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种一粒粟，

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

农夫犹饿死。

[作者简介]

    李绅，字公垂，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卒于唐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祖籍安徽亳州，中书令敬玄曾孙。父辈定居无锡梅里，幼年丧父，少时就读于惠山。宪宗元和初进士，擢翰林学士，补国子助教。因触怒权贵下，狱。武宗即位，徙淮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召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进尚书右仆射、门下侍郎、封赵郡公。居位四年，辞位。以检校右仆射平章事，复淮南节度使。会昌六年(公元846年)逝世，赠太尉，谥文肃。

　　李绅，为人短小精悍，于诗最有名，时号“短李”，与唐代著名诗人李德裕、元稹一起，号称“三俊”，是当时诗坛较有现实意义的新乐府运动的参与者。作有《乐府新题》二十首，已失传。今存《追昔游诗》三卷、《全唐诗》，另录其杂诗为一卷。其中《悯农》二首，较有名。另有《莺莺歌》残段保存在《西厢记诸宫调》中。

　　李绅与宜兴蒋诫修好，蒋诫亦喜诗文，常在一起吟诗。一日，李绅又到蒋诫家，蒋诫子防是年18岁，绅见其敏慧，李绅当即让其赋《鞲上鹰》，蒋防即席作答：“几欲高飞天上去，何人为解绿丝绦。”李绅叹其才智，遂向朝廷推荐。后蒋防官至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蒋防是著名文学家，所作传奇小说《霍小玉传》至今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

　　李绅，喜爱宜兴山水，曾游历宜兴善卷寺、善卷洞，并留下《别泉石》诗篇：“晴沙见底空无尘，青石潜流暗有声。微动松风涵淅沥，细浮竹月透轻盈。桂凝秋露添灵液，茗折春芽泛玉英。应是梵宫连洞府，浴池今化醴泉清。”

[注释]

    悯（mǐn）农：就是对农民遭受的苦难生活表示同情、哀怜。悯，哀怜的意思。

    粟：谷子。这里指代所有粮食作物。

    子：植物的籽实。

    四海：指普天之下、全国。

    闲田：荒废闲置不种的土地。

    犹：还，仍然。

[译诗]

    春天种下一颗种子，秋收时可以收获万颗子粒。四海之内并无闲置荒芜的田地，可是仍有农夫饿死。

 [赏析]

    李绅，他不仅是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之一，而且是写新乐府诗的最早实践者。元稹曾说过：“予友李公垂，贶予乐府新题二十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予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盖十二而已。”元稹和了十二首，白居易又写了五十首，并改名《新乐府》。可见李绅创作的《新题乐府》对他们的影响。所谓“不虚为文”，不也就含有“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意思吗？可惜的是李绅写的《新乐府》二十首今已不传，不过，他早年所写的《悯农二首》（一称《古风二首》），亦足以体现“不虚为文”的精神。

　　诗一开头就描绘在烈日当空的正午，农民依然在田里劳作，那一滴滴的汗珠，洒在灼热的土地上。这就补叙出由“一粒粟”到“万颗子”，到“四海无闲田”，乃是千千万万个农民用血汗浇灌起来的；这也为下面“粒粒皆辛苦”撷取了最富有典型意义的形象，可谓一以当十。它概括地表现了农民不避严寒酷暑、雨雪风霜，终年辛勤劳动的生活。本来粒粒粮食滴滴汗，除了不懂事的孩子，谁都应该知道的。但是，现实又是怎样呢？诗人没有明说，然而，读者只要稍加思索，就会发现现实的另一面：那“水陆罗八珍”的“人肉的筵宴”，那无数的粮食“输入官仓化为土”的罪恶和那“船中养犬长食肉”的骄奢。可见，“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不是空洞的说教，不是无病的呻吟；它近似蕴意深远的格言，但又不仅以它的说服力取胜，而且还由于在这一深沉的慨叹之中，凝聚了诗人无限的愤懑和真挚的同情。

　　李绅当然不懂得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道理，但是，我们从几十年之后唐末农民起义的“天补平均”的口号中，便不难看出这两首诗在客观上是触及到了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的。

　　《悯农二首》不是通过对个别的人物、事件的描写体现它的主题，而是把整个的农民生活、命运，以及那些不合理的现实作为抒写的对象。这对于两首小诗来说，是很容易走向概念化、一般化的，然而诗篇却没有给人这种感觉，这是因为作者选择了比较典型的生活细节和人们熟知的事实，集中地刻画了那个畸形社会的矛盾，说出了人们想要说的话。所以，它亲切感人，概括而不抽象。

　　诗人还用虚实结合、相互对比、前后映衬的手法，增强了诗的表现力。因此它虽然是那么通俗明白，却无单调浅薄之弊，能使人常读常新。在声韵方面诗人也很讲究，他采用不拘平仄的古绝形式，这一方面便于自由地抒写；另一方面也使诗具有一种和内容相称的简朴厚重的风格。两首诗都选用短促的仄声韵，读来给人一种急切悲愤而又郁结难伸的感觉，更增强了诗的艺术感染力。

[附]不经之谈－－为什么饿死农夫??

    中唐李绅悯农诗言“春种一粒栗，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尤饿死。”丰收年月尤能饿死人，莫非当时真的苛捐杂税达到民不堪命了。细想又是不然，果真如此早就闹革命了，这唐朝那能拖到黄巢起义？

　　想当时大唐初立，据杜佑通典货食典天下分三等收税，按收入交税，遇灾还要免税(1)。及后税网扩大，分九等收税，有加租、调、遥役。然而安史乱后大德年间减税，照理在这种情况下该不会饿死人吧？如果说是下面的官员舞弊吧，历史上有说当时是中兴，吏治该不会就真的那么坏吧？　

　　然而丰年毕竟饿死人了，还是诗人所见，即使是夸张了，农人挨饿想来还是有的吧？这一推敲就不禁使人要问，农夫为何还会饿死？其实农夫饿死说起来也有些必然成份，为什么这样说？细想一下，全国的地都种了粮食，而且又都丰收，这粮食的供应就大大的增加了，然而人口却和上一年基本一样，需求并无改变，供过于求下，粮价自然大跌。产量多了，卖粮的收入反而少了，如果农夫是靠借贷买种种地，因为收入不足，还不起债，饿死也不为奇。俗言谷贱伤农不就正是这个意思吗？而身为统治者的皇帝只顾敛财收复疆土，不知平仰物价，虽有义仓之设然而“自天宝之始，边境多功，宠锡既崇，给用殊广，出纳之职，支计屡空。”（3）搞出人命何足道哉！　

　　当然这里还有个人的问题在内，想大唐朝庭诸君岂无一二知道这问题的？所谓学而优则仕，能仕的总又点见识吧？管子曰：“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人君知其然，故视国之羡羡，余也，羊见反。不足而御其财物。谷贱则以币与食，布帛贱则以币与衣，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则古之理财赋，未有不通其术焉。”说不懂是笑话，不过而之仕后整日里钩心斗角，争权夺利除了党争还是党争，那还顾及民间疾苦？要知道天下农作物不止一种，如果能一早让一地的农民种植不同作物，那会弄出这事。未能早为之计，是经济知识不足，倒也罢了，丰收了如能发现问题，积极减税鼓励商人从事贸易，及时调整物价保障农人生活，反而采用禁止私人自由经营，而由国家垄断，实行专营专卖的制度，这个错就反得大了！因为信息不明呀！要知各地出产不同，买多余于一地卖于不足处，是商人的专长，与民争利的结果是两败俱伤。所以农夫饿死不在赋税，不在丰收，只在位高权重者漠视民生，也是封建时代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后果，读诗见此知唐之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