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寻觅于文史两界，在文坛、学苑，有不少我很敬重的师友，但具有“双长”身份，令我可敬可亲者，仅戴文葆先生（1923—2008）一人而已。我虽生于苏州桃花坞街道尚义桥，但入籍地球不足五月，日寇的铁蹄进逼苏州，母亲抱着我随着难民仓皇逃亡建湖县水乡，投奔外祖母。建湖与文葆先生故里阜宁，仅一河之隔，同属盐城市，他长我十岁，而且誉闻盐阜乡里，担任乡长。他30年代毕业于盐城中学，后毕业于复旦大学政治系；我一九五四年在盐城中学读高二，因病辍学，次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文葆先生也就成了我的复旦老学长。有这样一位老“双长”，实在是我人生际遇中的荣幸。

    回想起来，第一次见到文葆学长，是在《光明日报》召开的座谈会上，真是一见如故。他的正直、谦和、热情，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不久我迁居方庄，老出版家曾彦修（严秀）先生、范用先生也住方庄，我常去二位府上攀谈。曾老是人民出版社老领导，与我谈起文葆先生，夸奖他人品好，有学问，很敬业。并说五七年把他打成右派，又说他有历史问题，都是胡扯。曾老为人厚道，有时宴请部下，祝贺他们评上高级职称或迁入新居，席上必有文葆先生，我受邀荣幸的叼陪末座。范用先生一口镇江乡音，虽生在江南，俨然是“苏北佬”，类似盐阜话也。此公乃性情中人，对我夸赞其老妻丁大姐“母亲、姐姐、妻子、朋友兼而有之”，我说起戴文葆是我的“双长”，他说“那是个好人，很有学问，他是你的乡长、学长，是你前世修来的！”我含笑额手称庆。

我有时致电向文葆学长请教，他总是有求必应。有次我问他《大公报》的一些历史问题，他立即把《大公报史》这本书寄我，并叮嘱说送我，不要寄回。1998年春，他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月是故乡明》，这是由文坛耆宿巴金、冰心、季羡林、萧乾担任顾问，由文葆先生主编的《书海浮槎》文丛中的一种。次年春他赠我一册，在目录页右上角题签：“旧作一束奉呈春瑜兄教正掏粪人戴文葆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我看到“掏粪人”三字，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深知老大哥是再次幽上一默也。这里有个由头：1987年9月9日，文葆先生荣获出版界的大奖“韬奋出版奖”。其实我正在盐城探亲，文葆先生的同乡好友《盐阜大众》（抗战时创办，报头由刘少奇题写）报主编严峰先生告我，消息传到阜宁，乡人竟说“戴文葆在文化大革命中下放阜宁中学时，打扫厕所，掏大粪掏得很好，在北京得了个掏粪奖！”我听后一笑之余，深感隔膜的悲哀。返京后，我在《文汇读书周报》的专栏“新世说”中，著文《隔膜》，披露此事，曾彦修前辈阅后，大概觉得有趣，致电文葆先生，告知此事，他听后因手头无此报，连忙赶到我家中，说明原委，我当即把这份报纸送他留作纪念。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来我家。我有时致电邀他来作客，他总是说“你是大忙人，不敢打扰。”我也曾几次表示，想到他府上拜访，他都说“家中堆满书，又潮湿，一塌糊涂！”我也只好却步。

文葆学长帮过不少朋友的忙，对青年学人更是大力奖掖。1990年《北京日报》理论部青年编辑李乔，出版了稽考甚勤、资料甚丰、观点甚新的著作《中国行业神崇拜》，文葆先生欣然为他作序，下笔不能自已，洋洋洒洒，写成长文，使李乔很受感动。我亦步其后尘，在《大公报》上撰文《请君一睹神仙荟》，推介此书。

文葆先生对故土的一往情深，更令我感奋。2005年夏，他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射水纪闻》，对盐阜大地——特别是阜宁县的古今变迁，历史掌故，乡帮文献，花了很大精力研究，并搜罗史料，是研究地方史的重要著作（此书的校阅整理得到曲家源、白照芹教授伉俪的大力帮助）。他也赠我一册，我未能及时写出书评推介，实在有愧老学长的厚爱。

文葆先生为人正直，痛恨学术腐败，这方面的佚事，我将另文详述。

转自《光明文化周末》2012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