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是好人呐！”今天是采访活动的第二天，我们采风小组来到了盐都区，走访了盐都区档案局，并且分别到潘黄街区、大冈镇、郭猛镇聆听当年的新四军战士和当事人关于新四军的回忆。今天的行程紧凑而忙碌，却是不虚此行。

七十七岁的徐芬英老奶奶给我们讲述童年的故事，她说：当年在大冈的部队还有和平军、日本鬼子，老百姓们最喜欢新四军住家里了。因为新四军住在家里，不吃家里的任何东西，秋收时还帮我们干农活；平时帮家里挑好水，打好柴，新四军战士们遇到老百姓特别客气，一点都没有架子。

“和平军、日本鬼子最坏了，一到家里就抢家里的粮食，还打人，无恶不作”。徐芬英说，当时大伙一听到新四军来村里，就欢喜得不得了，一看到日本鬼子就跑。在老奶奶深情的讲述中，她不停地喃喃道：“新四军是好人呐，日本鬼子是坏人！”

作为90后的我，曾经以为这段往事离我们很远，而通过这些老人们的讲述，我似乎又回到了烽火连天的战争时期，回到了那段峥嵘岁月。我以为我不会感动，而胸中渐渐涌动的激情却告诉我：那段历史不能忘记，这些感动与澎湃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待着另一次号角的吹响。

军民情谊鱼水深。当你来到建湖县恒济镇建河村谢家庄时，看到苏中二分区《人民报》及印刷厂旧址的时候，当你听到60年前发生新四军和当地群众之间的感人肺腑的故事时，一定会久久停留，不愿离去。

当时《人民报》的所有工作人员都习惯穿着新四军的蓝灰色军装，他们原本隶属于新四军一师政治部。在当地老百姓的眼里，穿着蓝灰色军装的就是新四军，他们早就听闻新四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好名声，而报社的同志也热心得很，农忙帮助困难户劳动生产，春节期间还排演节目和村里群众同台演出，深受当地百姓的欢迎。因而当地老百姓打心眼里拥护这些文化人，为了保卫报社的安全，他们积极主动地要求与厂里纠察队员一道站岗放哨；儿童团的孩子们则轮流爬到村口的大树上瞭望，一旦发现情况异常，就立刻通知报社转移。形势危急时，当地群众就帮助报社一起把机器搬到船上，开到荡心去印报。

在当时的盐阜大地上，兵匪横行，有和平军、日本鬼子这些无论武器还是人数都远远超过了新四军的队伍。新四军能在这样艰苦年代能够逐渐发展壮大，最终打败敌人，赢得民心与它的廉政文化建设是密不可分的。

当时也许并没有廉政这个概念，但是新四军的扎扎实实践行了廉政思想。我们这次采风团梳理和展示新四军廉政文化建设的内容，最终目的其实还是为了服务现实，教育我们的党员干部在新形势下，密切联系群众，永远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继承新四军廉政的优良传统。

让历史照亮未来。参加这次新四军廉政文化采风活动真是一种机缘巧合，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在这几天里，我们一路追寻新四军的廉政足迹，辗转于市区、建湖、盐都三地，参观了盐城新四军纪念馆、十顷荡纪念馆和重建后的原人民报印刷厂旧址，瞻仰了华中鲁艺殉难烈士陵园，并且采访了多位已经白发苍苍的新四军老战士。一路走访，一路追寻，一路聆听，而我的态度也由当初的玩票心情变得越来越认真。

当年的新四军队伍里活跃的是一群和我们年纪相仿的年轻人：时任盐城县一区区委书记的潘克年仅28岁；他的继任者黄炜年仅23岁；时任华中鲁艺的教导主任丘东平，年仅31岁；时任华中鲁迅艺术学院教授，戏剧系主任许晴年仅30岁。我们采访的新四军老战士们参军时大多都是十七八岁。

当我们还稚气未脱地在学校深造时，年纪轻轻的他们已经做了新四军的干部，年少本来轻狂，他们却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中历经考验，变得格外沉静而内敛。廉洁奉公，爱护百姓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几句简单的口号，而是深入骨髓的印记：盐城县一区区委书记潘克在牺牲之前，还率领区队几名战士到大孙庄一带，帮助群众抢收抢种；而黄炜在命悬一线时，放弃了生还的希望，让同行的通信员下水先走，自己殿后。结果通信员脱险了，而他却英勇就义了。而丘东平和许晴都是在建湖县北秦庄与日寇的遭遇战中，因掩护鲁艺师生第二队突围时壮烈殉国的，这是最令我动容的地方。

我为能参加这次活动感到由衷地幸运。90后的我们对所谓的呆板的革命传统教育形式早已经麻木，但这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历史，却真正地触动到了我的心灵深处。我无意于立下任何豪言壮语，只愿让历史照亮未来，让薪火代代相传，让新四军培育的优良品质尤其是廉洁品质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发扬光大吧。

转自《盐城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