的答复，就和我们有原则上的不同或相反。他们认为中国可以不完全独立，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依附某些帝国主义国家，可以保留中国半殖民地与殖民地的状态。只有在帝国主义向中国大举进攻，危害他们一党专政存在的时候，才起来参加抵抗，并随时都准备在某种条件之下，立即停止抗战，和帝国主义妥协。同时他们又主张，中国不应该民主，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均应该剥夺，半封建状态应该保留，一党专政应维持至于永久。所以他们从“九·一八”以后，就实行“不抵抗”，淞沪抗战、冀东抗战，他们都停止了。在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的大举进攻，威胁到中国的生存，同时也威胁到他们的统治，所以他们也起来抵抗了，但他们随时都准备在某种条件下与日本讲和，公开说只要“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东北的沦陷可以不问了。他们反对统一战线，反对民主政治，不要自力更生而依赖外援，特别依赖英美帝国主义，在全国反共、反人民、反进步，实行倒退的黑暗政治。国民党的这一切，不管他们是如何地隐藏与掩盖，已成为路人皆知的事实了。

国共两党近年来的一切争论，都是以上面两个问题为中心，都围绕在这两个问题的周围。这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关系中国的国体、政体、政治制度及全国人民的生活问题。这完全是原则问题，并不是什么个人意气与少数人的权位之争。所以在这里必须弄明白，人民在这里必须有所选择并实行裁判。

有人说，国共两党的争论，是由于一个相信三民主义，而另一个相信共产主义，是由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冲突互不相容。这是完全不合事实的错误的说法。一部分反共的国民党也这样说，目的是要故意模糊与掩盖国共两党之间关于目前政治问题的原则分歧。

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在思想体系上来说是不相同的，两者的哲学基础也不相同。但就把三民主义当作解决目前中国问题的政治纲领来说，与我们共产主义目前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低的政治纲领，在基本上是相同的。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个基本政治纲领，我们完全同意。这与我们自成立共产党以来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基本上相同，所以我们愿意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这完全不是假的与骗人的，而是诚心诚意的，因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即是在基本上彻底实现了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如果共产党是诚心要实现自己的纲领的话，它自然也诚心要实现三民主义。因此，在实现三民主义的问题上，共产党与国民党应该没有什么大的争论，应该完全可以合作，如果国民党也真心诚意要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实现三民主义的话。

所以，国共两党的争论，并不是共产党要现在实现共产主义而国民党要实现三民主义。问题完全不在这里。我们老早就申明了，中国目前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还不能实行共产主义制度，而应该并且只能够实行三民主义（即新民主主义）制度。现在可惜的是，国民党中的领导人物对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有一点不光明、不忠实、不愿实行，违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他们对于三民主义，是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在口头上、标语上虽然还唱着三民主义的空洞的调子，在形式上装作孙中山的信徒的形象，然而他们的政治行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却完全是另一套，是完全违反三民主义的那一套。他们用了一种非常巧妙奸猬的两面派方法，在三民主义的幌子之下，进行着反对三民主义的实际斗争。比如总理遗嘱上说，要于最短期间召集国民大会。这说的是最短期间，而不是最长期间或普通的短期间。然而他们可以一直到现在不召集，并且用一切方法反对人民要求召集国民大会的运动。总理遗嘱上说，要唤起民众。然而他们到处用一切方法压迫民众的起来，压迫那些真正去唤起民众的人，尤其对于我们在盐城所作的这一套，完全是实行三民主义的一套，他们更用一切方法来反对与破坏。这就是问题的焦点。所以我们与国民党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应不应该立即在中国实行三民主义的问题，而并不是应不应该立即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共产党人要实行三民主义，而国民党人则不实行与反对实行三民主义。关键就在这里。谁是谁非？人民应该为国共两党进行裁判。

如果国民党自己有诚意来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并且不反对别人也来实行三民主义的话，那末，国共两党的合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一切纠纷与冲突，均可迎刃而解，共产党不论过去、现在与将来，均要忠实履行自己庄严的诺言，愿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现在可惜的是，国民党既没有履行他们对共产党的诺言，保障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同时也没有履行他们自己的三民主义的信念。这就是国共两党一切争论与摩擦的根本原因。

直到今天，我们共产党人仍然负责地声明：我们愿意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国民党人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我们这个声明是庄严的真实的。因此，我们在目前和将来的行动中，是不会放弃与改变这个声明的，甚至不会因为一部分国民党人不愿意实行三民主义而有丝毫改变。我们将决心与一切孙中山先生忠实信徒一道，把三民主义实行到底。

我们上面的这种态度，也就是很明白地答复了有人向我们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共产党和新四军将要在苏北及在华中其他敌后根据地干些什么？

我们总的答复是我们只干两件事，一件是干抗日，一件是干民主。换句话讲，就是干三民主义，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也就是说，要为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与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要为新的中华民主共和国——真正的中华民国而奋斗。因此，在这里就提倡人民组织抗日民主政府，以别于其他不抗日不民主的政府。这种抗日民主政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是所有抗日各阶层人民联合的政权。凡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均可参加这个政府。它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一个党的专政，也不是工农民主专政，更不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所以我们主张在抗日民主政府中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在政府中最多不超过三分之一。这种政府，在过去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前例的，只是在中国目前的特殊历史环境中才产生的，但它是真实的、正确的，只有它，才能战胜日寇与获得中国民族的解放。这种政府，要保护抗日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反映各阶层人民的呼声与要求，也和各阶层人民的代表，在抗日与民主的大目标下，来共同管理与决定政府中一切的事务问题。最后，这种政府还要由各阶层人民选举他们所相信的代表来组织。这种政治，我们就把它叫作新民主主义政治，也叫三民主义政治。

我们这里的经济，事实上已经实行了减租减息，禁止了过额地租与超额利润的高利贷利息。我们这里的文化教育，也已经是在新的基础上来进行的。我们在这里所要干的，就是把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彻底办好，也就是说，把盐城、苏北及其他各根据地都办好，创造新的盐城，新的苏北。这样的盐城与苏北，将会更有效地来进行敌后抗战，给敌人以更大的打击。

不论过去、现在与将来，我们都在事实上证明，我们是完全诚心诚意地实行三民主义的。然而在国民党方面，倒是看不出这种诚意来。这固然是怪事，然而是真事。

这就是我们在敌后各根据地所要干的事。

这些事，我们不能不干，不能少干，但也不多干。

有人造谣，说我们除开干三民主义以后，还要干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即要“实行共产”。这对不对呢？不对！我们不实行共产。

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相信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我们与国民党合作，愿意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也并没有放弃与丝毫改变我们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信仰，但在今天来说，我们对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当作一种理想，当作一种前途与将来的目标，当作一种思想体系，当作一种处事处人处己的方法，而信仰着、研究着，也宣传着、追求着；而不是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当作目前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制度，当作法律，在中国立即实行。因为在中国目前的情形下，还不能实行这种制度。但是对于三民主义就不同。我们不只是把三民主义当作一种理想，一种前途与目标，来信仰、研究与宣传它，而是进一步，要把三民主义当作目前中国的国体与政体，当作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制度，当作一切法律的根据，在中国立即实行起来。就是要把中国立即改造成为三民主义共和国。因为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完全能够而且必须实行这种制度。目前不能立即把中国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共和国，如苏联那样，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人民除开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居住、通信及选举、被选举权利之外，还有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并禁止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行为。由于中国还不独立，生产落后，资本主义还很不发达，所以在中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那是不对的，行不通的。在中国目前不独不应反对与禁止资本主义，相反，还应发展资本主义。目前我们所赞成的农民的减租减息，就是造成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我们还用了其他许多方法，来帮助一些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所以我们现在除干三民主义，干抗日与民主以外，并不多干什么，并不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不“实行共产”。由此可见，那些说我们要“实行共产”的人，是故意造谣诬蔑我们的。

国民党反对我们的人又说：你们（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那你们就是放弃共产主义的信仰了，你们就应把共产主义收起来，如果你们又宣布不放弃共产主义的信仰，那你们声明相信三民主义及愿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就是假的，不诚意的，我们国民党人就不与你们合作。这些人，故意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绝对对立起来，看成是完全不能相容的东西。他们故意提出这个理由来说明，国共两党的争论及不能很好地合作，是由于共产党不放弃共产主义的信仰，而不是由于国民党人不愿意实行三民主义，错误与责任在共产党，而不是他们。这种说法，显然是强词夺理，故意掩盖真理，故意欺骗人民，煽动一些无知的人来反对共产党，同时掩盖他们不实行三民主义的罪恶。

我们已经说得很明白，中国革命是要分作两步来走的：第一步——民主主义，第二步——社会主义。现在中国革命还是走着第一步。这一步从鸦片战争以来，以至孙中山的整个时代，直到今天，都还没有走完。在这一阶段中，你国民党说要实行三民主义，我共产党也说要实行三民主义；你国民党说不能实行共产主义，我共产党也说不能实行共产主义，那末，我们国共两党为什么不能合作，又为什么要争论与冲突呢？可见这不是由于共产党不放弃共产主义的问题。在国民党中，除开三民主义的信仰之外，可以容许基督教、佛教等等其他一切的信仰，为什么又不能容许共产党人有共产主义的信仰呢？许多国民党人信仰三民主义之外，同时又信仰基督教、佛教等等，都既然不是假的与不诚意的，为什么说共产党除相信三民主义实行三民主义之外，再有一个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信仰，就是假的与不诚意的呢？真实的事实，现在是比什么还明白，背叛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对孙中山之三民主义的信仰不诚，实行不力，用假面具对待孙先生之三民主义的，倒不是现在的共产党人，而是那些造谣的国民党人自己。这些造谣者，是再也没有资格来说别人不诚意实行三民主义的，他们的造谣，只能暴露他们自己的无耻。

如果由于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争取到了抗战的最后胜利，并且把三民主义彻底地实现了，那末，中国自然还要并必须继续向前进步的，是不会永远停止不进的。到那时候，中国又再向什么地方前进，前进到什么地方去呢？孙中山先生答复说：向世界大同，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我们也答复说：向世界大同，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前进到社会主义共和国。这自然不是今天的事，也许还不是最近的将来的事，然而，这种前途是必然要到来的。

由三民主义又进到社会主义，到底要经过什么具体形式与具体道路？这个问题，今天虽然还不能肯定地说，但是很可能的前途，是经过革命和平转变的方法，即不经过流血的革命的方法来实现。就是说，到了时候，中国非向社会主义前进不可的时候，世界形势也催促着中国非前进不可的时候，由于我们的国家是完全安定与强盛的三民主义共和国，人民是完全有民主自由的公民，就可以采用国民大会人民总投票、由国家颁布法律等等方法，来决定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是否要采用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如果能用这种方法作好，那自然要尽可能来用这种方法。

在将来三民主义彻底实现后，社会主义制度是否要在中国被采用？我们主张取决于人民。

上面所说的，就可以解答我们在这里要干些什么的问题。

我们到这里已经有半年了。我们新四军吃的穿的都是人民的，然而我们对于人民的保护，替人民作的事情，却还是这样的少，这是我们很对不起很抱歉的。请求各位参议员多加批评与指教，我们不胜欢迎之至！在我们军队与党员中间，很好的人固然不少，但不好的人、坏人也还是有的。特别是一些新加入我军的成分，及从韩德勤部下过来的成分，他们受我们的教育还不多，因此，他们就作出一些骚扰老百姓的事情。但是我可以向各位保证：对于这些人，我们不纵容，我们反对，只要人民指出来，我们就和人民站在一起来反对与惩办这些坏分子。

我们在这里办的事情还是很少。许多事情应该办的，但是由于客观上的困难及人手的不足而没有办，或没有办好。然而凡能够办的，我们也都尽力在办。已经在这方面开始了，而且开始得不坏，已足够证明我们是在切实地诚意地实行三民主义。今后的日子很长，我们一定能够和这里的人民一起，把一切的事都办好。

我们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要把盐城，把苏北，把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把全中国都办好，办成一个新的盐城，新的苏北，新的中华民主共和国。这是一件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工作，谁能够来参加把这件事办好，谁就要成为人民永远怀念的英雄豪杰。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等等，何尝不也称雄一时？然而他们到底都不是英雄豪杰。因为他们没有办好这些事，而且阻碍这些事。我们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与党派的利益来办这些事，也不是为了我们要作英雄豪杰，而是为了苏北、华中及全中国人民的利益。除开人民共同的利益以外，共产党是没有别的利益。我们是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而且具有相当大的决心来办好，所以不能容许人家的任意阻碍与破坏，我们将决心克服这些阻碍与破坏。但是，只要事情能够办得好，至于由谁来办，我们并不怎样注意，并不一定非要我们来办不可，更不愿意由我们来包办一切。诸位之中，如果有人出来，能够比我们办得更好些，那就请你来办，我们不办是可以的。

说到办法，各方面的组织方法，那我们是有一整套，向各位及人民提出来。如果有人说我们这套办法不好，那末请赐教，请你提出办法来。如果你的办法比我们的好，那就实行你的办法，我们保管服从。如果你没有办法提出来，或者办法不好，那就实行我们的办法。如果我们有争论，那就取决于人民，取决于大多数，拿到实际生活中去试验。如果你不办，那就只好我来办。总之，只要你有道理，只要你的是真理，我们就保管服从。如果你没有道理，你的不是真理，那我也坦白告诉你，我们共产党人，是永远服从真理的，永远不怕真理的，永远告诉人民以真理的；即使这样作对于我们自己要如何地吃苦头与暂时不利，我们也必须如此作。我们决不能违背与掩盖真理。

如果我们犯了错误，或者你们认为我们犯了错误，那就请你们，请人民不客气地批评，即使批评得不对，批评的方式与态度有某些不好，也不要紧，只要你们是为了要把事情弄好，而不是为了故意要把事情弄坏，故意的造谣诬蔑我们。所以你们不要怕，只管放心批评。新四军吃了穿了人民的，就是人民养育的，就是人民的军队，人民完全有权利批评它，教育它，指导它，要求它去为人民的福利而战斗。我们有错误，你们应该来纠正。我们还提倡人民对政府的批评，对政府中任何一个职员，一个机关，进行批评，这也就叫做民主。这样才能把事情办好。这样才能暴露政府中个别的坏分子和贪污分子，以及各种错误，而给以清洗与纠正。我们对于一切的批评，还要遵循“不以人废言，不以言废人”的古训。

我们盼望各阶层的人民与我们合作。不管他是什么人，属于哪一阶层，过去对我们好坏，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汪精卫，为了把这里的一切事情办好，我们都愿意和他们一道，手携手地共同前进。一切的共产党员，一切新四军的人员，必须根据这样的态度去和各阶层的人民诚意地合作，只有这样庄严伟大的合作，才能在目前严重的国难关头获得中国人民的自由与解放。

但是，如果有人强词夺理地来向我们武断、无理地来反对我们这一切，或者强迫、威胁与压迫我们，造谣中伤我们，那我们也可以告诉这种人：这样是不行的！我们不怕这一切！

造谣吗？任何谣言，都只能暂时地欺骗人民，真相总是会在人民面前暴露的。在真相暴露后，造谣者只能使自己倒霉。我们不怕任何谣言！

武断吗？我们对于一切都不是盲从的。我们所干的一切，都是经过了深入的研究，而且经过了许多试验，认为是最好的一套。共产党人，不论对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新的旧的各种学问，均深刻地研究过，均有丰富的经验。共产党人从来就不信人家的武断，而且不信古人的武断，我们是有独立研究和判断能力的人。一切武断对我们是完全无效的。

压迫和打击吗？我们为了拥护真理，是不怕任何压迫与打击的。我们具有为真理而牺牲及救人救世的顽强不屈的精神。

反共吗？谁要反共你就来反好了！只是要仔细仔细你自己，不要在人民大众的面前反破了你自己的脑袋。我们在这里除开日本帝国主义与汪精卫之外，不想反对任何一个人；但是我们不怕任何人来反对，而且不论任何人来反共，也都是反不了的。我们不想反对任何一个人，已有事实证明，即使如韩德勤惨杀了无数的共产党员及多次派兵来进攻我们，然而我们对于反对我们的国民党员及俘虏的韩部官员，均全部放回了，我们没有报复。我们在这里很久了，没有或者很少处决人犯。我们在一切政策上都顾及到各阶层人民的利益。然而如果有人还是一定无理地坚决地来反对我们，那我们也就准备击破他的脑袋，因为除开击破他的脑袋以外，是别无办法的。如果还有哪一个反共小丑，再来尝试一下反共的话，那就除开毁灭他自己以外，是不会有其他的结果的，我们也不得不预先告诉这些人一下。

有人造谣说我们要走。我告诉你们说：我们不走，即使在某一个地方走了，我们也还要再来。

有人又造谣说共产党是不讲感情不讲面子的，因此，不要和共产党人交朋友。我们答复说：共产党主张感情不掩盖真理，私情不妨害公事，公事公办。在不违背真理，不妨害公事的条件之下，共产党人对于家庭，对于朋友，主张最忠诚朴实的私人感情与互助互爱。共产党不准备辜负任何一个朋友。

由于各种谣言所引起来的某些误会与怀疑，我想现在可以明白了吧！我们的态度，也可以算得够光明磊落了吧！

这是刘少奇在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盐城第二届参议会上的演讲，原载1941年6月17日《江淮日报》，本文略去了说明几个具体问题的部分。

（编选自《新四军重建军部以后》，盐城市《新四军重建军部以后》编选组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