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澎很早就进入中共南方局工作，跟随周恩来同志战斗在国民党的政治心脏重庆。作为燕京大学的高材生，龚澎在重庆新闻界享有很高威望。当时外国记者称她为“最具魅力的新闻发言人”。1946年，龚澎被派往上海，筹建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并创办英文刊物《新华周刊》。内战全面爆发前夕，龚澎奉命前往香港，除了协助丈夫乔冠华筹建新华社香港分社，主要负责编辑英半月刊《中国文摘》。她以Djoong Wai-Lo（钟威洛）和Pong Gwan英文名撰写了大量关于我党政治主张、解放区发展等方面的文章。由于都是英文写作，所以这方面的文章内地读者所知甚少。龚澎在党内有着重要职务，任中共香港工委委员，负责妇女运动等方面的工作。她的眼光没有局限于香港一地，而是关心着全国的妇女解放，宣传我党妇女政策，鼓励广大妇女在投身革命的过程中，真正实现自身的解放。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应该是很多的，只是我们今天所能寻找到的资料并不多。当时我党《群众》（香港版）每年三八节辟有专栏，龚澎在香港三年，每年都发表纪念文章。虽然是三篇纪念短文，却都能根据党的妇女工作指导思想，贴近时代，针对中国妇女的实际，观点鲜明，阐述生动。今天读来，仍然让人多有教益。应该说，这些是研究中国妇女运动的重要资料。

解放区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全国妇女的希望与未来

1947年3月6日，《群众》（香港版》第6期出版，“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特辑”中刊发了何香凝的《努力，更努力》、龚澎的《全国妇女的解放已经不远了》和苏蕙（庄启芳，方方的夫人）的《三八节感言》等文章。

在文中，龚澎指出：中国妇女的命运与中国革命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中国妇女投身革命必将推动革命更快的发展，而革命的发展又必将使中国妇女得到真正的解放。

这篇文章从五四运动提出了妇女解放的要求谈起。文章说，五四时提出反对吃人的礼教，不自由婚姻；要求男女平等，妇女参政。可是几十年过去了，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妇女依然在封建压迫之下，根本看不到希望与未来。这时，龚澎笔锋一转，指出，在解放区妇女解放的要求成为了现实。民主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手段，打击一切摧残妇女的行为，坚持婚姻自由，改善妇女生育状况，并且组织起生产合作互助，帮助妇女建立起独立的经济地位。特别是解放区妇女在抗战中英勇和努力地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她们的功绩得到承认和尊敬。许多妇女走上了重要的领导岗位，龚澎在文章中提到解放区的三位女县长：淮安县长孙兰、高平县长刘湘平（刘湘屏）、遵化县长白志耘。

这里要向读者特别介绍一下孙兰。据彭淑玲《孙兰：心若兰兮终不移》记述，孙兰，曾任建阳县（今建湖县）民主政府文教科科长。她原名韦毓梅，今盐都秦南人。1933年在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名叫韦伊兰。当时她参加了左联，并与鲁迅多有交往。此后，她转到清华大学中文系。在“一二·九”运动中，孙兰是清华大学的学生领袖，北平学生爱国运动代表。抗战爆发后，当时化名姜平的孙兰，参加宋庆龄、何香凝等发起的上海妇女抗敌后援会，积极组织上海女界支持抗日的活动，还帮助宋庆龄编辑出版《上海妇女》杂志。在宋庆龄的建议下，她把化名改为孙男。上海沦陷后，她参加许广平领导的上海妇女界难民救济会的工作。1942年，孙兰党员身份暴露，加之前一年许广平被日本宪兵司令部逮捕，孙兰和几位好友一起转移进入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里，她把自己的名字由孙男改为孙兰。孙兰先在涟水任文教科科长，又调至建阳县。当时条件非常艰苦，但孙兰热情乐观，与当地劳苦大众一样赤脚穿草鞋，组织师生们搞跑反教学。作为全县的文教负责人，她下地能干活，上台能演讲。1943年9月，在高作创办青年干部学校，孙兰既当校长又当教员。她用自己的学识和投身革命的经历，教育引导了当地的青年才俊。孙兰还组建了建阳文工团，排演内容新鲜、形式活泼的革命歌舞。1946年，33岁的孙兰出任淮安县县长，带领全县人民投入轰轰烈烈的人民解放战争。

龚澎介绍孙兰等妇女的典型，是要强调这样一个道理：“很明显的，只有在民主政权底下，妇女才能和男子一样过着人的生活，享受人的权利，尽人的责任”。同时，也是向香港妇女和蒋管区的妇女发出呼吁：要争取和平、实现民主，全中国的妇女就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中国解放区妇女已经翻了身，全中国妇女的解放已经不远了。

中国知识女性只有改造思想才能有光明的未来

1948年3月4日，《群众》（香港版）第2卷第8期出刊。其中“三八节特辑”专栏苏蕙、龚澎、萧霖等人的文章。

龚澎在题为《加强团结，迎接胜利》的文章中，对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知识妇女思想状态进行的重点分析，强调劳动妇女与知识妇女之间应该加强团结的论述颇值得注意。

当时我们党为什么特别重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因为美国当局正是把他们颠覆共产党的胜利寄希望于中国的某些“自由”、“独立”的知识精英身上的。本年2月19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告中国人民书》，为美国对华政策辩解，并企图借所谓“调停”中国内战之机，向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的精英分子兜售其“第三条道路”的陈货。乔冠华2月26日，在《群众》（香港版）第2卷第7期（总第57期）发表时事述评《休矣，司徒雷登！》。乔冠华指出，不管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如何为美蒋散布幻想，也不管若干所谓自由分子甚至某些加括号的民主分子如何为这一“建议”所动摇，更不管美帝国主义的政治阴谋放的是长线还是短线，中国人民懂得了和他们立下不共戴天之仇的狼狈为奸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和蒋介石反动集团是必须打倒，而且一定能够打倒的；花言巧语只是叫人发呕，人民的愤怒终将变成力量。他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是有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有相当一部人有着所谓自由主义、民主个人主义的思想，这些人自诩所谓“独立”、“自由”，可是在美国人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时，他们会表现得比美国人还要无耻与下作。好在这毕竟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更不是全部。中国知识分子中那些向洋人摇尾献媚者完全不能代表中国人民，也同样代表不了中国知识分子。

出于同样的背景，龚澎在这篇纪念三八节的文章中表达了与乔冠华相同的思想。她特别强调，每个投身革命的妇女都应当严肃地检查自己的思想和作风，不可能一方面跟着革命的旗帜，而另一方面却放过自己身上的封建残余、小资产阶级情调。她分析说，中国教育的不普及造成了知识分子的特殊地位，因此产生了知识分子的革命作用，但同时也赋予他们许多弱点。他们往往看轻体力劳动，他们不接近群众，生活散漫，意志不坚定。她特别指出，知识妇女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地位尤为特殊，因此其弱点尤为显著。因此，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女性，应该”以实际生活斗争的经验，充实她们的空虚；以朴素紧张的工作作风，转变她们起伏无常的工作情绪和喜出风头的作风；以百折不回的意志，去克服她们的动摇不定”。进步的知识妇女必须向下层劳动妇女学习；善于和她们团结，以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为革命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今天，颇有人为司徒雷登、胡适之流洗地，那种脱离民族和人民利益索要知识精英的所谓“独立”、“自由”的论调甚嚣尘上，蛊惑人心，再读读龚澎此文，还是颇有益处的。

在新中国建设岗位上发展才能争取到妇女的地位

1949年3月3日，龚澎在《群众》（香港版）第3卷第10期上发表《纪念“三八”妇女节》。文章指出，自1924年中国妇女第一次纪念自己解放的节日以来，如今这是中国妇女第一次抬起头来纪念“三八”妇女节。指出，当前摆在全中国妇女面前的任务正如同摆在一切革命人民面前的任务一样，是从不同的岗位，集中力量，把革命进行到底。文章针对存在部分妇女中的模糊认识指出，所谓应该当机立断的问题就不是和乎战乎的问题，而是把革命进行到底还是让革命中途而废的问题。

龚澎就男女平等问题，特别地指出，远自五四运动提出“男女平等”的口号以来，中国的知识妇女中，曾经出现过无数走出家庭的娜拉，但20年来，这些娜拉们，在这个古老的中国里，从来就没有找到过一块能够自由做人的地方。如今由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走出那腐败家庭的娜拉已经可以找到一块自由做人的地方了，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建设中的一切岗位，特别是生产建设的岗位。文章最后号召说，马克思说一个社会的发展要看这个社会中妇女们所处的地位是怎样的。新的中国，其发展必然表现在中国妇女所争取得到的新的地位上。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全国妇女大会召开，让我们团结起来，共同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文章中说到的娜拉，当时在中国知识女性中是极有影响的一个人物。娜拉，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话剧《玩偶之家》中的主人公。她勇敢反抗男性中心传统，多次出走家庭，创立事业。该剧五四运动后传入中国，成为妇女解放的重要象征。很明显，在旧中国娜拉们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独立，更谈不上个人事业的发展。鲁迅先生1923年12月26日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过一次著名的演讲，后来以《娜拉走后怎样》为题收入他的杂文集《坟》。鲁迅在演讲中指出，“娜拉走后怎样”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但走后的娜拉，其命运：并不会获得真正的自由与解放，而“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娜拉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鲁迅说，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龚澎就是看到了中国不但政治制度变了，经济制度也将改革。中国的娜拉们必将能有用武之地。她们不止是经济方面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创造的自由，一切都将在新中国成为现实。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龚澎十分重视妇女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她在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期间更是如此。2003年10月，上海复旦大学和美国研究中心、香港大学联合举办《妇女与国际关系问题》研讨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宋以敏以龚澎为范例，谈到中国妇女外事工作者的突出作用。她说：“龚澎同志不仅本人是一位杰出的女性领导干部，她还为妇女在外交部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出了榜样和贡献。在外交部工作人员的眼中，她达到了很高的真善美境界，内在和外在的美融为一体。当她在抗战时期中国的陪都重庆担任中国共产党的的一位发言人时，她在外国记者和国际友人间享有崇高的声誉，甚至赢得他们当中许多人的爱戴，从而有效地帮助他们正确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状况和政策。”宋以敏说：“新中国建立后，作为一位有经验和有成就的女外交官，她（龚澎）还特别注意培养比她年轻的女同事，为她们创造各种有利的条件，鼓励她们出色地完成工作任务。在她的领导下，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妇女干部在新闻司一时曾起到了超过‘半边天’的重要作用。因为在当时的司、处级领导干部中，妇女占到半数以上。由于龚澎同志在外交部所受到的普遍尊敬，她为培养妇女干部所作的努力，也为整个外交部门重视发挥妇女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她说：“龚澎同志对女同志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期望，对她们进步的关怀更为殷切，对她们身上存在的弱点也更为担心。她和女同志聊天时，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就是，非常希望女同志要争气，一定要处理好恋爱结婚生孩子和工作的关系，决不能因为恋爱结婚生子就减弱自己的事业心，甚至满足于日后成为丈夫的附庸。她一再喟叹，不知见到过多少个很有才华的年轻女同志，一恋爱结婚就没多大长进了，真是可惜。”（转引自《乔冠华与龚澎》修订版第225~226页。）

在对女儿的教育中，龚澎也坚持这一点。女儿乔松都回忆说：“母亲一向主张男女平等交往。她曾和我谈起女孩子长大以后遇到的第一关。她说在延安的时候，一些女青年过去极少和异性接触，碰到一个男人就失去了自我，很快就把嫁了出去，结婚以后成为丈夫的附庸，特别是生了孩子以后出现许多新问题，非常痛苦也十分可惜。母亲认为，女孩子首先要和男孩子一样追求上进，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不要把异性神秘化，在广泛的接触和了解中才能找到有共同思想基础的人。像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我上小学后，母亲又开始为我筹划下一步的学业。她要我上中学时一定要报考男女同校的学校，最好报考大学的附属中学。当时我还不太理解母亲的用意，母亲告诉我，过去很多女孩子生活在一个狭窄的圈子里，上了女校后与外界和男生接触很少，长期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容易把异性看得非常神秘，这对她将来工作和谈恋爱成家都会有很多的影响，对成长不利。为此她还曾向在教育部门工作的朋友提过建议。”龚澎的老同事于土说：“我认为，从人格上讲，龚澎是顶天立地的女性！也十分自强，十分尊重自己，毫无有些女同志所带有的那种取悦、讨好之态。这样的女同志，就连周副主席也非常尊重她！”

龚澎工作上非常要强，可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她对自己的家庭看得也很重。女儿乔松都回忆：“妈妈总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其实，她是一个情感非常丰富的人，她挚爱生活，丈夫、儿女、亲人在她心中的分量是很重的。有的人一心一意为事业，把家庭看得很淡，可母亲不是。她不仅活跃在外交和新闻战线上，还和爸爸撑起一个幸福快乐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