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澈（1091～1127），字德明，楚州盐城人，一说抚州崇仁（今属江西省）人。善谈世事，尚气大言，慷慨不屈于人，其忧国悯时，出于天性。

　　靖康元年（1126年），欧阳澈应制条陈敝政，献安边御敌十策，多触犯权贵，州官不纳。此后又采录朝廷之阙失、政令之乖违，可以为保邦御俗之方、去蠹国残民之贼者十事，复为书，并上闻，后复论列十事，言称：“臣所进三书实为切要，然而触权臣者有之，迕天听者有之，或结怨富贵之门，或遗怒台谏之官，臣非不知，而敢抗言者，愿以身而安天下也。”所上书为三巨轴，驿站差役皆云无法拿动，州官只好选大力士荷之以行。

　　此时，金兵大举侵犯，要盟城下而去。欧阳澈闻听，辄语人曰：“我能口伐金人，强于百万之师，愿杀身以安社稷。有如上不见信，请质子女于朝，身使穹庐，御亲王以归。”乡人每笑其狂，止之不可，乃徒步赴宋王朝行宫。

　　1127年，宋高宗即位南京（今河南商丘），改号建炎。欧阳澈上书言事，与太学生陈东极力批评奸相黄潜善、汪伯彦。黄潜善借机向高宗进谗言，说如不立即诛杀，陈东、欧阳澈等人必将再聚众闹事。宋高宗遂下令杀害二人，并悬头于城门示众。大臣许翰时在政府，罢朝，问黄潜善处分何人，曰：“斩陈东、欧阳澈耳。”翰惊失色，因究其书何以不下政府，曰：“独下潜善，故不得以相视。”许翰遂愤然辞职，并为陈东、欧阳澈撰写哀词。

　　欧阳澈遇害的第3年，宋高宗悔悟，追赠陈东、欧阳澈承事郎，并令州县善抚欧阳澈之子女。欧阳澈所著《飘然集》6卷，会稽胡衍既刻之。

　　1957年在今建湖县恒济镇花垛村境内发现疑似欧阳澈墓地。

　　按，关于欧阳澈的籍贯颇多争议。光绪本《淮安府志》（卷30）云：“原志有欧阳澈。按，澈本传为抚州人，志据《朱子语录》载之。《语录》止以八月飞雪证澈死之冤，非谓澈为盐城人也。前人已辨之，今不录。”陈玉澍《盐城县志·人物》亦详辨之曰：“杨《志》卷七《忠臣传》有欧阳澈，乾隆《府志》虽列澈忠烈，而卷三十一《辩伪》，力辩其为崇仁人。沈《志》仍杨《志》，力斥程《志》削去之非。考杨《志》列欧阳布衣于忠臣，止据潘埙《淮郡文献志》，而《文献志》又本之《朱子语录》。今考《语录》第以盐城八月雨雪，证澈死之冤，非谓澈为盐人。如《汉书·五行志》（卷27中之下）元帝建昭二年十一月，齐楚城大雪，深五尺，是岁魏郡太守京房为石显所告，弃市。但以齐楚大雪证房死之冤，非谓房为齐楚人也。《语录》不误，潘氏特误会耳。沈《志》‘或抚人而游于盐，或盐人而游抚’之说，系臆忖，不足据。程《志》删之是也。至当日邑人请祀其主，乡贤亦止据潘氏《文献考》耳。府学乡贤祠祀汉孟卿、孟喜、后苍王臧、萧望之、萧育、萧咸、匡衡、疏广、疏受诸贤，谬误凡数十人，遂可据为淮郡人耶？光绪《府志·人物》亦无澈，今从之。”陈玉澍之辨似甚有力，但并无其他实证，且光绪本《淮安府志》记《朱子语录》“非谓澈为盐人”，尤有问题。《朱子语类·中兴至今日人物上》（卷131）第5条：“陈少阳（陈东）之死，黄潜善害之也，其说见于许右丞《哀词》中。同时死者欧阳徹（《宋史》作欧阳澈，今通作欧阳澈）。徹，楚州人。某（朱熹自称）族叔祖时居高邮，一日使一人往楚州盐城小村中买物事，久而不归。后问之，乃云，彼村中三四日大雪。叔祖甚怪之，云：‘八月二十间，安得有雪！’亦且据其仆云记之。后有人自彼中来，问之，果然，乃欧阳死时也。”可见朱熹虽未云澈为盐城人，但明明白白记其为楚州人，其时盐城属楚州辖地。观其语意，自是说是那个八月飞雪的“楚州盐城小村”的人。近人考之，盐城小村，近高邮者众，然以“欧”名村庄的，只有今建湖县恒济镇境内的欧冯庄。这中间的联系很值得关注。近查得《续修盐城县志》（卷14）录《朱子语类》后之按语，其云：“《宋史·欧阳澈传》：‘澈为抚州崇仁人。’《朱子语类》则谓澈为楚州人。潘埙据之入《淮郡文献志》，杨《志》、沈《志》又据之入县人物。前志非之，谓《语录》第以盐城八月雨雪证澈死之冤，非谓澈为盐人。今考，《语类》明言澈为楚州人，是其为误记与否，自在朱子或朱子之门人。潘、沈诸氏固非无所据也。”其意大抵亦认为光绪《盐城县志》不当删去《欧阳澈传》。《宋史》（卷455）本传记陈东之尸由四明李猷赎回安葬，而未云欧阳澈之尸下落。另，郭青《宋代爱国太学生陈东》（载《古邑史踪》，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2月第1版），记陈东被害日为1127年10月5日深夜，则欧阳澈当亦为是日遇害，其记欧阳澈为太学生则误，《宋史·陈东传》明记欧阳澈为布衣。

      又按，1998年版《盐城市志·文化卷》：“宋欧阳澈墓，位于建湖县恒济乡花垛村。1957年发现，砖室墓，有3室，面积约16平方米，出土墓碑可辨出‘欧阳澈’3字。欧阳澈何以葬此，待考。”其所据或为叶劲《建湖县考古调查简报》。如果墓碑上真的刻的是“欧阳澈”，那其实就无庸置疑，但《恒济社志》所载与之有异。《恒济社志》记云：“1953年花垛村群众刨砖铺路时，发现地下深处有一座古砖墓，内有3个拱门，座向朝南，中间一个大拱门有七、八尺宽，墓上刻有‘欧阳之墓’（篆书字），东西两侧是小拱门，约有四、五尺宽。当时刨出的砖头都是灰色，扇形，算盘大，一寸多厚。此外，还有一尺二寸对方的砖头，象罗地砖形。乡长萧振亚用篙子向下一捣，浮在上面的是红淤子泥，是大水冲积而成，底下挺硬，都是砖头，群众刨了五六百块砖头，正逢县委副书记李有相同志来到此地检查生产，发现这一情况，说是历史文物，不得乱刨，以后群众又用泥覆盖起来，一直封存到现在，从未开过。”比较两者所述差异是比较大的，一是发现时间不同，《盐城市志》记为1957年，《恒济社志》记为1953年（据《中共建湖县组织史资料》，李有相1953年时为中共建湖县委宣传部部长，1955年至1964年任县委副书记，《恒济社志》记其1953年时为县委副书记当是依后来的职务记录），且明确记载从那次发现以后，“一直封存到现在，从未开过”。《恒济社志》作于1983年，可见《盐城市志》所云1957年发现，必然不会是第二次发现，两者所记均只能是唯一的一次发现。二是《恒济社志》只说墓上刻有“欧阳之墓”，观其意当是指在墓的大拱门上刻着这4个字，而未说发现墓碑，更无墓碑有“欧阳澈”3个字之说，而《盐城市志》所记则发现墓碑，并且墓碑上有“欧阳澈”3个字。三是《恒济社志》只记有3个拱门，未言几室，且观所记并未完全发掘，而《盐城市志》云有3室。四是从面积上来看，所记也有不同，《恒济社志》讲3个拱门皆座向朝南，中间大拱门约七八尺宽，两侧小拱门当是指各4、5尺宽，皆取其下限，则7+4+4为18尺宽，折合为6米，前面记其座向朝南，从葬制上讲，必然是棺顶头一面，则6米当为墓室的宽度，由此推墓之长度当在6米之上，则墓室面积当不止《盐城市志》所记之16平方米。

录自《民族英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