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帆自述之五：从皖南军部突围抵苏北

扬帆，原名石蕴华，1912年出生，江苏常熟人。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扬帆1941年皖南事变后，在盐城工作过一段时间，任新四军军法处副处长、处长，兼任盐阜区党委社会部部长、区保安处处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1955年震动全国的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冤案受害者。1980年4月平反。著有《扬帆自述》。现节选《扬帆自述》中与盐城有关的部分与读者分享。

      我留在新四军军部开始时任文化队的指导员。文化队主要任务是为前方部队培养文艺宣传的政工人员。学员一部分是从戏剧训练班转来的，另一部分是从军部教导队中选择文化较高较活跃的青年集中而来，还有的是从部队的文化工作者中调来培养深造的，共有七十多名学员。绝大部分是从上海敌占区和皖浙等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青年和地下党员，其中有沈亚威、苏民(女)、顾宝璋、鲁冰、童树民(女)等。队长是作曲家何士德，副队长是邵帷，我是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主课分两大类:一是音乐，，一是戏剧，还有美术、木刻和舞蹈。我除上政治课外，也上文艺课和戏剧演出后组织现场评论会，肯定好的，指出缺点，总结经验。当时组织上把我当作“文化人”，生活上受到优待，还配给马匹代步。文化队第一期结业后，在1939年十月间，副军长项英同志和秘书长李一氓同志又调我到军部担任(中校)秘书。实际上主要是担任了解军部驻地周围的地方情况和联系新四军住址周围地方关系的工作。这一段我和项英同志接触比较多，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也较深。项英同志是工人出身的干部，曾经领导一九二三年“二七”大罢工的斗争，这时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党的东南分局书记。他很重视学习，他为了坚决保存所有的书籍(有书近万卷)和经常了解干部中的学习情况，他竟自己提出兼任军部图书馆馆长亲自主持管理。他也很重视研究各种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记得有一次他问我:“xxx写的一篇中国经济的出路你看了吗?有什么意见?”接着他就同我畅谈对这篇文章的意见。当他在一本进步杂志上看到一个熟人写的反对把文学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的文章时，他暴怒了几天，他咆哮着:“我一定要自己写一篇文章来驳斥他，一定要写。”以后项英同志召开了文化人座谈会，袁国平同志也出席了，被邀参加的人记得有:聂钳弩、夏征农、黄源、冯定、彭柏山、吴强等人，在会上项英同志专门述说了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一九四〇年初，我被李一氓同志兼任处长的军法处正式任命担任科长，负责军部驻地的安全保卫工作。当时除了日伪军经常派来谍报人员进行刺探情报外，国民党特务还千方百计对我们进行各种阴谋破坏活动，如收买新四军战士个别或成批逃亡散布各种谣言等，又以公开合法的形式派了“联络副官”卢旭(碧湖)长期驻在新四军军部，实际上他就是个特务，还有当地的国民党、三青团、乡保长等作为他们的统治基础，以合法方式来对付我们。所以，当时的斗争很复杂。我对这项工作没有经验，幸有李一氓同志对我言传身教，不厌其烦地手把手地教我做工作，对我帮助很大。那时我们没有地方政权，主要是发动群众，组织“青年抗日联合会”、“儿童团”等组织，它们对保卫驻地的安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外人一进我们驻地，很快就有人来报告。当地有的地主和青帮头子，常向国民党报告我们的情报或制造反对我们的谣言，我们采取通过细致的调查，抓住他聚赌违法等行为，再找他单独谈话、警告的方式，使他不敢再反对我们。
    李一氓同志是参加过北伐战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同志，并在江西中央苏区担任过保卫工作的领导干部，也是二十年代郭沫若为首在上海办的“创造社”的中坚，在文学上有很深造诣，他对我不仅在工作上，就是在写诗作词和为人之道各方面都是我的老师。同时，项英同志对保卫工作也很关心，有时还作具体指导。记得在我开始做保卫工作时，还遇到一件事，对我教育很深。军部印刷厂有两个工人，都是从上海来的，因对工资待遇不满，讲了怪话，被厂领导认为是反革命分子送到军法处来处理。项英同志知道后，非常重视，亲自审问这二人，项英向他们指出;新四军是工人阶级的队伍，你们是工人，又是越过重重险阻从上海来参加革命的，为什么要做反革命呢?一定有什么原因使你们不满，我们是讲民主的，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嘛，项英同志这番话把这两个工人讲得哭起来了，于是诉说了他们的真实思想和对厂指导员的意见。在弄清情况后，项英同志决定马上释放了他们，而且责成该厂解决了他们的具体待遇问题，对指导员也作了调动。后来这两个工人在“皖南事变”中表现很好，主动要求发给枪上前线，均英勇牺牲在战场上。这一实事求是的典型例子对我以后在公安保卫工作中影响是很深的。
    国民党把驻扎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看作眼中钉，一再想把新四军军部赶走。在一九四〇更似“十二道金牌”似地几次下令要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去。党中央为顾全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大局的考虑，决定新四军军部撤离皖南渡江北移，以加强发展长江以北的抗日局面。从十二月初开始，军部即将身体较弱的、大量的女同志和非战斗人员分四批共约二千人经苏南去了苏北。军部军法处即由副处长汤光恢同志带了一批同志先撤走了。我带二科一批同志和一个侦察班留下，随军部行动。
    在北撤前两个月，军部为了踏勘北撤行军路线，曾抽调参谋处，兵站和有关业务部门同志分别派往通向皖中和苏南方向两路去实地察勘。去苏南这一路的“参谋旅行团”由参谋处作战科科长李志高任团长我任副团长(政委)，从军部所在地云岭出发经马头镇、杨柳铺、孙家埠、十字铺到郎溪城走了一遭，这一路线跨径县、宣城、郎溪、广德等县，对沿途的地形、道路、河流、村庄以及有关政治、群众基础、供应等情况都作了调查。这一线要经过国民党军五十二师和一〇八师的防区，五十二师修有一些军事工事，云岭到苏南水西地区约需四、五天路程。我们设计了路线图，回来向军部首长作了报告。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军部离开了驻扎三年的云岭人民，率九千多人出发了。为了防敌机袭扰，我们是冒着雨夜间行军。行军路线没有走铜陵、繁昌间渡江的路，也没有走马头镇、杨柳铺去苏南的路，而是采取先向南到茂林、三溪、族德再走宁国、郎溪，然后去苏南，佯个“之”字形的路线。听说最后选用这一路线是项英同志采纳刚从外地回来的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的提议，在1940年12月28日由项英主持的军分会上集体讨论决定的。因为当时得到情报说日军已经知道我军北渡的消息，在铜陵、繁昌和长江的江面上加强了戒备，同时江北国民党李品仙部也有准备袭击我北渡部队的迹象。而在马头镇、杨柳铺一带的五十二师对我北撤的几批先遣部队曾迭次阻拦；三战区曾改令我们走渡江去皖中的路线。有情报说，国民党拟乘我北渡长江时从背后突击以配合日军夹击我军。所以选择这条路线，是为了绕道避免遭受腹背夹击的危险，也因为国民党三战区又同意我们走这条路还答允在途经宁国时，由上官云相总司令负责补发新四军的粮弹给养。但实际上这样走正进入顾祝同预设的包围歼灭我军的罗网中。
    我军分成三个纵队行进，军直属队随中路的二纵队行动。当我们向南走了一夜，渡过青弋江上的章家渡，于五日晨到达茂林。因冒雨行军道路泥泞，行动迟缓且很疲劳，在茂林休息一天，当天即在高岭附近受到国民党军的袭击，我还击中俘虏四名。经审问都是国民党军的特工化装的，他们供出这次包围袭击行动是上级统一布置的，是难以避免的，我们知道这个包围圈国民党军集中了七个师约七万人之多。
    七日我军继续向王岭出发，是选择走国民党军包围圈的间隙通过，但进到星潭又被阻击。军首长决定退回原路，八日向高岭进发时又遭敌猛烈阻击。在高坦附近经我们反击把敌军一直追到茂林附近，在反击中国民党军的一四四师一个排长携带二十余人枪及一批子弹，为了反对内战在战场上举起义旗向我投诚，说明国民党军中对打新四军是不得人心的。十日天明，我们到达石井坑，这时听说中央也来了电报指示。叶挺军长指示周子昆副参谋长召开会议，为了加强司令部的作战体制，整顿和健全组织，任命了新的干部，我被调任参谋处侦察科副科长。
    石井坑四周被一片大山包围着，东西四、五里，南、北七八里，有几个零星的村子，近百户人家，叶军长指挥我军占领四周的山头，决心暂时固守，但守了四天，到一月十三日战斗完全失利，我军伤亡惨重，我们已无突击力量可以突出重围，也到了弹尽粮绝的境地，天又下着雨，衣服全湿透了。这时军部首长决定分散突围，以尽可能保存更多的革命骨干和有生力量，我被发给一千多元法币作为突围费，要个人设法冲出去，到苏北或延安归队。我把随身携带的文件和我自己写的五、六万字的自传式小说的札记文稿以及照片等都忍痛在山上烧毁了。但我们一批人没有能突出去，又退了回来。这时项英同志发现叶挺军长和饶漱石(党派他到海外办报纸刚从美国回来不久即派到东南局任副书记)失散了，就叫我们去寻找。当找到他们时，叶军长在山头休息，饶漱石随跟我们聚在一起。后来敌人向我们喊话，要叶军长、项副军长去谈判。这时饶漱石向叶军长提出，要叶军长下山找顾祝同谈判，让我军人员下山去苏北新四军。叶军长不愿去。认为在现在的形势下，根本没有谈判的条件。饶漱石说，这不是你个人的行动，是党组织派你去的，将来我们在场的人均可向中央作证明。这样叶军长才勉强地带着他的娃子叶钦和叶天流、叶福如和秘书、副官、警卫员等十几人下山去了。我们站在山头观察，等候军长的消息，但去后就被扣留再没回来。我们只好快快地离开了。我们走着、走着，饶漱石不见了，后来遇到袁国平同志，他已疲劳不堪，说要休息一下，搞点吃的。这时我们还未发现，敌人已经上来了，还喊话要我们投降，接着机枪哗哗地扫射过来。我以缓兵之计对敌军说:“机枪这样不停地打，怎么投降呢?”敌人一度停止射击，我乘机转身就跑，子弹又射过来，但未打中我，我翻过一个山头，又遇到胡立教等三个同志，于是我们四人走在一起。后来又只剩我和胡立教同志两人在一起。
     我们选择泾县东北乡方向走，因为我知道这一带党的群众基础比较好，路上我们曾遇到过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虽互相未报身份，他看我们的样子说:“你们是新四军吧，打败了，这样吧，跟我走。”我们很纳闷，不知他是什么人，接着他又说.他原是共产党的区委书记，后不干了，可知道新四军是共产党的队伍，你们是好人，不会给你们亏吃的。他把我们带到深山老林里，那里住着两个烧炭的人，老人介绍说，他们也是共产党员，是湖北人，那两人把自己的床让给我俩睡，自己睡在地上，还把身上的衣裤卖给我们。每隔两三天，那位老人就嘱咐孙女带些鱼肉来看我们，在那里我们过了旧历春节，老人找来一个人，把我们带出深山，送上了大路。
    我们走到泾县紫坑，正在农民家吃饭，遇到了敌军搜索、幸有一个小孩报告才得以及时离开。因为掌握了敌人只是白天出来，晚上不敢行动的特点，我们就昼伏夜行，不走大路，爬山越岭走小路，在碰到国民党军队和自卫队的盘查时，我们就利用突围时组织上给的钱拿出来给些贿赂，或者用蒙骗手法逐一混过关卡，这样经过宣城、郎溪县境到了江苏溧阳的梅渚，这时才算最后跳出了国民党所布下的搜索圈。但是在溧阳西乡并没有找到新四军部队。有一位打更的农民是我们的军属，他告诉我们，新四军已开往武进县方向去了。我们费了很大的周折，在长苗湖边找到了我们的一个兵站(交通站)派出所，找到当地的区委书记老龚同志，最后才找到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廖海涛政委。这时我们喜出望外，我曾写了一首《随廖海涛同志东征》的诗：江南喜见雄师在，喘息初平作上宾，未得西归除国贼，且随东进拯斯民。军行汀雨仁风播，血映春晖战绩新，箪食壶桨容我醉，沉酣犹梦灭赢秦。
    廖海涛同志是我党的优秀指挥员，在此后的一次战斗中被敌人包围了，因子弹打光而英勇牺牲，他是我永远怀念的一位英雄。
    经过廖政委的安排又通过公路、运河、铁路、长江的封锁线，在二月中旬到达苏北东台。先找到了老雄友周林同志，才见到了当时在东台城的陈毅、粟裕同志。这时算真正回到家了。我们内心非常高兴。陈毅同志说:“你们(还有叶超同志)是皖南事变中突围到达苏北的第一批干部”，受到陈毅，粟裕等同志的亲切慰问，也受到同志们把我们当成英雄式的欢迎。陈毅同志听了我们报告有关皖南事变中的情况后，慨叹地说:“项英同志对国民党(的斗争)太软弱了，因此吃了大亏”。又说:“哪能把兵力分散成三路突围?!该集中兵力，选择敌人薄弱的一个方向突围嘛！这样分散兵力就非打败仗不可了。”陈毅同志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一直和项英同志在一起，对项英同志是很了解的。他简单扼要的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指出了皖南事变的教训，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我曾吟诗一首以纪念这次陈毅同志的会面和谈话：
    谒陈公
    儒将丰姿犹昔健，殷勤垂询劫馀身。
    挑灯细认风霜迹，按剑时问叱咤声。
    扼腕常嗟儒子算，横眉还恨妇人仁。
    频频注目华中笑，十万旌旗杀气腾。
    陈毅同志要我们在东台稍事休整就很快去盐城军部向刘少奇同志汇报。少奇同志表彰了我们，并根据我们汇报的皖南事变的具体材料，立即草拟了向中央的报告。
    少奇同志还要我和胡立教同志担任“皖南突围干部审查委员会”的委员，不久，分散突围后到苏北的有三百多入，饶漱石也突围到了，他毕恭毕敬地站在我们面前说:“请审查”。饶漱石突围时曾被捕，他自称是华侨的儿子，用钱贿路了国民党的连长给放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