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龙华新区的小巷深处，有一个不起眼的院落，门口的铁牌上标注着“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

在“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的展示区，两沓纸静静地躺在玻璃罩中，旁边的说明为“周恩来的电报”。

在日寇刚刚占领香港的12月8日，这两份电报就相继发给了当时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

当时在广东省存在着数支中共领导的游击队。活跃在香港周边的惠阳、东莞、宝安三支队伍在平时的侦察中看到日军的集结，作出了“日军有可能进攻香港”的判断，为了做好防御，时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纵队（后来的东江纵队）政委的尹林平特地前往香港，通过廖承志与港英政府接触。

现年90岁高龄的杨奇曾经是广东游击队的一员，参与过当年营救文化人的行动，他告诉记者，游击队有意和港英政府合作，共同保卫香港。双方谈判后达成了由港英政府为游击队提供枪支弹药的协议，但是直到日军突袭香港，说好的武器还没送来。

游击队侦察到的情报也被陆续送到了重庆的周恩来处。在陆续发给廖承志的电报中，周恩来先是指示他，要将聚居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抢救出来，经广州湾（湛江）或东江转入后方。然后又做出了相对清晰而完整的路线安排：除了去广州湾、东江外，马来亚（今马来西亚）亦可去一些，如去琼崖与东江游击区则更好；不能留下隐蔽，也不能南去或到游击区的人员，即转入内地先到桂林。

必须马上安排营救工作了，但是此时，连廖承志本人都很难离开香港了。

江水是当时广东人民抗日游击纵队的短枪队队长，在文化人营救行动中护送过一批文化人，他的儿子江山告诉记者，父亲曾经对他说，驻香港办事处的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等人是公开活动的八路军干部，早上了日军的“黑名单”，是重点抓捕的对象，因为很多人都能认出他们来，所以，这几个人的处境比文化人更加危险。

身在九龙的尹林平在开战后失去了廖承志的消息，他找来交通员李建行，给了他一封密信，告诉他在香港的联系人的暗号和地址，下了死命令：“三天之内，把廖承志、连贯、乔冠华带到九龙来。”

几经曲折，李建行偷渡到了香港，在铜锣湾避风塘一艘香港党组织租用的大驳船上找到了连贯，汇报了尹林平交代的任务，第二天清晨，沿着李建行来时探明的道路，廖承志、连贯、乔冠华避开了日军巡逻艇的日常路线，经海上到达九龙红磡，来到旺角的一栋楼房。

在此等候的尹林平见到三人，二话不说，便把他们拉上了二楼，拿出了一副麻将牌。已经十万火急了，谁有心思打麻将？其实，他们只是用麻将牌发出的“哗啦哗啦”的声音，去掩饰商量营救路线的行动的话语声。尹林平报告说，游击队已经派人开辟了两条秘密路线，一条是从青山道经过荃湾、元朗进入宝安游击区的陆上交通线，另一条是从九龙至西贡镇，经沙鱼涌进入惠阳游击区的水上交通线。后来实施的文化人转移，大体也可以分为陆上和海上两条线路，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又做了更加详细的区分。

廖承志等人决定，亲自按照营救路线走一遍，做个“前哨”。

现任“东江纵队纪念馆”研究策划部副主任的陈光新告诉记者，需要转移的人选择哪条路线，要参考几个因素，首先就是曝光率。当时设计了陆上线路，是因为日本占领香港后缺乏军粮，号称要疏散一百万的人口进内地，文化人可以混入这些难民中离开。但是这个方法绝对不适合廖承志等人，因为认识他们的人太多了，走海路的话，日军的岗哨能少些，而且出了什么紧急情况的话，往船底下一藏，也容易隐蔽。

会议还在进行中，一队日军例行检查，闯入门中。看到屋子里的几个人赌性正浓，没有发现什么异样，也就离开了。

第二天，在李建行的护送下，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乔装打扮出了旺角。抗日游击纵队前来接应的港九大队长黄冠芳后来回忆，当时他看到的三个人，一个是“穿着黑上衣，头戴鸭舌帽”的“胖子”，一个是“穿着中式棉袍”的“矮个子”，一个是“戴着眼镜、知识分子的模样”的“高个子”，在李建行的示意下，他知道，这几个就是需要他沿途保护的人。

黄冠芳走上前去，把事先准备好的香烛、贡品等敬神的东西交给他们，一行人混入香客中，出了九龙城，进了观音山。

从观音山到下一站牛池湾，将经过启德机场的九龙坳，这里的岗哨比较森严，江水带着四五个人，穿着大褂，戴着中式礼帽，装成商人模样，在这里和他们接头。当时商量的暗号是，黄冠芳带着一把黑雨伞，看见江水，他就把雨伞张开，江水也就知道，找到要护送的人了。

江山说，当时父亲所属的这一支武装力量被人称为“短枪队”，所谓“短枪”，指的就是他们配备了驳壳枪，在南方，这算是当时比较“高精尖”的武器了。几个人都把枪藏在身上，有人走在前面探路，有人尾随殿后，把要保护的三个人围在中间，准备一旦有紧急情况发生，带着他们突围。

廖承志等人经由水上，顺利到达了惠阳游击区，经由坪山、茶园、淡水，经历几番“险情”后到达惠州中转，亲身经历表明，在广九和粤汉铁路南段都被日军控制的情况下，想要将文化人脱险者们送往内地，必然要经过惠州北上，经老隆中转西去韶关，经湖南转桂、黔、川，或者走东路转闽西南、西北，辗转去皖南、苏北。

营救路线大体形成，三人分头行动，廖承志前往重庆向周恩来汇报，连贯北上老隆布置交通点，乔冠华奔赴韶关坐镇。

此时最现实的问题是，怎么才能联系到这些亟待拯救的文化人呢？

摘自崔乐《省港大营救——1942年文化名人的难忘记忆》  《新华文摘》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