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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情人生乔冠华》节艰难时日(1)
1974年夏天到1975年夏天，是乔冠华夫妇十年婚姻里头最开心的一年。这一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使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同时，全面整顿也是党和人民反对“左”倾错误和“四人帮”的一场伟大斗争，唤起了全国人民空前觉醒，加速了“四人帮”走向灭亡的进程。邓小平主持整顿，得到了毛泽东一定程度的支持，因为毛泽东希望恢复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同时，他又不允许任何人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实质上是把发展国民经济放在首位，这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的反正。而对经济、科技、文教等部门的全面整顿，不能不涉及“文化大革命”中所实行的许多错误政策，不能不逐渐发展为对这些错误政策的全面系统的纠正。这一系列的重要整顿深得民心，还促使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更加深入地思考“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不仅触怒了“四人帮”，而且也超出了毛泽东所能够容忍的程度。
于是，从1975年8月开始，江青、姚文元等人利用毛泽东对《水浒》一书的评论，发动了一场所谓“评《水浒》”的运动，大批“投降派”，影射攻击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9月，江青在山西昔阳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大肆活动，造谣说：“《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10月，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说：“七、八、九3个月，谣言一大堆，集中在江青同志。谣言来自北京。”这时，毛泽东病情加重，他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系仅仅通过毛远新来传递。据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披露：对于“四人帮”发起这一场新的批判的目的，周恩来和邓小平心里非常明白。9月15日，周恩来在与人谈话时说：“他们那些人(指的是‘四人帮’)有些事情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九、十月间，邓小平在部分省委书记座谈会上说：“评论《水浒》是怎么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本读了三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表了这一通言论。有人借这做文章，想搞阴谋。”周恩来和邓小平都知道，他们面临的，又将是一场生死恶战。
从1975年的8月份起，周恩来忍受着与癌症作斗争的巨大痛苦，多次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乔冠华等谈话，还多次找王海容和唐闻生谈话，甚至找江青等人进行谈话。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他是在分秒必争，他要用他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同“四人帮”作最后的斗争。据《周恩来年谱》记载，与乔冠华的谈话可以确定的日期有9月17日等。从9底到11月初，毛远新多次向毛泽东汇报，攻击邓小平。他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把生产搞上去了。”“担心中央，怕出反复。”这些话很恶毒，对于不允许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产生了很大影响。11月2日，毛泽东肯定了毛远新的上述看法，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吴德传达了毛泽东对该校党委副书记刘冰等4人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在思想、工作和生活方面问题的信的批示。毛泽东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
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以传达这个批示为起点，全国开始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1月20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小平作了错误批评。毛泽东希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邓小平婉拒，他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于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对他的批判逐步升级。
于是乔冠华来和章含之所遇到的那一幕，便悄然而至。乔冠华和章含之那种忙中偷闲苦中作乐的日子，到1975年结束了，接下去的是一场灭顶之灾。这年10月，基辛格来访。10月12日晚，毛泽东会见后，章含之参与整理记录直至凌晨。在场那位“通天”朋友突然对她说：“你别打瞌睡了。我告诉你一个消息，你一定就醒了。”章含之问什么消息，她说：“要批判邓小平了！”章含之确实给吓醒了，问怎么可能？她告诉章说，毛主席批评了清华大学的刘冰信件，并说邓小平同志是后台，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事态急转直下。在全国还未有动静之时，外交部率先掀起了批“右倾”高潮。10月25日，部党核心组开会学习毛主席谈话，会上有人声色俱厉批判乔冠华月初在纽约会见基辛格和日本外相的谈话都犯了右的错误。与基辛格的谈话错误是迟迟不指出美苏搞新慕尼黑阴谋，与日本外相会谈的错误是急于与日本签和平条约，在原定会谈之外又加了一次会晤。据说这都是毛主席批评的。与此同时，宣布要扩大范围，把使、领馆的老、中、青代表都召回学习。
乔冠华完全被这突如其来的形势变化打懵了。谁也弄不清这批评究竟是不是来自毛泽东，却又不敢顶撞。于是，从10月27日开始，乔冠华做检查，违心地检查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对美、对日的右倾错误。正在那时，章含之要陪同一个尼泊尔的皇室团去外地，她十分放心不下乔冠华。她记得，出发前的晚上与乔冠华，相依相偎呆坐在沙发里很久很久。他们都为国家的前途、自己的命运感到无限迷茫。章含之对乔冠华说，不管多大的风浪，我们都必须顶住。乔冠华叹气说，周总理病得那么重，谁也不再忍心去和他讲这些事。他打过几次电话请示小平同志，但他对这局势已无能为力，不好再去请他出面制止外交部的事情，这一次只好听天由命了！乔冠华接着说：“反正我早已有准备罢官。只要我们在一起，罢了官就‘回家卖红薯’！”章含之突然情绪激愤地说：“不行！凭什么就这样挨整！我们可以向主席告嘛！”章含之认为，后来的一切错误都是这情绪的激愤引起的，也难怪，由于他们对当时真正的政治形势根本不了解。外交部的批判已经从乔冠华的外交政策延伸到何英的所谓“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以及黄镇的所谓“在使馆执行错误路线，打击青年干部”。一大批老干部又面临危机。
章含之果真被自己的性格冲动所驱，状告“通天人物”到了毛主席那里，并且得到了支持。12月12日，毛主席会见美国总统福特之后对矛盾的双方说：“老家伙还是有点用处的。我就是最老的！不要轻视老家伙！”又说，“你们是造反派，原谅原谅老家伙，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叫滚蛋！”从毛主席那里回家，他们精神振奋地认为形势并不那样紧张，只是打打招呼，做点检讨，小平同志也无事，外交部经过毛主席批评也无大事，只是今后关系复杂难处！然而，告状的事终于使章含之陷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黑黑的“无底洞”。直到许多年过去，她也弄不明白这陷阱是从何时何人开始的。总之，他们被一些虚假的现象所迷惑，以为公道可以战胜邪恶，谁能料到最后却是他们自己被定罪为“借刀杀人”！
根据杜修贤的回忆，乔冠华其时也曾向毛泽东反映过心中的“不平”，当时他恰巧也在场。他说，“接触毛泽东的机会，乔冠华也不少，他经常陪外宾进出毛泽东书房，可他从未在主席面前谈什么，特别是外交部的事情。但是一个无防人之心的人，最终却被人害了！整乔冠华的浪潮几乎与批邓同时开始。那时，每次见到他，他情绪极坏，他说，‘老杜啊，这官当不了了。丢了乌纱帽和你喝酒！我和含之回家卖红薯！’我听说外交部在批判右倾，很为他担心。”“记得在1975年12月，我去主席书房拍摄会见外宾的情况，乔冠华正好陪外宾也在场，他表情比较严肃，和以往不同，好像心思重重的，主席会见外宾以后，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当握到乔冠华手时，主席和以前一样总要开心地叫他一声‘乔老爷’。可这次乔冠华没有笑，而是将头深深低下，像犯了错误的孩子，轻声自责道；‘主席我犯错误了。’主席先是一怔，后来说；‘那不是什么错误嘛。’我私下问外交部的人，他们偷偷告诉我外交部有人告乔冠华的状，说是他右倾，在联大和日本人会谈，和基辛格会谈都犯了错误。主席这样一说，我觉得乔冠华心情顿时开朗许多，熟悉的笑容又浮现在他的脸上了，以为主席发话，那些整他的人要收敛些。可是后来，乔冠华的日子似乎反而更加充满危机。再以后江青也乘机插手，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和奇妙！我有点担心，问老乔怎么江青过问外交部的事。老乔叹气说：‘没有办法，指定的，现在只有我同他有点内部矛盾，先解决部内的问题。’听他这么一说，我以为情况会好一些，可是没过多少日子，就听说‘乔冠华在外交部犯错误了’，传言说他是‘借刀杀人’点名批评了他，开始我们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后来知道是指乔冠华在外交部不真正批邓，而是‘打内战’。在当时，这一传言就足以使乔冠华由辉煌的顶峰跌入黑暗的谷底。”
乔氏夫妇两人容易情绪激动而感情用事，而这性格几乎给他们招致杀身之祸。哲人有云：“性格即命运”。乔冠华和章含之性格太相近，脾气太相同，因而在一个人情绪冲动时，另一个不能用理智来抑制这种冲动可能造成的恶果，尤其是在政治游戏之中。
多年后，乔冠华的一位老朋友对他说：“你那时只要再忍一忍，几个月后就大不同了！”乔冠华说：“我忍了两年，实在忍不下去了！”章含之叹息着说：“也许都怪我闯的祸！”乔冠华动情地说：“不要这样想，你是我的支柱！人家矛头是针对我的！”
1975年刚刚结束，对中国人民来说，巨大的不幸降临了。元旦过后的一周，
周总理与乔冠华，多年来形成了一种十分亲切默契的上下级关系，非常含蓄沉稳。就连乔冠华的夫人也几乎没有见过他们之间有过任何私人来往，真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乔冠华的许多处世原则似乎默默地受到周总理很深的影响。例如他从不爱在高级领导干部之间串门聚餐。有一次，一位部队高级领导干部打了多次电话请乔冠华夫妇吃狗肉，还要介绍几位领导干部的夫人与章含之认识。乔冠华那些天实在忙，另外他也不习惯这种社交活动，所以婉言推辞了。后来，因为这位领导再三邀请，而且直接打电话到章含之办公室，乔冠华对她说：“不好意思不去了，就我一个人去，你不要去了！”章含之说：“人家直接请了我，为什么你认为我不去为好？”他说：“我们最好不要多串门，现在那么忙，你去了一次，碰见那么多人，下次第二、第三个人请你，你去不去？去吧，时间可惜，不去又得罪人。然后你还要回请。人家说我六亲不认，我看还是这样好。应酬多了没有什么好处。以后再互相送东西，事情越闹越多。你不要卷进去为好。”果然到后来，乔冠华处于逆境，他的一位老友来看他，埋怨他说：“当初你在台上，那么多领导都愿意同你来往，你总是除了工作，从不去走动走动。我过去劝你要多来往，你不听，现在你有困难了，平时不走动，也不好有事帮忙才找人啊！”乔冠华则说：“我不后悔。我现在也没有必要到处去找人。我求的是公正，相信党中央会清楚的。”
这里不妨提及多年前的一件事。1971年11月，乔氏夫妇参加第一个中国代表团赴纽约参加联大二十六次会议。当时，中美关系还是对峙阶段，没有任何形式的官方或民间往来。初到美国，出奇地新鲜。代表团中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说，要给周总理带点美国东西回去，中国外交的突破，进入联合国，他是奠基人。于是，他们买了一盒巧克力，一盒饼干，这在当时的国内是从来见不到的“洋货”。回到北京，他们把这些东西送给总理身边的小高，并且谎称“这是乔部长送给总理的”。他们当时不了解周总理与乔冠华之间三十年形成的默契，以为说是乔部长送的，总理就会留下。谁知事情适得其反。东西送给周总理后不久，有一次总理召集外交部许多干部开会。地点就在人大会堂的西大厅。会开完后，周总理突然转向乔冠华，很严肃地问他：“你为什么要给我送礼？”乔冠华被问得莫名其妙，说：“我哪里给总理送过礼？”总理说：“你从联合国回来送了我饼干和糖。你应当知道我的规矩，为什么要送东西？我要当着大家问你，你把东西拿回去。”乔冠华更是糊涂，说他从未给总理送过这些东西。这时，开会当中的与此事有关的几人只好承认是他们干的，用了乔部长的名义，没跟他打招呼。周总理听说后口气温和多了，说：“是你们的好意，那就算了，送给工作人员大家尝尝，美国来的嘛！不过以后不要这样做了，我从来不收礼物。”然而，在这严肃的背后，周总理与乔冠华之间又是如此深情地关怀着对方。
1974年春天，周总理手术之后，开始恢复得很好，但过了几个月病又复发了。第二年秋天，当乔冠华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又来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时，周总理的病情恶化了。乔冠华心情十分沉重。快回国时，乔冠华同章含之商量想带点东西给总理。章含之说：“你不是从来不给总理送礼的吗？”乔冠华神色黯淡地说：“可是总理现在是病人啊！我想他会懂我的意思。”于是，他们从自己当时的十美元零用钱中买了一盒苏打饼干，一大盒夏威夷果。乔冠华说总理生平最爱吃花生米，他一定会喜欢这夏威夷果。他说路过巴黎时再让曾涛准备点总理和邓小平最喜欢的法国新月形面包。
回到北京，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他们夫妇俩只能秘密地让司机把这些东西送到总理医院。那时，除了见外宾，乔冠华等人都见不到总理了。过了些时候，周总理在医院会见外宾，恰巧陪见是乔冠华，章含之是翻译。见完外宾后，周总理招呼两人留一下，他谈了些其他事情，乔冠华请总理多多保重。最后周总理颇为动情地对他们说：“你们送来的饼干、果仁、面包我都收到了。冠华是知道我从不收礼的。不过这一次我懂得你们是送给病人的慰问。所以我收下了。难得你们想得周到，我很爱吃。”这时，章含之看到乔冠华眼中闪动的泪光，他有点哽咽地说：“总理，你千万要把身体养好！”这一次，当他们离开医院时，周总理和乔冠华紧紧握了手，时间很短，但从他们的眼神中，可以看到最真挚的深情。回家途中，乔冠华沉默了一路，章含之知道他的心情是沉重的。
终于，这不可避免的不幸降临了。元月8日上午，李先念突然取消了一次由外交部亚洲司负责的客人会见。章含之打电话问乔冠华出什么事了。乔冠华只说了一句：“可能总理情况不好。”中午，他被中央叫到人大会堂开会。乔冠华回到家时极度悲伤，他说了一句“总理去了”，再也无法继续。歇了好一阵，他才告诉夫人，中央通知他去开会，成立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他到达大会堂时，在台阶上碰上当时的卫生部长刘湘屏(谢富治夫人)。她告诉他，从7日开始，周总理病情恶化。他自己十分清醒，他说他最后还要见见一些同志，有些话要讲讲。本来当天下午安排要见乔冠华，但中午总理已经很疲乏，医生劝他下午不要再会客，第二天早上再见。总理点头同意了。没想到8日清晨，病情急剧恶化，他未能如愿见到乔冠华和另几位数十年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同志。
乔冠华哭了，刘湘屏也哭了。章含之劝慰他说：“我知道你最后没见到总理难过。不过他最后挂念的几个人中有你，这是种安慰。
在此之前，乔冠华利用一次见外宾的机会，对1973年底发生的对周总理不公正的批评，当面向总理表示当时自己的发言也是错误的，对不起总理，请他原谅。周总理非常宽容地说：“那怎么能怪你呢？那是总的形势，大家都讲了嘛，你在我身边工作几十年，又管美国这一摊，怎么能不讲呢？再说，我也有失误，也不能说不能批评我。”乔冠华觉得当时在总理需要帮助时，他未能做什么，心里一直十分内疚自责。
周总理则安慰他说：“不要这样想。这不是你们能左右的事。”周总理逝世之后，乔冠华惟有这件事感到自慰，他有机会向总理表示过自己的自责。围绕着周总理的丧事，当时的中央内部发生了重大斗争。由于“四人帮”的淫威，国务院发了一道道禁令不许群众去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全国人民、北京人民激愤异常，置禁令于不顾，从白天到黑夜，成千上万的群众涌向天安门。乔冠华在那些日子里，一面忙着治丧委员会的事，一面为人民的奋起激动不已。周总理去世后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当时在外交部美大司工作的赵稼来看乔冠华夫妇，说起天安门广场的情景，都很激动。乔冠华站起来说：“走，我们也去天安门。”夫人章含之和赵稼都提醒他“中央”有禁令，老百姓都不让去，他是高级干部，如果被人发现要惹麻烦。
“怕什么？悼念总理，何罪之有？”乔冠华回答很干脆。于是司机老杨开车，章含之和赵稼陪同乔冠华到了天安门广场。那已是晚上八九点钟。冬日夜长，天安门广场周围已是一片漆黑，好像有关部门故意把一部分灯光熄灭了。但广场内人声鼎沸，许多人打着手电在念悼词，场外络绎不绝地有人往场内送花圈。尽管是黑漆漆的夜，却是秩序井然，群情激昂。老杨把车子停在人大会堂东门，他们四人就进了广场。
乔冠华很快被人们认出来了，于是他周围聚集了很多人，欢迎他参加群众的悼念活动。老杨怕出事，坚持把他拉回车旁去了。章含之也怕招来政治上的祸事，劝他早点回家。第二天是星期日。早上起床后乔冠华就心情忧郁。10点多钟，他坐不住了，一定要叫老杨开车去天安门广场。他们到达时，聚集的人群几乎填满了宽阔的广场，纪念碑上上下下放满了花圈。乔冠华夫妇走上了纪念碑。
光天化日之下，乔冠华当然被一眼认出来了。人们欢迎他，说了许多感人的话。从纪念碑往下走时，碰上了几位新闻电影制片厂的记者正在现场采访。他们惊异地发现了乔冠华，抢先几步，倒退着自上而下拍他往下走的镜头。夫人问他：“把你拍进去怕不怕惹麻烦。叫他们不要拍吧！”可他却说：“拍吧，就拍我乔冠华在天安门和群众一起悼念总理。”如果“新影”还保留了当年的资料的话，人们真应该重温一次当年在重重阴霾下，乔冠华那勇敢无畏的气魄。可是，令人做梦都想不到的是，不到一年之后那些真正做过对不起周恩来总理事情的人竞摇身一变大讲如何忠于总理，继而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反总理”的帽子扣在乔冠华头上。80代初，黄镇在谈到这段往事时曾气愤地说：“老乔对总理的感情我知道。总理去世后他去天安门都告诉过我。”
然而，当有人决意要把乔冠华置于死地时，有谁会尊重历史事实呢？乔冠华为周总理的后事投入了全部感情。1月10日那天，他护送总理遗体去八宝山火化，车队到了八宝山公墓大门口，那里早已围着许多群众要求再看一眼总理，也有人提出保留周总理遗体不要火化。于是哭声、喊声又起，经一再做工作后，方才慢慢地平静下来，但一直到半夜12点多钟，人群依然聚集在那里。
安放在玻璃棺内的周总理的遗体移送到公墓火化炉前暂停，邓颖超双手扶着棺盖，眼睛看着安详地躺在里边的周总理，她守候在旁嘘唏不止。医疗组、警卫、秘书、服务员、几位治丧委员会成员把屋子挤得满满的，人们大声哀号不止。殡葬人员一再过来劝告大家：预定火化的时间到了，请大家让开。炉门已经开启，里边冒着熊熊烈火，他们不说则已，经他们这么一说，人们一下子拥到玻璃棺前将它团团围住，大声哭叫着：总理啊，您醒醒吧！总理啊……乔冠华此时也异常悲恸，他实在太难过了，人们还从来没见他这样动感情。他扶着总理的灵柩哭着说：“总理，你一生没有孩子。今天让我充当你的晚辈送你一程吧！”在场的人听他这些话哭得更伤心了。您不能走啊!他们拼命地哭喊，把嗓子都哭哑了，眼泪哗哗地往下流，这种发自内心的悲伤痛彻心肺，大家用手使劲地抱着棺盖不准殡葬人员过来碰一下，惟恐把总理夺走。
按照邓颖超的嘱咐：总理的骨灰要纯、要干净。警卫、护士等都到火化炉后面的房间去等候。乔冠华等几位部长、国务院办公厅负责人、部分医疗组成员及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也都守候在炉旁。大家的眼泪早已哭干，嗓子哭哑，只是静静地等待着。他们通过火化炉铁门上的玻璃孔观看遗体火化时的情形，大约经过四十多分钟，一块块冒着青烟、滚烫的白骨放在一张铺着白布的桌子上，工作人员洗干净双手，用酒精消毒后戴上医用手套，将炙手的遗骨捻成粉末，小心翼翼地装进白色绸布袋，再将袋子放进骨灰盒里。
随后乔冠华又护送总理骨灰去劳动人民文化宫。章含之一整天没有见到乔冠华。当晚，杜修贤打电话给她，电话中，老杜的声音听来似乎苍老了许多，他说：“你这些天要多照顾点乔老爷，我怕他挺不住了。……”
当时，章含之确实怕自己的丈夫顶不住了。她后来回忆道，“我听着老杜的电话也落泪了。我深知冠华是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忘情地为总理送行的。就在总理逝世前一个半月的七五年十一月下旬，外交部‘率先’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时，在外交部的党组会上，有人指着冠华，声色俱厉地说：‘外交部这次批右倾，外交上的代表就是你乔部长。你在纽约同基辛格谈判时抵制毛主席最新指示：‘美苏在搞慕尼黑阴谋’。你在同日本外相谈中日和约时右倾妥协！你的错误是1973年总理右倾错误的重复和延续！’一个半月后，冠华顶着政治上灭顶之灾全身心投入地送总理最后一程。果然，就在丧事完毕后不久，外交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又一次掀起高潮，有人讥讽地在会上说：‘乔部长，听说你在八宝山说要当总理的儿子给他送终，你可真是个孝子贤孙啊！’然而，此后又过了十个月，当形势发生巨变时，同一些人却又像慨激昂地批判冠华‘反对周总理’。今天，当我的心已平静下来可以面对无情的历史时，我已不再激动，留给我的只是苦涩的清醒和心灵的一片空白。”
周总理丧事的最后一件事是劳动人民文化宫的3天群众悼念。各国使领馆也前去向总理的骨灰告别。当时“四人帮”控制的中央把守灵规格压得很低，每天只有一位级别低的政治局委员守灵。给外交部的“指示”是上、下午只需有一名部级领导轮流值班。如果按此执行，每个正、副部长只需守半天灵。
当时，乔冠华很悲愤。他在党组会上说：“这是最后一次为总理送行了。我们可以排一下班，按中央说的办。但我本人准备三天全部时间都在场。”他还对夫人说：“各国使节来向总理告别，外交部长怎么可以不在场呢！这种规定太过分了！”1月中旬的北京，寒风凛冽。在大门洞开的大殿里，温度降至零度以下，乔冠华已劳累一周，坚持在灵堂替总理守了3天灵。
3天过后，乔冠华终于心力交瘁，发高烧住进了北京医院。住院期间，外交部要召开“反击右倾翻案风”动员大会，要求乔冠华出来主持会议。乔冠华因病请假，其他两位副部长也生病。最后在动员大会上，有人讽刺说：“外交部不景气，部长们病了好几个。不过今天早上给北京医院打电话问乔部长病情，医院说他今天的体温是36.5度。”言下之意自然是乔冠华假装生病，抵制运动。
章含之参加会议后到医院告诉他，他长叹一声说：“随他们去吧！总理不在了，一切都不一样了。”这时章含之不知为什么联想到1957年，乔冠华几乎被打成“右派”，是周总理爱惜人才，把他保下来了。即使这样，到了1958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周总理处境困难时，乔冠华还是被定为犯有“右倾”错误，受到“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乔冠华对她讲到那段时期时曾感慨地说：“那时候真鬼都不上门啊！连带有亲戚关系的也怕沾边，不来了。”章含之有一种直觉，现在周总理不在了，能像总理那样了解冠华的又有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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