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

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湘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

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

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

 

罗敷前置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

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

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

为人洁白晰，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

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

 

 

 

[作品简介]

    《乐府诗集》是一部专收汉代以迄唐五代乐府诗的诗歌总集，也编入部分汉以前传说的古歌辞。

　　乐府诗的编纂开始得很早，《汉书·礼乐志》已著录了部分汉郊庙乐歌，可以说是编纂工作的滥觞。可惜这位封建史家囿于雅俗之见，对汉代的民间歌辞，仅在《艺文志》中存其数目，歌辞一概屏弃不录。此后的官修正史，大都类同《汉书》。唯有《宋书·乐志》“自郊庙以下，凡诸乐章，非淫哇之辞，并皆详载”，著录了不少汉相和歌辞。今存汉乐府民歌，绝大部分都是藉《宋书·乐志》流传下来的。私家的编纂工作，大约始于两晋，而盛于南朝。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专录乐府的诗集，见于《隋书》、新、旧《唐书》的《艺文志》的就达三十余种。但是，这些书籍几乎全已亡佚了。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乐府诗总集，就是郭茂倩的《乐府诗集》。

　　关于郭茂倩的生平，我们知道得甚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茂倩为侍读学士郭裒之孙，源中之子，其仕履未详。” 他是浑州须城（今山东东平）人，《乐府诗集》上署为太原郭茂倩，是以通例指郡望而言。其它生平事迹均不详。可以说是《乐府诗集》这一书使得他的声名千古不朽。

　　《乐府诗集》共一百卷，是一部卷帙浩大、极有价值的乐府诗研究要籍。它搜录宏富，分类精当。全书凡郊庙歌辞十二卷，燕射歌辞三卷，鼓吹曲辞五卷，横吹曲辞五卷，相和歌辞十八卷，清商曲辞八卷，舞曲歌辞五卷，琴曲歌辞四卷，杂曲歌辞十八卷，近代曲辞四卷，杂歌谣辞七卷，新乐府辞十一卷。将五代以前的乐府诗要而不烦、比较恰当地分为十二类加以著录，不仅收录了郊庙之类的贵族乐歌，而且大量收录民间歌辞，如南北朝的乐府民歌都是靠了《乐府诗集》而得以流传至今。虽然民间歌辞在《乐府诗集》中仅占全部歌辞的十分之一左右，但在诗歌史上毕竟是一份难得的珍贵遗产。

　　对各类歌辞、各种曲调的源流、内容，《乐府诗集》也都有详尽的考核。它在编排上很见特色，每一题下，都以古辞列在前面，而后依次附以历代模拟之作。这样，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同一曲调的不同形式的递变。同时，于每一曲调前，又都有必要的解题，以阐明该曲调的来龙去脉，“征引浩博，援据精审”（《四库总目提要》），后世考乐府者常据以为凭。郭茂倩的时代，不少佚书遗典犹存，得以借鉴，他对于乐府的体制又有深入的了解，因而在这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乐府诗集》确是研究乐府诗的渊薮。

    《陌上桑》是汉乐府民歌中著名的叙事诗之一。它叙述了一位采桑女反抗强暴的故事，赞美了罗敷的智慧，暴露了太守的愚蠢。运用丰富的想象、铺陈夸张、侧面烘托等手法。学员在略读其他几首乐府诗之后，体会乐府诗的艺术特色。

 

[注释]

陌：方位、角落。

日出东南隅：春天日出东南方。这句点出采桑养蚕的节令。

好女：美女。

自名：自道姓名。一说，“自名”犹言“本名”。

喜：一作“善”。

青丝：青色丝绳。

笼：指采桑用的竹篮。

笼钩：竹篮上的提柄。

倭堕髻(wo duo ji)：一名堕马髻，其髻斜在一边，呈似堕非堕之状，为当时时髦发式。

明月珠：宝珠名。据《后汉书·西域传》说，大秦国(古指罗马帝国)产明月珠。

缃(xiāng相)：浅黄色。

襦(ru)：短袄，短衣。

行者：过路的人。

下担：放下担子”[

捋(lv)：摸弄，用手顺着抚摩。

髭(zi)：口上边的胡子。

著：显露。

帩(qiào俏)头：同“绡头”，古人束发用的纱巾。

坐：因。这二句是说耕者、锄者因观罗敷晚归，引起夫妻争吵。

使君：东汉人对太守、刺史的称呼。

五马：闻人倓《古诗笺》云：汉制“太守驷马而已，其有加秩中二千石，乃右骖(驷马的右边加一骖马)，故以‘五马’为太守美称。”

踟蹰：徘徊，停滞不前的样子。

姝：美丽的女子。

颇：少，略微。

谢：这里是“请问”的意思。

宁可：是“愿意”的意思。《说文》徐锴注云：“今人言宁可如此，是愿如此也。”这二句是吏人转达太守对罗敷的问语，是说使君问你，愿否同他一道乘车而去。

置辞：同“致辞”，答话。

一何：犹“何其”，相当今口语“何等地”、“多么地”。一，语助词。

东方：指夫婿当官的地方。

千余骑：泛指跟随夫婿的人。

上头：行列的最前面。

何用：是“用何”的倒语，意即“根据什么……”。

识：辨认。

骊(li)：深黑色的马。

驹：两岁的马。这句说骑着白马，后面跟着骑着小黑马的大官是我的丈夫。

络：这里指网状物兜住。这句说马头上戴着金色的笼头。

系(Jì记)：绍结。

鹿卢：即辘轳，井上吸水用具。古时长剑之首用玉作鹿卢形。

鹿卢剑：剑柄玉作辘轳形。

直：同“值”。以上四句是罗敷用夸耀其夫的高贵服饰，借以说明其夫的高贵身份。

千万余：成干上万（钱）。

府小史：太守府的小史。史，官府小吏。“十五”及下文的“二十”、“三十”、“四十”皆指年龄。

朝大夫：在朝廷任大夫的官职。

侍中郎：皇帝的侍从官。汉制待中乃在原官职上特加的荣衔。

专城居：为一城之主，如太守、刺史之类的大官。这四句是罗敷夸其丈夫官运亨通，步步高升。

洁白晳：面容白净。

鬑(lián廉)鬑：鬓发疏长貌。这句是说略有一些疏而长的美须。

盈盈：行步轻盈貌。“公府步”、“府中趋”，犹旧日所谓的“官步”。

冉冉：行步舒缓貌。

殊：是“人才出众”的意思。

 

[译诗]

    太阳从东方升起，照到我们秦家的楼房。秦家有位美丽的少女，本来取名叫罗敷。罗敷很会养蚕采桑，（有一天在）城南边侧采桑。用青丝做篮子上的络绳，用桂树枝做篮子上的提柄。头上梳着倭堕髻，耳朵上戴着宝珠做的耳环；浅黄色有花纹的丝绸做成下裙，紫色的绫子做成上身短袄。走路的人看见罗敷，放下担子捋着胡子（注视她）。年轻人看见罗敷，脱掉帽子整理仪容。耕地的人忘记了自己在犁地，锄地的人忘记了自己在锄地；回来后互相埋怨生气，只因为观看罗敷。

 

    太守乘车从南边来了，拉车的五匹马停下来徘徊不前。太守派遣小吏过去，问这是谁家的美女。小吏回答：“是秦家的美女，本名叫罗敷。”太守又问：“罗敷年龄多大了？”小吏回答：“二十岁还不足，十五岁略微有多。”太守令小吏问罗敷，“愿意一起坐车吗？”

 

    罗敷上前回话：“太守你多么愚蠢！太守你本来有妻子，罗敷我本来有丈夫。（丈夫当官）在东方，随从人马一千多，他排列在最前头。凭什么识别我丈夫？骑白马后面跟随小黑马的那个大官就是，用青丝拴着马尾，那马头上戴着金黄色的笼头；腰中佩着鹿卢剑，宝剑可以值上千上万钱，十五岁在太守府做小吏，二十岁在朝廷里做大夫，三十做皇上的侍中郎，四十岁成为一城之主。他长得皮肤洁白，疏朗朗略微长一点胡须；他轻缓地在府中迈方步，从容地出入官府。（太守座中聚会时）在座的有几千人，都说我丈夫与众不同。”

 

 

 

[赏析]

    这诗是汉乐府中的名篇，属《相和歌辞》，写采桑女秦罗敷拒绝一“使君”即太守之类官员调戏的故事，歌颂她的美貌与坚贞的情操。最早著录于《宋书·乐志》，题名《艳歌罗敷行》，在《玉台新咏》中，题为《日出东南隅行》。不过更早在晋人崔豹的《古今注》中，已经提到这首诗，称之为《陌上桑》。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沿用了《古今注》的题名，以后便成为习惯。“陌上桑”，意即大路边的桑林，这是故事发生的场所。因为女主人公是在路边采桑，才引起一连串的戏剧性情节。

　　《陌上桑》故事很简单，语言也相当浅近，但有个关键的问题却不容易解释：诗中的秦罗敷到底是什么身份？按照诗歌开场的交代是一个采桑女，然而其衣着打扮，却是华贵无比；按照最后一段罗敷自述，她是一位太守夫人，但这位夫人怎会跑到路边来采桑？萧涤非先生《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是这样看的：“末段为罗敷答词当作海市蜃楼观，不可泥定看杀！以二十尚不足之罗敷，而自去其夫已四十，知必无是事也。作者之意，只在令罗敷说得高兴，则使君自然听得扫兴，列不必严词拒绝。”以后有人作了进一步的申发，认为罗敷是一位劳动妇女，诗中关于她的衣饰的描写，纯出于夸张；最后一段，则是罗敷的计谋，以此来吓退对方。这已经成为通行的观点。

　　但这些其实都是一厢情愿的推测之辞，诗歌本身并没有提供这样的根据。以二十不足之女子嫁年已四十之丈夫，即在今日亦不足为奇，何以“必无是事”？况且文学本是虚构的产物，又何必“泥定看杀”其断然不可？至于后一种引申之说，看来似乎天衣无缝，其实仍是矛盾重重：既然作者可以夸张地描写罗敷的衣饰，而不认为这破坏了她的身分，为什么就不可以给她安排一个做官的丈夫？这是用不同的标准衡量同样的情况，而曲成已说。其实《陌上桑》并不是一篇孤立的作品，以上的问题，要从产生这一作品的深远的文化背景来解释。

　　我们先从诗题《陌上桑》所设定的故事场所说起。中国古代，以男耕女织为分工。“女织”从广义上说，也包括采桑养蚕。桑林在野外，活动比较自由，桑叶茂盛，又容易隐蔽，所以在男女之大防还不很严厉的时代，桑林实是极好的幽会场所。在这里，谁知道发生过多少浪漫的故事？自然而然，桑林便不断出现于爱情诗篇中。这在《诗经》中已经很普遍。《汾沮洳》是写一个女子在采桑时爱上了一个男子：“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异乎公行！”《桑中》是写男女的幽会：“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乎上官，送我乎淇上矣！”可以说，在《诗经》的时代，桑林已经有了特殊的象征意味，或者说，已经有了一个文学的“桑林”。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种自由自在的男女情爱遭到了否定。上述诗篇，也被儒家的经师解释为讥刺“淫奔”的作品。

　　于是，在文学的“桑林”中，开始产生完全不同的故事。最有名的，便是秋胡戏妻故事。西汉刘向《列女传》记载：鲁国人秋胡，娶妻五日，离家游宦，身致高位，五年乃归。将至家，见一美妇人采桑于路旁，便下车调戏，说是“力桑不如逢国卿”（采桑养蚕不如遇上个做大官的），遭到采桑女的断然拒绝。回家后，与妻相见，发现原来就是那采桑女。其妻鄙夷丈夫的为人，竟投河而死。乐府中有《秋胡行》一题，就是后人有感于这一传说而作。古辞佚，今存有西晋传玄之拟作，内容与《列女传》所载大体相同。可以想到，“桑林”中的故事，原来大多是男女相诱相亲，而现在变成了女子拒绝男子的引诱。当然，人们也可以说，秋胡是一个“坏人”，这种故事与《诗经》所歌唱的纯真爱情根本不是一回事。但不要忘记：在民间传说文学故事中，虚设一个反面角色是很容易的。关键在于，通过虚设的人物活动，作者究竟要表现什么样的生活态度、审美理想。这样我们能得出结论：汉代的“桑林”，已经不同于《诗经》时代的“桑林”，文学中的道德主题，开始压倒了爱情主题。

　　我们大概可以相信已经失传的《秋胡行》古辞与《列女传》所载故事并无大异。而《陌上桑》显然是这一故事或直接从《秋胡行》演化而来的。试看两个故事的基本结构－－场所：大路边的桑林；主人公：一位采桑的美妇人；主要情节：路过的大官调戏采桑女，遭到拒绝。所不同的是，在秋胡故事中，调戏者是采桑女之夫，故事最终以悲剧结束；在《陌上桑》中，采桑女另有一位做官的好丈夫，她拒绝了“使君”的调戏，并以自己丈夫压倒对方，故事以喜剧结束。实际上，《陌上桑》是把《秋胡行》中的秋胡一劈为二：一个是过路的恶太守，一个是值得夸耀的好丈夫。但尽管《陌上桑》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秋胡行》的故事，却也作了重要改变，从而使诗的重心发生转移。秋胡戏妻的故事，主旨是宣扬儒家道德，采桑女即秋胡妻的形象，也完全是一个道德形象。她即使是令人感动的，恐怕也很难说怎么可爱。故事中也提到她长得很美，但作为一个结构成分，这只是导致秋胡产生不良企图的原因。

　　而《陌上桑》中的秦罗敷，除了拒绝太守的调戏这一表现道德性的情节外，作者还花了大量篇幅，描摹她的美貌，以及周围人对她的爱慕。这一部分，实际是全诗中最精彩的。这尽管同《诗经》所写男女相诱相亲之情不同，但两者具有共同的基点：即人类的普遍的爱美之心，和对理想的异性的向往，所以说，罗敷的形象，是美和情感的因素，同时代所要求的道德性的因素的结合；换言之，是《诗经》的“桑林”精神与《秋胡行》的“桑林”精神的结合。也正是因为罗敷不仅是、甚至主要不是一个道德形象，所以作者也没有必要为她安排一个强烈的悲剧下场，而让她在轻松的喜剧气氛中变得更为可爱。

　　由此可见，《陌上桑》的故事，并不是一个生活中具体事件的记载或改写，而是漫长的文化变迁的产物，罗敷这个人物，也是综合了各种因素才形成的。她年轻、美丽、高贵、富有、幸福、坚贞、纯洁，寄托着那些民间无名作者的人生理想。也因为她是理想化的，所以她并不严格遵循现实生活的逻辑。她既是一个贵妇人，又是一个采桑女。其实这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民间故事中的人物，常常有这样的情况。那些公主、王子，实际是代表着普通民众的心愿。一定要拿后世僵化得莫名其妙的政治观念去穿凿附会，反而是荒廖混乱的。

　　然后回到诗歌本身。这诗原来按音乐分为三解，其文字内容，也相应地分为三段。第一段着重写罗敷的美貌和人们对她的喜爱。起首四句，从大处说到小外，从虚处说到实处，是典型的民间故事式的开场白。同时，这四句也奠了全诗的气氛：明郎的阳光照耀着绚丽的楼阁，楼阁中住了一位漂亮的女子，色彩鲜明，光彩流溢，好像中国年画的味道。“照我秦氏楼”，既是亲切的口气，也表明诗人是站在罗敷的立场上说话，并由此把读者引入到这种关系中去。而后罗敷就正式登场了：她提着一只精美的桑篮，络绳是用青丝编成，提把是用桂树枝做就。这里器物的精致华美，是为了衬托人物的高贵和美好。再看她的打扮，头上梳的是斜倚一侧、似堕非堕的“倭堕髻”（东汉时一种流行发式），耳朵上挂着晶莹闪亮、价值连城的明月珠，上身穿一件紫红绫子短袄，下身围一条杏黄色绮罗裙。一切都是鲜艳的、明丽的、珍贵的、动人的。这好像是一个采桑的农妇，其实是一个理想中的美女。

　　照说，接下来应该写罗敷的身体与面目之美。但这很困难。因为诗人所要表达的，是绝对的、最高的美，而这种美无法加以具体的描绘。谁能说出什么样的身材、体态、眉目、唇齿算是达到了完善无缺的程度？作者也不可能满足所有读者的各具标准的审美要求。于是笔势一荡，作者不直接写罗敷本身，而去用周围的人为罗敷所吸引的神态：过路人放下了担子，伫立凝视。他好像年岁较大，性格也沉稳些，所以只是手捋着胡须，流露出赞叹的神气。那一帮小伙子便沉不住气，有的脱下帽子，整理着头巾，像是在卖弄，又像是在逗引；至少赚得美人流波一转，便可得意多时。种田的农人更糟，看得失了神，活也不干了；回家还故意找碴，摔盆砸碗。－因为看了罗敷，嫌老婆长得丑。这些都是诙谐的夸张之笔，令人读来不禁失笑，好像拿不准自己在那场合会是什么模样。其效果，一是增添了诗歌的戏剧性，使得场面、气氛都活跃起来；更重要的是，通过从虚处落笔，无中生有，表达了不可描摹的完美。反正，你爱怎么想像就怎么想像，罗敷总是天下最美的。这实在是绝妙之笔。

　　观罗敷的一节，也最近于“桑林”文学的本来面目。它所表现的，是异性间的吸引，是人类爱美的天性。但它又不同于《诗经》中的作品，而是有分寸有限制的。那些观者，都只是远远地伸长了头颈看罗敷，却不敢走近搭话，更不敢有越规之举；而罗敷好像同他们并不发生关系，旁若无人。这就在男女双方之间，设下了一道无形的墙。这便是“发乎情而止乎礼义。”同时也有另一种分寸：尽管有那么多人在围观，那些小伙子几乎就在冲破防线，作者也没有让罗敷给他们来一通义正辞严的斥责。要不然，就太教人扫兴，太没有味道了。因为这诗原有双重的主题，作者都要照顾到。当然，整个第一段，是为了完成美和情感的主题，只是限制它，不让它破坏道德的主题。

　　下面第二段，就开始转向了。“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好大气派！“使君”是太守、刺史一类官员的尊称，他们执掌一个地区的全权，汉人比之于古代的诸侯。官做得大，气派自然大，胆子跟着大。别人见了罗敷，只是远远地看着，这位使君就不甘心于此了。于是派了手下人去问：这是谁家的漂亮女子？多少年纪了？罗敷不动声色，一一作答。这都是为了充分地展开情节，使矛盾冲突有一个酝酿的过程。若是一上来就剑拔弩张，文学趣味就少了。顺带，又写出罗敷的年纪：十五至二十之间。中国古人认为这是女子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光。

　　而后进入矛盾冲突的高潮。使君问道：你可愿意坐上我的车，跟我回去？罗敷的回答犹如当头一棒：“使君一何愚！”有了“一何”二字，语气十分强烈。理由是很简单：你有你的妻，我有我的夫。各安其家室，乃是礼教之大义，岂可逾越？这一节是从秋胡戏妻故事中继承来的，表现了诗歌的道德主题。而道德主题，总是在善与恶的冲突中才能表现得鲜明强烈。

　　第三段紧接上一段的未句“罗敷自有夫”，由主人公全面铺展地夸耀丈夫。罗敷到底有没有那么一个丈夫？这问题本来很简单：诗中说有，我们只好承认有。尽管在一般读者的心理中，都不喜欢文学作品里的漂亮女子早早嫁人，那也无可奈何。这问题还可从二方面来证明：其一，《陌上桑》的故事来源于秋胡戏妻故事，秋胡妻本是出嫁了的美妇人；其二，作者在这里是要彰扬忠贞的道德，总得先有丈夫才有忠贞。

　　但第三段也并不完全是从道德主题着眼的。不然，完全可以让罗敷来一通说教。但如果真是那样，就糟糕了，这个美女马上就变得干巴巴的，教人喜欢不起来。所以作者也是适可而止，道德大义在第二段用结末二句话点明之后，到第三段就转向一层富有喜剧色彩、诙谐的情节，使读者依然能够享受到文学的趣味。罗敷夸婿，完全是有针对性的。使君出巡，自然很有威势，于是她先夸丈夫的威势：丈夫骑马出门，后面跟着上千人的僚属、差役；他骑一匹大白马，随人都骑黑色小马，更显得出众超群；他的剑，他的马匹，全都装饰得华贵无比。使君官做得大，她就再夸丈夫的权位：丈夫官运亨通，十五岁做小吏，二十岁就入朝作大夫，三十岁成了天子的亲随侍中郎，如今四十岁，已经做到专权一方的太守。言下之意，目前他和你使君虽然是同等官职位，将来的前程，恐怕是难以相提并论了！最后是夸丈夫的相貌风采：丈夫皮肤洁白，长着稀稀的美髯，走起路来气度非凡，用这些来反衬使君的委琐丑陋。这么一层层下来，罗敷越说越神气，越说越得意，使君却是越听越晦气，终了必然是灰溜溜逃之夭夭。读者自然也跟着高兴，直到故事结束。

　　需要说明的是，罗敷的这位丈夫，也是童话中白马王子式的人物，不可拿生活的逻辑去查考。萧涤非先生说，对这一节不可泥定看杀，不可求其句句实在，原是说得很对，但这个人物在故事里却是合理的存在，这是要注意到的。

　　前面说了，《陌上桑》其实有双重主题，但作者处理得很好，并没有彼此分离。从道德主题来说，至少在本诗范围内，作者所要求的道德是合理的。在这里，坚贞并不是一个抽象的、违背人性的教样，而是同确实可爱的丈夫及幸福的家庭生活联系在起的。从美的情感的主题来说，也没有因为道德约束的存在而受到过分的削弱。罗敷的美貌，在作者神妙的笔下表现得动人心魄，取得了以前文学作品所未有的效果。对于常人出于爱美之心而略有失态的行为，作者只是稍作揶揄，始终不失人情味。爱慕美色，其实是人的天性。但这种天性在生活中不能不受到约制，所以文学作品常常在这方面提供安全无害的补偿。《陌上桑》在这方面的意义恐怕比它的道德意味更重要一些，或至少说更受人喜欢。所以在《陌上桑》出现以后，魏晋南北朝产生了大量的模拟之作，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变化的诗篇。至于它的独特的表现手法，直到元明清的戏曲小说中，还不断有人效仿。如《西厢记》写莺莺出场时，便先写周围人看得失魂落魄的神态，正是从此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