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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情人生乔冠华》投身外交(3)（罗银胜）
对外宣传，也是乔冠华开国之初外交生涯的组成部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立后，下设新闻总署，首任署长是胡乔木，其国际新闻局局长由乔冠华兼任，副局长为刘尊棋，秘书长为冯亦代，萧乾在英文组，徐迟、戴望舒在法文组。起初工作人员不多，而这些人员中的大多数是由乔冠华亲自挑选的。
国际新闻局开张伊始，就酝酿创办对外宣扬刊物《人民中国》。萧乾是这份刊物的元老，还 在 香港时，他就为当时地下党对外的宣传刊物《中国文摘》改稿，从此与乔冠华熟悉起来。乔冠华夫妇曾一再向萧乾表示，希望解放后他就跟着他们俩去北平，从事更大规模的国际宣传。据萧乾回忆，国际新闻局在前门西河沿亚洲饭店安顿下来之后，我们就去南河沿一所曾经是丹麦大使馆的，有回廊的四合院里，搭起七个半人的班子--领导者乔冠华的大半个身子 在外交部。这个班子一边用电报继续遥编香港的《中国文摘》，一边筹备开国后一个正式的对外刊物：英文版《人民中国》。刊名是章汉夫在一次交谈中起的。乔冠华是该刊的主编，一道工作的还有徐迟和冯亦代。
国际新闻局正副局长乔冠华、刘尊棋都是中共党员，由于乔冠华还有外交部的工作，所以只能每星期来三次。他们两位领导为人很好，非常谦虚，与局里的非党知识分子相处融洽。萧乾、冯亦代等人都觉得这时是他们在解放后工作最愉快的一段时期；他们认为，“当时党与非党人士的界限也没有以后划得那么经渭分明，所以工作上很顺手。”
乔冠华从不以共产党领导自居，为人温和，关心同志，与同志们关系融洽。萧乾对此感触颇深，不过有一件事却使他心头结下了一点疙瘩：……
星期天的文娱活动不是坐在一起齐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就是叉着腰扭扭秧歌。生活单调些，可人与人间却十分融洽。非党的人以回头浪子自居，而党员最常说的是“革命不分先后”，这句话充满了温暖和慰藉。我开始感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幸运的。30年代苏联那血淋淋的教训以及东欧的党与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起了前车之鉴的作用，说不定我们这个民族固有的东方哲学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学《毛选》读到新民主主义要若干年才过渡到社会主义，心里感到踏实。我们这一代新半旧的知识分子能有一个过渡阶段，在党的宽容及我们自身的努力下，适应起来也许就不吃力了。……
1950年冬天，乔冠华要我参加访英代表团并任秘书，临动身前又取消了我出访的资格，说像我这样的人还是在国内走走算了，…… 1950年伍修权和乔冠华去联合国所作的那次演讲，也是我们赶译成英文的。尽管已经明确知悉自己不受信任，可是由于多年的习惯，对工作从未放松丝毫。
这是当时的政策使然，党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确实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和汲取。建国之初，因《毛泽东选集》的英译一事，乔冠华去找清
当然，乔冠华在领导毛著英译小组期间，对宣传毛泽东思想，也 是功不可没的。
这时，乔冠华又与清华的老同学季羡林取得了联系，季羡林已在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任教，据他回忆，乔冠华没有官架子，平易近人，他说：“解放初期，我曾请南乔木乔冠华给北大学生做过一次报告。记得送他出来的时候，路上遇到艾思奇，他们俩显然很熟识。艾说：‘你也到北大来老王卖瓜了!’乔说：‘只许你卖，就不许我卖吗?’彼此哈哈大笑。从此我就再没有同乔冠华打交道。同北乔木也过从甚少。说句老实话，我这两个朋友，南北两乔木都没有官架子。我讨厌人摆官架子，然而偏偏有人爱摆。这是一种极端的低级趣味的表现。”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许多进步文化人听从党的召唤，纷纷来到京城，投身革命事业。
在北京东单有一座栖凤楼小院，这里先后住进的有戴浩、盛家伦、唐瑜、吴祖光、黄苗子、 郁凤等。这里的环境比重庆时期好得多了，一时间栖凤楼成为北京一个文化界人士相聚的场所，他们在这里尽情挥洒各自的个性，自由自在地读书、聊天、唱歌、弹琴、绘画……据唐瑜回忆说，这个栖凤楼，本来就很热闹，现在更是谈笑有鸿儒，名人高士，来往不绝。齐白石、老舍、梅兰芳、程砚秋、欧阳予倩、洪深、阿英、阳翰笙、田汉、叶恭绰、胡风、章泯、吕骥、刘白羽、宋之的、叶浅予、丁聪、张光宇，还有青年艺术剧院的张正宇、吴雪 、金山……连上海、广州、香港各处来人：潘汉年、黄佐临、张骏祥、柯灵、于伶、张瑞芳等到了北京，也都往栖凤楼跑。
此外，乔冠华以及夏衍、廖承志、陈家康和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田家英等，也时常光顾栖凤楼 ，与文艺界人士谈心、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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