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交往很微妙。相见频次与友情厚薄有时并不总是正相关。一见如故者有之，同床异梦者有之。乔冠华与郁达夫虽然只有过两次晤面，却颇有点莫逆之交的意味。这还真值得人情浇薄、逐利忘义的人们遮脸反思。

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以字行，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作家、革命烈士。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今名古屋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郁达夫与郭沫若、成仿吾创立新文学团体“创造社”，又与鲁迅等一起创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 1945年9月17日，郁达夫被日军杀害于苏门答腊岛丛林。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

乔冠华，江苏建湖人，小郁达夫17岁。少年时代喜读郁达夫诗文，颇受影响。后与郁达夫同入记者编辑之伍，竟得一晤而再晤。两人意趣契合，畅谈甚欢。可惜的是，郁达夫为国捐躯，使二人情谊中道而止。乔冠华投身革命一线，新中国成立后从事外交工作，然而这份情谊却永远在心，晚年发于绝笔之文，令人感怀难忘。

慕名郁达夫

1923年，10岁的乔冠华到盐城读高小，随后入淮美中学、亭湖中学，眼界渐宽，对文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当时对他影响最大的便是郭沫若和郁达夫。

乔冠华《口述自传》说：“1928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有一批新的杂志创刊发行，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创造》月刊。”《创造》月刊是创造社的刊物，创办于1912年。1921年，郁达夫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白话小说集《沉沦》，并陆续创作出小说名篇《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等，成为新文学运动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到1927年时，郁达夫离开了创造社。乔冠华接触到《创造》月刊等进步刊物，应该是在盐城读高小与初中时。乔冠华在晚年时所写的《谈达夫先生与我的合影》一文中回忆说，“我在二十年代即开始念他（指郁达夫）的文章”，又说，“我喜欢他的小说和他的旧体诗，我觉得他有一种当时作者不大有的敢于暴露自己的新精神，有点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卢梭”。这里的回忆似乎说了两个层面的事。一是当时中小学课本中很可能收录了郁达夫的文章（包括旧体诗），所以乔冠华说“念他的文章”；一是乔冠华从学校图书馆或其他同学收藏的《创造》月刊中读到郁达夫的小说与旧体诗。

1921年郁达夫在日本发表《杂感八首》，其中“方知竖子成名易，闻说英雄蹈海多。劫到红羊天命改，我将披发向阳阿。 ”“忍说神州似漏舟，达官各为己身谋。郝隆幕府夸蛮语，王浚楼船下益州。”“策到和戎原辱国，功成不义反封侯。中朝衮衮诸公贵，亦识人间羞耻否？”人们认为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敢于伸手插入人类灵魂深处，敢于干预社会生活的作家、学者和战士”（张白山语），可以想象，对于渴望成为作家、学者和战士的少年乔冠华，这些激愤诗文怎么会不令他更添忧国忧民之情，怎么会不令他斗志昂扬？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郁达夫产生了强烈的挫折感，思想跌入低潮，消极避世，意在追求一种“名士”风度。后来他曾自责道：“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在与友人相处之中，也是虚与委蛇，不肯涉及政治或思想问题。虽然说不愿同流合污，也是一种态度鲜明的反抗与斗争，但在他的创作中感伤悲观的情绪还是占据了上风，“《沉沦》”系的“自我暴露”更加缺少节制与自我批判，以至于一度被视为“颓废作家”。这位“左联”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被“左联”除名。为了避开“左联”之嫌，郁达夫从上海移家杭州。鲁迅先生曾亲题七律《阻郁达夫移家杭州》：“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以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告诉他，若是心存正义，在杭州更无法躲避当局高压，劝他还是勇敢地投身“风波浩荡”的时代斗争。可惜郁达夫未听诚劝，声称“我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个作家”。可是，委曲难以求全，郁达夫最终还是被当时浙省教育厅长许绍棣无理通缉，而且家破之祸也不能说与移家杭州无关。

乔冠华晚年的回忆中说：“后来看看先生（郁达夫）的文章看多了，我的热情也减退了。我觉得他的作品香奁气太重，所谓‘儿女情长，风云气短’。”乔冠华这时的阅读感受，应该是主要针对郁达夫思想陷入低潮时期的一些作品而言。

武汉初会

夏衍说：“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夏衍强调这一点，是因为郁达夫沉沦数年，已然被视为为颓废作家的代。当初，郁达夫的爱国与战斗热情曾感染过无数青年，而当抗战军兴，郁达夫重新焕发斗志，更激发了无数青年投身抗日救亡的斗争。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在武汉宣告成立。郁达夫当选为常务理事，任研究部主任以及《抗战文艺》编委。应郭沫若之召，郁达夫赶赴武汉，被任命为政治部设计委员（原定为第三厅对敌宣传处处长，因郁未能及时赶到，改任他人），参加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台儿庄大捷后，郁达夫受命作为特使率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代表团前往劳军。当时还是美国驻华使馆武官的史迪威一心想到台儿庄考察，却未获国民政府批准。郁达夫巧为协调，终于成行。史迪威写了一篇关于台儿庄战役的详细报告，在一份军事杂志发表，在美国政府和军方引起了很大反响，促使美国开始对华援助。郁达夫在这次前线考察后受到了极大鼓舞，回到武汉他写了一系列文章，热情讴歌中国军民坚决抗战的英雄气概。战士的斗志又回到郁达夫的心胸。

正是在1938年春，乔冠华完成了在德国图宾根大学的博士论文后。他响应留德同学、好友赵一肩的吁请，急匆匆赶回国内，投身抗日一线。赵一肩时任国民党第四战区副司令、第四路军总指挥余汉谋的参谋长。3月，乔冠华抵达广州，与赵一肩见面。赵一肩本想立即为乔冠华安排工作，但乔冠华提出先到武汉去考察一下。武汉是当时的抗战中心，乔冠华想去了解一下整个抗战的形势，包括国共合作的形势。赵一肩很赞同他的想法。

据乔冠华《口述自传》回忆，当时广州到武汉的火车时断时通，沿路都是伤兵。他在武汉住了一两个星期，总的印象是：“团结抗日的气氛并不浓厚，国共合作存在的问题很多。”此次武汉之行，乔冠华还有一个重要收获，那就是见到了自己一直仰慕的郁达夫。

郁达夫给所有接触过他的年轻人一个共同印象是和蔼可亲，是谦和有礼。王啸平《作家与战士》中曾描述过1938年时的郁达夫：“（这位鼎鼎大名的大作家，）穿着白布西装，结着黑领带，中等身材，看来体质很虚弱。脸孔皮肤不是白净的，如大多数的文人那样，也不红润，像是营养不足似的，没有什么光泽。神态平静敦厚，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是谦和，非常的谦和。这位名字很响亮的浪漫主义作家的形象，完全出于我的想象之外。他整个身上既感不到什么‘酒’气，也感不到什么‘书卷’气，更看不出滋润在他作品中所传说的对女人那种特殊感情的什么气。倒像个老实巴巴的忠厚人。”

郁达夫偏内敛，而乔冠华颇外向，然而性格差异甚大的两人却谈得很是投机。除了畅谈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抗日宣传等工作上的事情，郁达夫还对这位小老弟乔木（乔冠华的化名）直言不讳地谈起自己与新加坡广播电台一个女广播员谈恋爱的事情。这里所说的女广播员，应该指李小瑛（李筱英），是新加坡英国新闻处的记者和播音员。那时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婚姻已经屡亮红灯，后来1939年3月郁达夫把自己所写的《毁家诗纪》在香港《大风》上公开发表，家事公之于众，遂致难以收拾。郁飞《郁达夫的星洲三年》中说李小瑛与郁达夫相识来往，是郁达夫到新加坡以后的事情。或者郁飞为父讳言，或者乔冠华把1941年与郁达夫再次会面时所谈之事误记为武汉会面了（不过，此点似不太可能）。郁达夫之所以远赴南洋，与此次恋爱应有关系，还待方家考求。（后来王映霞携子郁飞来星洲，1940年5月郁达夫与王终于离异，王即回香港。）

狮城再晤

1938年冬，应新加坡《星洲日报》邀请，郁达夫前往新加坡担任该报主编（后来实际担任文艺副刊“晨星”主编）。他在船上所写的《岁朝新语》中，坚信“中国决不会亡，抗战到底，一定胜利”。到达新加坡的第二天，正是1939年元旦，郁达夫写下了《估敌》一文，分析日军动向，剖析敌人虚弱本质，曰“敌国内既无可调之兵，国外亦无存聚之货”，坚信“最后胜利，当然是我们的，必成必胜的信念，我们决不会动摇”。文章引发了强烈反响。在任职《星洲日报》期间，他还同时编四五种刊物，发表了数百篇支援抗日和分析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的政论、杂文、文艺杂论等，宣传抗日，鼓励海外华侨捐款捐物支持抗战，回国参加抗战。

再说乔冠华从武汉回到广州以后，赵一肩安排他在参谋处任中校参谋，负责搜集外国的军事情报，并做国际形势分析。当时和乔冠华一起工作的有六七个人，材料是从香港收集来的。他们有的翻译，有的编写，还出了一份内部刊物。乔冠华在《口述自传》中回忆说：“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在这个内部刊物上发表的。”在此期间，乔冠华主要是看书，他把从欧洲带回来的一些德文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包括四大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集，认认真真地看完了。在此期间，乔冠华与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的连贯等同志建立了联系。当年10月，日寇进攻广州，由于蒋介石把余汉谋的主力部队调往武汉，余汉谋面对危局又缺少对策，广州很快沦陷。乔冠华他们随着司令部撤到了韶关。由于交通闭塞，情报渠道中断，军事情报工作陷入无米之炊的状况。到这年11月、12月间，赵一肩告诉乔冠华，余汉谋想到香港去办一份报纸（即《时事晚报》），主持工作的是余的亲信，但同意派你去参加。其目的当然主要是想在香港建立自己一个据点，以便于沟通广东和各方面华侨的联系，同时继续搜集各国军事情报以及战争发展方面的情报。

1939年3月到9月，乔冠华担任《时事晚报》的主笔，同时也为香港其他一些报刊写作国际时事评论方面的文章。乔冠华很快在香港和南洋新闻界崭露头角，被称为国际形势分析专家。在此期间，乔冠华根据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粤华公司）和廖承志、连贯的要求，组织读书会、报告会等活动，在香港青年、工商界中广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到了1941年初，形势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在皖南围剿坚持抗日的新四军。在周恩来同志的安排下，国内一大批进步作家、文化人撤到香港。为了充分发挥这些人在抗日宣传中的作用，周恩来同志决定一部分留在香港，一部分分散前往南洋各地，在当地华侨中开展工作，并决定由廖承志主持这一工作。当时新加坡两份最大的报纸，一份是胡文虎的《星洲日报》，一份是陈嘉庚的《南洋商报》。（后来1983年两报合并为《联合早报》。）先期组织上已经派胡愈之和刘尊棋去了《南洋商报》。这时，又决定派乔冠华、郑森禹（本名袁瑞蹈，乔冠华《口述自传》记为郑天雨，解放后曾任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到新加坡，想在胡文虎“星字系”开辟阵地。这样，乔冠华与郁达夫在异域又相见了。

1941年初春，经金仲华介绍（一说胡文虎先生邀请），新加坡《总汇报》聘请乔冠华任主笔。不久，乔冠华、郑森禹便从香港登船前往新加坡。可是港英当局获悉了中共内部计划，乔冠华他们到达新加坡后，英国在新加坡的政治部派人上船，说：“你们两个不准上岸！”乔冠华他们再三申明各种手续齐备，并提出抗议，《星中日报》（亦胡文虎系的报纸）出面接待的胡伟夫也据理力争。新加坡当局没有办法，同时也畏惧他们的记者身份，允许他们上岸，但只准停留48小时。

《总汇报》社在南天酒楼设宴欢迎乔冠华他们。郁达夫当时在《星洲日报》负责文艺副刊。按照乔冠华的回忆，应该是他们提到与郁达夫相识，所以《总汇报》邀请郁达夫与宴。郁达夫在新加坡名气极大，“侨领、诗友之间的酬酢宴饮场合，往往以有达夫先生为上宾为荣”，更何况迎接乔冠华本系新闻同行之聚，自然少不得请郁达夫参加。与宴的还有当时新加坡一众知名记者与报人，有胡陀、胡伟夫、胡迈（胡浪漫）、郑菊农等。据胡伟夫《我所知道的郁达夫二三事》中回忆，郁达夫与乔冠华“晤谈甚欢”。可惜未记述其晤谈内容，而乔冠华晚年回忆此事时，则云“现已毫无印象”。但可以想象的是，两人定会重叙武汉旧情，交流国内抗日形势及国共合作面临的挑战，交流在海外开展抗日宣传与华侨工作的想法。当然，两个人因为对中国古典诗词有着相同的爱好，而且郁达夫又是当代最杰出的旧体诗词作家，肯定也会在这一方面有着深入的切磋。

此宴之后，郁达夫陪同乔冠华他们在新加坡四处游览。当时，英国当局认为日本不可能进攻南洋地区，同时又根本不把日军放在眼里。新加坡与香港差不多，笼罩在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之中。但新加坡的华侨在《南洋商报》、《星洲日报》的宣传下，在陈嘉庚等人的发动与组织下，全力支持国内抗战，这样的气氛也深深地感染了乔冠华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