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赠《两当轩集》

两天很快就过去了。分别的时候，乔冠华问郁达夫：“你有什么闲书啊？你借我本闲书，我在船上看。”《口述自传》中没有说郁达夫给了乔冠华一本什么闲书，但乔冠华在《谈达夫先生与我的合影》中说：“我在新加坡跟他谈话的内容，现已毫无印象，我记得清楚的是，在我离开新加坡时，他送了我一部黄仲则的《两当轩集》，在船上消遣。”值得注意的是，乔冠华记述了自己接到这本书时的感想：“当时我心里想，几十年了，达夫先生还是原来的郁达夫！”要弄懂这一点，需要说说黄仲则及其《两当轩集》。

黄仲则，名景仁，字汉镛，自号鹿菲子，今江苏武进人，清代著名诗人。仲则生当乾隆盛世，却一生困顿。4岁而孤，家境贫寒。少年即有诗名，童子试时名列第一，然五应江南，三应顺天乡试，均未得中，“十年怀刺侯门下”，四处奔波，以诗文谋食。而他个性狂傲耿介，故而虽极受名流器重，却难入仕途。直至乾隆四十六年（1783），陕西巡抚毕沅荐其为县丞。未及选而病逝，年仅35岁。黄仲则诗学李白飘逸，却如杜甫沉郁，所作多抒发穷愁不遇、寂寞凄怆之情怀，时有愤世嫉俗的篇章。 当时诗文与洪亮吉齐名，有人把他的诗称作是“千百中不得十一”的“诗人之诗”，而与“才人学人之诗”相区别。清包世臣《齐民四术》称“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黄仲则）为第一”。有《两当轩集》。其《杂感》诗“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一句，广为人知。

郁达夫把黄仲则引为异代知己，评价他的诗“惊才绝艳，瑰词壮彩；奇思妙句，感荡心灵”。孙席珍《怀念郁达夫》一文中记述郁达夫在北大任讲师时，曾与自己讨论过黄仲则的诗，只是当时主要是讨论的言情诗词。实际郁达夫更看重的是黄仲则将自己对人生的悲愤忧患寄于诗中，他最欣赏诗意的凄苦与寂寞。

1923年2月，郁达夫在《创造》季刊发表小说《采石矶》。创作这篇小说的背景是，郁达夫对余家菊等人的翻译错误提出批评，胡适认为郁达夫别有所指，出头帮助误译者攻击郁达夫和创造社，斥云“浅薄无聊而不自觉”。郁达夫愤而作《采石矶》回击。小说以清人黄仲则自况，而死对头则是胡适极力吹捧为科学态度进行考据的戴震（字东原）。小说中黄仲则是这样评价戴东原的：“周秦以上并没有考据学，学术反而昌明，近来大名鼎鼎的考据学家很多，伪书却日见风行，我看那些考据学家都是盗名欺世的。他们今日讲诗学，明日弄训诂，再过几天，又要来谈治国平天下，九九归原，他们的目的，总不外乎一个翰林学士的衔头，我劝他们还是去参注酷吏传的好，将来束带立于朝，由礼部而吏部，或领理藩院，或拜内阁大学士的时候，倒好照样去做。”这样的痛骂让胡适坐卧难安，颇觉自悔，最后主动向郁达夫和郭沫若求和。（参郭沫若《论郁达夫》；何希凡《郁达夫的历史小说〈采石矶〉》。）今天为胡适洗白颇得时髦，有人亦借评《采石矶》，而指责郁达夫偏激，颂赞胡适高姿态。在这篇小文中，无法就这个问题说更多的话。只是希望大家多读书、多思考，不被居心叵测者蛊惑便好。

郁达夫人如仲则，诗亦如仲则。著名文学评论家唐弢《记郁达夫》中说：“达夫先生是黄景仁的爱好者，他的诗受黄仲则、龚定庵（龚自珍）影响最多，这两个人都以七言见长，郁达夫的好诗大都也是七言。”又说：“《论语》里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仲则诗学李白，有点‘狂’，但他也有‘狷’的一面，寂寞之感来自他的落落寡合的性格。如果不是‘有所不为’，他就不至于这样潦倒、这样凄苦了。”所以看似随手所赠之“闲书”，实际是这位声名赫赫的大作家对小老弟的乔木（乔冠华）一种熏陶与期待。乔冠华由此感受到“达夫先生还是原来的郁达夫”。原来的郁达夫，也就是说，乔冠华眼中达夫还是那位“狷介”的郁达夫，虽然经历了沉沦与挫折，却并未销磨自己的个性。

可以让郁达夫欣慰的是，这位小老弟受这本“闲书”影响颇深。诗歌创作上如此，精神追求上亦如此。1972年，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冠华率团出席第17届联大，回国途中顺道出访西欧诸国。11月17日，在英国伦敦，乔冠华专程拜谒位于海格特公墓的马克思墓，回国途中在乌鲁木齐作有《谒马克思墓》一诗。诗云：“束发读君书，今来谒君墓。四顾皆荒凉，独此多花朵。有花无花小事耳，人心向背事才大。八十九年如逝水，唯有君思翻帝座。红旗招展古神州，非君之故更谁何？我亦从君四十年，谒君涕泪双滂沱。大错小错千千万，赤胆忠心信无过。迟早终得见君去，促膝畅谈当有所。来日方长吾即归，且献鲜花寄微慕。”此诗开头、结尾正是仿拟黄仲则《过太白墓》一诗的前四句：“束发读君书，今来展君墓。清风江上洒然来，我欲因之寄微慕。”

乔冠华似更多些狂傲外露，与达夫先生之内敛还是有些不同。但是狷介之气实是相如，人生虽亦逢坎坷，冠华还是原来的冠华。晚年他曾对思想迷茫的青年朋友们说：“我不是工农出身，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不是因为自身受压迫，而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16岁离家，寻求真理，在清华园里，我就开始读马克思的书。后来在德国，我研究康德、黑格尔，研究马克思的学说，最终决定信仰马克思主义。如果我现在对自己的信仰动摇，岂不是我自己把一生的追求都否定了？个人遭遇不论何故何因，如何坎坷不幸，我的信仰绝不会动摇，我要带它去见马克思。”可谓言由衷肠，无愧于心。

乔冠华的好友冯亦代曾这样概述乔冠华一生遭遇：“乔冠华为党工作了一辈子。秉性旷达，恃才傲物，当初不求闻达，而闻达自至，盖时势使然；不期蹭蹬，而蹭蹬及身，亦时势使然，可悲也夫！”冯亦代又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宋朝孤臣文天祥的诗句，而老乔在生命为癌症夺去前，为什么又复述这两句话呢？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这是耐人寻味的，历史正在做着答案。亘古至今，他们说出了这两句拔地而起的话，同时他们的一生，也无愧于这两句话。他们的死都是悲壮的，因为他们为国为民都怀有大抱负。但是时势使然，两人都赍志而殁，令人为之叹息。”其所云甚是，只是最后“岂不悲哉”，“为之叹息”，则多少有些蛇足。乔公乃参与创造新中国历史的人物，英达得尽其用，才华倾献伟业，何悲之有，何憾之有！

被误记为胡乔木

1980年代初，陈子善、王自立编辑《回忆郁达夫》一书，向新加坡报人胡迈（胡浪漫）征稿。胡迈作《达夫漫忆》，并将郁达夫与乔木等人当时合影赠送，实在是极为珍贵。只是因为对内地情况不甚了解，胡迈在文章中叙述此照片来历时，将南乔（乔冠华）误记为北乔（胡乔木）。文云：“胡乔木先生应胡文虎先生之邀，于1940年乘轮自港来星，拟任《总汇报》主笔，惜为当时英华民政务司拒绝入境，几经交涉，亦只准登岸48小时。总汇报社同人遂于是夜欢宴胡乔木先生于南天酒楼，达夫出席作陪，余亦叨陪末座。今竭一日之力，向故纸堆中寻出当日之合影。”这里，时间上应为1941年。另据当时负责接待的胡伟夫回忆，胡陀曾在香港《南北极》杂志上介绍过这张合影，当然说到乔冠华，当时大家只知道他叫“乔木”。

编者求证于乔冠华。乔冠华在《谈达夫先生与我的合影》中明确地说：“胡浪漫先生提供的照片上那个人是我，不是胡乔木同志。”又说：“在整个抗战期间，现在的胡乔木同志没有在华南或海外工作，那里他在延安，也用乔木笔名写文章，故尔相混。解放后组织上决定他用胡乔木（胡是他原来的姓），我恢复现在的名字，亦即原来的名字，但互相混淆的情况至今也未绝。”

虽然胡迈先生误记，但寻出的这张旧照，真如其所言“雪泥鸿爪”，“弥足珍贵”。

绝笔之作悼达夫

陈子善、王自立编辑《回忆郁达夫》，得知乔冠华与郁达夫1941年的交往，遂以胡迈先生的旧照向乔冠华求证并约稿。

1983年6月5日，乔冠华应约写下《谈达夫先生与我的合影》。此篇短文章含之的回忆中似未提及，或者此文为乔冠华亲笔。文章写好不过3个多月，乔冠华因病辞世。这样看，此文当是乔冠华的绝笔。1986年12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回忆郁达夫》，收入了这篇文章。文中，乔冠华说明了当时去新加坡的原由，以及照片中的乔木是自己而非胡乔木，还记述了与郁达夫先生的两次相会与畅谈，特别突出地回忆了自己少年时代受到郁达夫影响，以及自己当时对郁达夫的评价。

乔冠华新加坡之行的年底，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郁达夫面对危局，显示出一位爱国者与战斗者的本色。他将儿子郁飞送回国内，自己毅然独留南洋，随陈嘉庚组织的“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的行动。新加坡沦陷前，他与胡愈之等转移至印尼爪哇岛未果，遂隐于苏门答腊。印尼被日寇占领后，郁达夫化名赵廉，在那里以自己的方式与日寇进行斗争。让人扼腕叹息的是，当日寇战败宣布投降后，日本占领当局为防止郁达夫成为控诉其罪恶的证人，将他残酷杀害。

乔冠华在自己绝笔中十分沉痛地写道：“日本投降后，愈之先生告我他被害惨状和流亡中所作旧诗，使我极为悲愤，感动。大概一个人的生命的火花只有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才会爆发出来的吧！”（《回忆郁达夫》第494~495页。）

人世飘零几度秋，自觉流水去高山。郁达夫的文学成就，乔冠华自然无法相比，然而乔冠华政论文采、纵横才干亦不可向郁达夫强求。郁达夫悲观情重，乔冠华乐天意浓；郁达夫优柔多虑，乔冠华果敢决断。但是天缘机巧，两人一见如故，再晤竟如知音，真可谓天缘机巧，趣味相投。令人数十载以来，永铭如此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