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但人民的绝大多数，从来都是默默无闻的。韦景尧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韦先生生于1895年，读过私塾，启蒙老师是淮安的一位老秀才。他也曾教过私塾，因此村民都呼为韦大先生，其夫人也就成了韦大师娘。他俩无子女。韦大师娘不识字，但主政，她对韦先生的读古书、作古诗，说话动辄引经据典，诗云子曰，十分反感，竟以“大痴子”称之，韦先生无可奈何，真乃隔膜之悲哀也。

　　我第一次见到韦先生，是在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的一次乡民大会上。韦先生上台演讲，说：“我家有一条牛，准备卖了，买枪打鬼子！”这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家搬至大卜舍后，与韦先生家仅一河之隔，他常来我家，与家父、家兄或寒暄，或闲聊。韦大师娘，人甚畏之，我也不例外，故并未到其家玩耍。1948年夏天，韦大师娘有病，执意要童子（迷信职业者）来她家驱邪，而在童子作法事过程中，需要两位少年手抱雄鸡，跟在童子身后，韦先生特来邀我与小伙伴孙宝堂（现任高作中学教师）去充当抱鸡使者。我们受宠若惊，欣然前往，事毕，韦大师娘赏给我们一块高作街上买的大饼。

　　自我读高中后，与韦大先生来往渐多，因我爱好文史，与他的共同语言日渐多了起来。我曾向他学作古诗，但终究因不愿戴格律的枷锁，半途而废。1960年夏，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读研究生，遂返乡探亲。韦先生闻讯，来我家，邀我去吃饭。这时，天灾、人祸已经横行，父母的口粮是每天四两大麦。因此，我以及双亲都一再婉言谢绝，但终究拗不过韦先生的坚请，我只好从命。桌上摆着两碗大麦片饭，一碗咸肉，一盘炒韭菜，一碗蛏干汤。韦大师娘不上桌，却一再要我多吃菜，韦先生则连连说：“菲薄甚矣，又无酒，务望海涵。”我一边吃着，一边心中非常不安：在这饥馑的年代，穷乡僻壤间能弄到这些菜，太不容易了，而一碗饭就得花去老两口的一天多口粮！这些年来，我在国内外出席过很多次盛宴，并在香港赴过亿万富翁豪华的家宴，但留给我的印象日渐淡薄，唯韦先生夫妇请我吃的这顿饭，却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他们敬重我这个当年在他们家跟在童子身后，抱着公鸡围绕神像转圈的放牛娃，居然成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韦先生说：“你现在已由大学生而大学士矣”，我虽不敢当，但两位老人家尊重知识的热忱实在感人肺腑。韦先生大概是预感到生命之火行将熄灭，饭后叹息着说：“我将与草木同朽”，并作了一副自挽联，贴在家中。我一再安慰他，但他只是苦笑着摇头。后来我才知道，他终于未能走出那个特殊年代的死亡线，默默地倒下了。

　　一饭之恩当永报。可是，我竟无从报答韦大先生夫妇，思之凄然者再。他写过不少诗，去世后，都亡佚。所幸的是，近四十年前，上海乐天诗社出版过《纪年诗集》，内收韦先生63岁时写的诗一首，现抄录如下：

六十三年春夏秋，

浮沉身世去悠悠。

心雄从未嗟垂老，

体健何尝论退休。

发掘技能蠲旧习，

钻研学理逐新流。

洞明世务称先觉，

不让他人据上游。

　　诗如其人。读此诗，一位不甘落伍的乡村老知识分子的形象，便生动地展现在眼前。在我的心中，韦大先生并未与草木同朽。

转自《光明日报》199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