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是个诚实的人，为了本国的利益而被派到外国去撒谎。

——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

一  事出有因，语焉不详

    “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乔冠华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文人外交家，其郁郁以终的结局，曾令许多人感到惋惜。他的第二任夫人章含之女士在《我与乔冠华》和《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两书中的自述，更令这种结局染上了一层凄美的悲剧色彩。才子才女惺惺相惜的爱情、以沫相濡的晚年，读者多为这样的故事感伤不已，笔者亦曾是其中之一。

    导致乔冠华晚年悲剧的原委，研究者往往就一些人事关系作出推测，当事人则语焉不详。章含之曾谈及自己被毛泽东点将调入外交部后，未能如愿到新闻司当发言人、且发展一再受阻的人事原因：

    后来得知，那是已在外交部集聚了相当权势、我当时视为朋友的毛泽东的那位远房亲戚所决定。从我入部那天起，我就已陷入了她的摆布之中，直至最后在她和她的亲密伙伴的手掌中毁灭！[1]

    从我调去美大司受阻一事，我已明白，外交部的人事权，尤其是涉及中美关系这样的部门，越来越由部内两位毛主席身边的人掌握。对于我，她们也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我隐约地感到外交部由于有这样的特殊人物，情况比较复杂，恐怕不是久留之地。[2]

    书中所说的这两位特殊人物，当然是指先于章含之到外交部工作的王海容、唐闻生。她俩本是章的好朋友，但自她进入外交部后，友谊演变成竞争；章嫁给乔冠华之后，更与各种权力斗争纠缠在一起，令关系日趋复杂。关于高层权力斗争，章女士曾谈到“我犯过两次大的错误。那错误是为了生存”，并有如下表述：

    第一次就是这1973年的深秋。就在京城萧瑟落叶的时节，人民大会堂的某个厅堂里进行着一场无情的较量。除去那些本性邪恶的一小撮之外，卷入其中的每个人都在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是挺身而出维护正义与公正还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妥协退让，随波逐流。几年后，当有人不顾当年的事实企图把不切合实际的罪名强加在我们头上时，我曾经为自己和冠华辩护说那是时代造成的悲剧，我们既没有参与策划也没有陷害他人。[3]

    所谓第一次错误，系指1973年乔冠华反戈一击批判周恩来之事。1975年下半年 “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以后，乔、章在外交部与两位通天人物的“内战”趋于白热化，又产生了章所说的第二次错误：

    我们在1975年底面临又一次更大的政治风浪时决心拼命一搏，再不能像1973年那样软弱，以一大批老干部再次受压为代价来换取自己政治上的安全。谁能料想本意要为公正一搏换取至少是外交部一个良好政治环境的意图却又导致了另一次错误。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只能与虎谋皮，火中取栗。虽知这是孤注一掷，但为了部内的一大批善良的老、中、青干部，我和冠华贸然决定拼出自己的政治生命也要与外交部造反人物决裂，制止在部内又一次兴风作浪，换取真正的安定团结。但我们过于幼稚，过于天真。我们得到过部内大多数干部的支持，我们相信奇迹会出现。其结果是我们自己落入了深深的陷阱，最终的结局是我们被扣上了‘借刀杀人’的帽子，杀害的恰恰是自己。这是何等惨烈的悲剧！这无疑是一次大错，但今天的我只对1973年的错误常常自责，而对1975-1976年的错误却处之泰然，因为我和冠华是为了一个良好的愿望决心冒此风险的。[4]

    究竟如何“与虎谋皮，火中取栗”作“孤注一掷”，又如何被扣上“借刀杀人”的帽子却能“处之泰然”？历史的书写不同于外交辞令，章女士似有难言之隐，其自述又缺乏文献上的证据，令真相显得扑朔迷离。

二  一纸御状，抖出猛料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张江姚专案组”于1976年12月编印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其中在“‘四人帮’大搞阴谋诡计，妄图打倒周恩来、康生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标题下，有章含之于1976年4月25日写给毛泽东的信及影印件，用钢笔书写在5页白纸上，全文如下：

    去年夏季我们曾听到一件诬告江青、春桥同志的事件。现在想来，这是邓小平在幕后策划的。现将事件经过向主席报告：

    去年夏天，大约八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两位同志来找我说有件事要了解。她们说她们去看了康生同志。是邓小平带话给她们说康老想见她们，后来康老的秘书直接打电话与她们联系约时间。小唐说她们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后她们才去的。

    接着，她们说康老病很重，恐不久于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们转报主席。康老说，江青、春桥两同志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过春桥同志的档案，是江青同志给他看的。康老要海容、小唐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康老说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春桥同志是叛徒。海容、小唐说她们想问问乔冠华同志是否认识王、吴二人。乔说他只知有此二人，并不认识。她们又说，听说江青同志的历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有登载，问乔当年在华南工作是否见到过这类消息和文章。乔说他只见过生活上对江青同志的攻击，从未见过涉及政治叛变这一类的东西。关于春桥同志的情况乔说他完全不知道。当时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听说上海有一派贴过大字报说春桥同志是叛徒，后来被压下去了。

    当时我们都劝王、唐两位不要替康老传这些活。我们说如果康老有事向主席报告，他可以口授他的秘书写下来，而不应该叫两个不了解情况的年轻同志传这种活。我当时说尤其关于江青同志这些话更不应该传，这样做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小唐说他们这些老同志不会把江青同志的事扩大的，不过她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将来叫她养老，去看看她还是可以的。

    以后我们再也没有问起此事。但是在她们谈此事后不久，有一次在人大会堂宴会散会时，我见到一个行动有点困难的老年人。正巧海容走过，我问她此人是谁。她说“这个人就是吴仲超。”不知这是否是她有意安排吴出席宴会的。

    以上情况特报主席参阅。

                                          含之

                                    一九七六年四月廿五日

    专案组还对这封信件加了如下按语：

    乔冠华和他的老婆章含之经过一番密谋策划，由章含之出面，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写了一封名义上给毛主席，实际上送给了江青的告密信，密告康生同志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气急败坏，写了一大篇话，恶狠狠地污蔑周恩来同志、康生同志、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和坚持同“四人帮”斗争的同志是什么“大、小舰队”，疯狂叫嚣：“吃的（得）饱饱的、睡的(得)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江青所谓的“更大的胜仗”，就是要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统统打下去，“四人帮”篡权复辟。

    在这个按语下面，还有江青批语的节录文字及影印件：

    此类事逐渐会揭发出来，我看他们是否会高超过林彪？据说，他们的大、小舰队活动有些雷同，有些不同。小舰队有过之而无不及。

    吃的（得）饱饱的、睡的（得）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5]

    这本专案材料的编印时间，距“四人帮”被捕仅两个月。康生仍算正面人物，按语保持着“文革”式语言，皆不足怪。康生揭发江青、张春桥的真实目的，以及这两人在历史上是否算叛党，史家尽可继续考证。

三  孤注一掷，满盘皆输

    这封“告御状”的信，章女士在上述两书中均未提及。笔者所感兴趣的，则是她写这封信的目的。研读后略作归纳，信中包含了如下要素：

    一、事后觉悟到康生通过海容、小唐诬告江青、春桥事件，是邓小平幕后策划，所以要向主席揭发；
    二、海容、小唐曾向老乔调查江青、春桥的历史，乔表示完全不知道；
    三、我们（乔、章）坚持原则，劝海容、小唐不要替康生传话，章特别指出关于江青的话尤其不能传，因为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
    四、小唐对江青有议论（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养老），海容涉嫌有意安排证人吴仲超出席人民大会堂宴会。

    这封信似可作为打开乔冠华晚年厄运之谜的一把钥匙。乔在历史上跟随周恩来工作多年，又在1974年随邓小平出访美国；写信时间正值1976年“天安门事件”二十天后，此前康生、周恩来已先后去世，全国处于“批邓”高潮，“四人帮”暂居上风。此信意欲变被动为主动，联系批邓，揭发王、唐，“拼命一搏”；递交后也曾收效一时，令江青对这两位小姐暴跳如雷。

    从总体上看，这封信技术含量不高，结局则是满盘皆输的政治自杀。毛泽东对此信的表态及其逝世后“四人帮”的倒台，提前结束了乔冠华的政治生命。在1976年12月2日的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对此曾有如下说明：

    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这次会议任命黄华为外交部长，免去乔冠华的外交部长职务。现在讲讲为什么免去乔的外交部长。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了控制外交部，早就看中乔。乔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自觉卖身投靠“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对华主席，参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明知道主席对“四人帮”有严厉的批评，但他却在外交部当谣言来追查，说这是“政治谣言，分裂中央”。他对毛主席指定华国锋同志担任总理，极为不满。他早就知道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却反对刁难。在批邓中，毛主席认为外交部的运动有问题，让他请示华国锋同志，他不去，他找江青，有意把外交部运动搞乱，要把知道“四人帮”底细的王海蓉(容)、唐闻生同志打成“反革命”，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扫除障碍。毛主席批评乔“借刀杀人”，“借中央之刀杀王、唐”。乔同他的夫人章含之反对周总理，把康老揭露张、江的叛徒问题向江青告密，态度恶劣，至今不能取得群众谅解。鉴于外交部工作的重要性，【决定免去】乔的外交部长职务，任命黄华为外交部长。[6]

    李先念这段定调性质的话，带有那个特殊年代的烙印，但也透露了若干重要的历史信息，有重新解读的必要。在当时“凡是”思维的主流政治背景下，毛泽东对章含之这封以“我们”口吻来信的批评，已足以形成对乔冠华最致命的一击。章女士也谈到：“最终，据说是我那样敬重的毛主席的一句话，把乔冠华和我打进了十八层地狱。”[7]

四  卿卿误我？我误卿卿？

    “三个女人一台戏”，毛泽东为何要对章含之来信作如此严厉的批评，是对乔章联姻的不满（章女士在书中曾屡次提及）？是对表侄孙女王海容的偏袒？还是在赞同唐闻生的主张？

    前两种猜测，目前从文献上无从查证，第三种似略有线索：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写信给江青说：“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8]同年11月12日，毛在江青的一封信上批示，谆谆告诫说：“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9]如此看来，唐闻生关于请第一夫人退出政治活动去养老的说法，固然会令江青恼怒不已，而在毛的眼中或不失为保全之道。

    毛泽东有先见之明，江青无自知之明。章含之的政治眼光和手段，则远逊养父孤桐老人（据说章士钊生前并不看好“准姑爷”）。乔冠华是折冲樽俎的国际外交风云人物，却在纵横捭阖的国内政坛中一败涂地。章女士亦曾自叹：“我们并不真正懂得政治，更不具备参与政治斗争的种种手段，其结果不可避免的是被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使冠华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0]

    1983年乔冠华逝世时，由于章含之不同意将乔在“文革”中的错误写入讣告，报纸只发了简短的消息，没有介绍其生平和发表评价。2006年元旦，她在接受采访时爆出新料，明确指出正是“你办事，我放心”这张字条，给她们夫妇带来了厄运：

    ……1976年某日，华国锋觐见毛主席。华谈到批邓工作，认为现在的一些做法不够好，并谈了一些新设想。于是当时已经口齿不清的毛写了个字条，上面是：“你办事，我放心。”华从毛主席那儿出来，碰见乔冠华，给乔看了条子。乔问什么意思，华就说了他请示批邓并得到毛的允诺。乔表示理解，并没放在心上。

    而后来，天下人都知道了这张条子——那成了毛让华接他班的诏令了。而却有一个人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条子不是那个意思，那你说——这个人，他能活吗？[11]

    章女士披露这段掌故有点迟，目前尚属口述孤证。上述字条的背景和真实意思，直接关系到一段重要历史的诠释，有待史家进一步辨析考证。

    乔、章夫妇在“四人帮”倒台后堕入“十八层地狱”，究竟是由于毛泽东对章含之来信的批示，还是因为伟大领袖写给接班人的字条？至此，章女士已先后提出了两个不同的厄运成因说。

    对于远去的历史和人物，今天理应有更多的客观与宽容。乔、章之恋的根本不幸在于：男女主人公身陷一个过分政治化的时代夹缝，这场轰轰烈烈的风花雪月之爱，注定要缘于政治，博于政治，毁于政治。

    有人说“乔老爷”毁于“两位小姐（王、唐），一段婚姻（章）”；章女士则屡屡提及：“因为我有着很强硬的‘关系’，我只要不受他（乔）的牵连，我的事业会很顺利。”[12]

    权力往往令人愚蠢，爱情似乎也未必能使人聪明。究竟是卿卿误我，还是我误卿卿？

                                    2006年4月18日  风雨读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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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页。
[2] 同上，第259页。
[3] 章含之等：《我与乔冠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65页。
[4] 同上，第65-66页。
[5] 王张江姚专案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第48-49页。
[6] 《李先念陈云谭震林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12月2日。
[7] 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第73页。
[8]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和批语（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一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72页。
[9] 毛泽东：《对"四人帮"的几次批评（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同上，第394页。
[10]章含之等：《我与乔冠华》，第66页。
[11]刘天时：《外交官章含之》，《南方人物周刊》第44期。
[12]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第127页。

 转自《百度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