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共产党员中，王翰的名气是比较大的。黄克诚回忆录中这样写道，盐城虽然出了些有名的共产党员，如胡乔木、乔冠华、王翰，但他们都在外地，本地没有什么影响。如今，胡乔木、乔冠华的名字在家乡依然被很多人知道，而王翰这个名字，知道的人很少，而他实在是不该被遗忘的人。

王翰，原名陈延庆，钟庄陈村人，1911年出生。陈家是书香世家，家境殷实。父亲陈曙东，盐城的开明士绅，人称陈大爹爹，办过陈村小学，做过很多公益事情，极有名望，就连匪寇也敬他三分。叔祖父陈玉澍，道德与文章并重，是盐城地方的大儒。叔叔陈钟凡，陈独秀的高足，一代国学大师。这样的家世与传统给他的内心打了很厚的底子，他是一个视情义与操守为生命的人。

王翰从小在父亲办的陈村小学读书，12岁时，考入盛宣怀创办的上海南洋中学，两年后转学至浦东中学。南洋中学与浦东中学都是名气很大的中学。浦东中学有北南开、南浦东的美誉，校长黄炎培。浦东中学的校训是勤、朴、诚，王翰的一生是当得起这三个字的，今天的校友集里有王翰的介绍。19岁时，王翰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成为一名大学生。

学生时代的王翰是一个有思想的热血青年，在学校里，他有不少时间是用在追求民主与自由的运动中。我摘录了年谱中的几段文字：14岁，参加五卅游行示威。16岁，与白莽、殷夫一起走到工厂街头张贴标语、劝募，迎接北伐军。学生时代的他，还有过两次被捕的经历：一次是中共交通大学党史大事记记载，1931年12月17日，南京发生珍珠桥惨案，交大学生陈延庆（后改名王翰）、王天眷、龚绍熊等人被捕，那时才20岁时。 一次是21岁时，因打报馆人员一事被捕入狱，狱中的王翰很坦然的与主审官讨论民主与自由，后来在名律师沈均儒、史良等人的辩护下获得无罪释放，王翰也因被捕一事被交大开除，转学至复旦大学。在大学里，王翰做的是职工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上街散发传单，办夜校，教工人识字，唱抗日歌曲，组织读书会，他个子高，工人们叫他大陈。

21岁时，王翰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候入党是一件随时可能掉脑袋的事情，就在王翰的身边，经常有党员被捕后下落不明，最残酷的时候，上午刚见面的同事，下午可能就会杀害。而在王翰自己，觉得入党是一件无比荣光的事情，就像老电影里的表演，人生充满了希望。这个年青人哪里来的活力？难道真的不怕死么？我想，用我们今天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是难以理解这个年青人的想法的。

2

写了这么多，也许读者会以为这是一个很激进很粗暴的革命者。不，这是一个理性又不乏浪漫温情的人。胡乔木的大妹胡穗新曾经这样回忆王翰在上海的工作：

一个星期六的夜晚，我从暨大来到法租界霞飞路敦厚里乔木的住处。那天没有见到乔木，却见到王翰同志，他慢条斯理地向我谈了国内政治形势。已经是深夜12点了。乔木怎么还没有回来呢？我们都觉得问题严重。王翰不慌不忙地说，情况不太好，看来小李（胡乔木笔名）今晚有被捕的可能。说着，他将乔木的一只放置秘密文件的旧藤包取出来，要我马上送走。王翰同志是那样的沉着、机智、指挥若定，似乎在这小小的亭子间，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这只不过是一件小事，但那时在我的心胸中却蕴藏着一种非常优美的兴致，他们的情操，他们的才智，一心为革命的生动形象，深深地感染了我。

我被这段叙述中的两个词打动了，慢条斯理、不慌不忙，这是一个才20多岁的青年人，干的可是掉脑袋的事情呀。生活中的王翰很有魅力，高高的个子，经常戴着礼帽，穿着长衫，喜欢诗歌和戏剧，李白、莎士比亚是他闲聊时的话题，工作时也会用《资治通鉴》等古籍里的观点去分析问题，无论学识还是修养，在领导干部中不多见，在西南工作时有边区才子的美名。王翰的文笔也很好，在上海时办《盟报》时写过评论文章，当时的《盟报》很有影响力。

24岁时，王翰任上海社联组织部长，同年成为“一二•九”运动在上海的领导者。社联即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于1931年5月20日，是文总下属的八个左翼文化团体之一。文总，即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25岁时，与邓洁、胡乔木和王新元等人组成中共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委。王翰为组织部长。上海属江苏省，江苏临委领导着中共在上海的工作。爱国民主人土中的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史良、陶行知等均是临委的委员。

王翰早年在上海的工作是没有任何报酬的，包括生活津贴都没有。以他的学历与家世，他的人生可以有许多前程美好的选择的，他家有不少有相当社会地位的亲朋故旧。他曾以各种借口向家里要钱，一直到1937年秋离开上海为止，甚至把生活费节省下，贴补一些更困难的同事。一个能够自食其力的青年人不停地跟家里要钱，总是难以启齿的。王翰为钱的问题窘困过，有过身无分文的时候。

26岁时，王翰去武汉工作，汉口的抗日气氛深深地感染了他，在董必武的建议下，改名为王翰。从此，这个名字陪伴了他一生。当时王翰在国民党湖北建设厅工作，公开职业为农业合作委员会职员，地下身份是湖北临时委员会秘书长、工运部长。28岁时，由周恩来派往鄂北任区党委书记，参加了建立鄂豫挺进纵队的工作，也是新四军五师政治工作的奠基人。在西南工作时，因铁面无私而被人誉为王青天。1943年，32岁的王翰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病，离开军队去延安，在党中央城工部从事白区工作。

3

建国后，王翰做到了监察部副部长的高位。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以王翰的智慧和性格是没有办法去应付这场近乎胡闹的政治运动的。1958年成了王翰的人生拐点，人生从此开始走向黑暗。当年11月份，监察部连续开了16次全体人员大会批斗王翰，贴了他1100多张大字报，还办了一个王翰罪证展览会，几是群起而攻之的粗暴方式。12月份《人民日报》发表两篇文章，一篇是《监察机关反右派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彻底斗倒反党分子王翰》，另一篇是《王翰是个右派分子并不奇怪》。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王翰专案材料有五六麻袋之多。一个为了追寻自己信仰的真理，连祖宗的姓氏都可以抛弃的人，怎么可能反党？

就这样，他并未大鸣大放，就被划成右派，定性为监察部反党集团的首领，王翰反党集团骨干份子，是当时的著名右派之一，这样的著名，带给他的是毁灭性的灾难。他成为右派的具体原因也是很冤枉的，因为不同意划一个下属为右派，结果在那个不许有异议的政治环境下，他自己就成了右派。如今，右派已经成了一个历史名词，什么叫右派？就是说真话的人，一场反右运动，让中国人失去了说真话的勇气。

在这之前，周恩来总理向有关同志打招呼说，王翰即使有问题，也只能属人民内部矛盾，作个检讨算了。在监察部召开的一次揭批王翰的会议中，胡乔木找到王翰，转告了周总理的话，劝他争取主动，作个自我检查求得过关。刚直的王翰说，要我说半句违心话，实难做到。当时与王翰一起处理的，还有曾昭抡、林汉达、黄琪翔、费孝通，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在政治的高压下，费孝通先生选择了走安全路线，主动接受所谓的自我发改造，多年后费先生也为自己当年的做法自责过。我想，若是人人秉持着一份真诚与良知，就不会有后来让人哭笑不得的各种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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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1月，王翰下放到三门峡铁工厂当工人，下放时已经48岁了。在那里一呆就是16年，先后做过杂工、翻砂工，一切都从头学起，而且做得很好，他还帮助工厂设计改良机器，教不识字的工人学会看铸造翻砂图纸，他的有些做法作为经验被推广，成了厂里威望最高的老王师傅。他去世时，工人们写了悼词，题为悼念我们的老王师傅，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工人们不知道这个老王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

文革开始不久，造反派找到王翰，提醒他，让他出面反刘少奇，并以此作为替他翻案的条件。天真的造反派以为，在巨大的诱惑面前，一个急于摘掉右派帽子的人，会想方没法表现自己的。王翰冷静地说，我没有反对过刘少奇，我也揭发不出刘少奇有什么罪行。结果又多受了十多年苦难。文革中被批斗，挂牌子游街示众一样不少。在外调人员拍桌大骂，逼他戴罪立功瞎编历史时，他还是尊重客观，替胡乔木、蒋南翔、顾准等300多人写下公正的证明材料。在那个个年代，落井下石或是背信弃义已经成为社会通行的规则，甚至被鼓励。而他永远是一个愿意面对真相说出真理的人。这是一把多么硬的骨头呀，

在三门峡的生活是很清苦的，住的是木板与铁皮搭建的简易工棚。多年的车间生活和各种名目的批斗并没有麻木他的内心，依然保持阅读与写日记的习惯，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话“看小说《忍耐、等待、戒躁》”，他的思维依然清明，这样的清明也加重了他的苦闷。日记还记了在闲置的空地上种南瓜的事：

1961年4月26日   种南瓜

        7月3日    第一个南瓜

        8月30日   收瓜250斤（2—3分地）

收下来的南瓜送给食堂，补贴那些粮食不够吃的工人。读到这里，我的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这是一个多么热爱生活的人呀！这个前半身吃了太多的苦，后半身又遭了太多的罪的人，对生活依然真诚，没有因迫害而扭曲，在最最困难的时候，依然温厚善良的对待每一个人。

1976年，父亲陈曙东在西宁的弟弟家去世，远在三门峡劳动改造的他无法赶去，只能在1976年11月16日的信件中写下：

家父于昨日晨在西宁病故……

1979年，68岁的王翰获得平反。长年的翻砂劳动使他染上了严重的矽肺病，手术中取下的肺叶轻轻地放在盘子上，随即就粉碎了。从1958年到1979年，整整21年，他的生命与时间就这样被无聊的运动给浪费掉了。一个人一生有多少个21年可以挥霍呀？在这21年里，他也有过几次可以摆脱困境的机会，但交换条件是昧着良心说话，他放弃了。高中毕业的时候，他曾立志做一位物理学家，以职业之余从事革命的志向。若他当初不选择政治，一定会成为出色的物理学家。

《思痛录》是一本有深度思考的书，作家韦君宜在《思痛录》不止一次提到王翰，他赞王翰有“虽九死其犹未悔”的铮铮铁汉精神，还有一段话，值得今天的我们读一读：

在我所认识的“右派”中，地位高的有柳浞、王翰。也毫不例外，都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我和他们原来没有多少来往。直到1984年，王翰去世，他的妻子张清华来找我，要求帮着写传记，我才知道了他的生平。他是一二九运动在上海的领导者，复旦大学毕业生。在上海领导“社联”时，他就主张不能以工农党员的多寡作为标准来判断支部工作的优劣(这是可笑的标准！在这种标准推行下，有的被“发展”的工人党员竟不知道自己是党员)。后来在新四军五师任政治部副主任时，他给战士编课本教文化，使用大学生干部做政治工作，当时就受到很多非议。建国后在中央监察部任副部长，主张学业务，主张做监察工作要熟悉经济建设，还公开反对过唯成份论。就为这些，把一个功勋卓著的老干部打成右派，去当了十六年的铁工。劳动改造，不摘帽子。看了他的材料，实在使人觉得毫无公理可言。我又一次觉得有些人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然的憎恨。如果是出身工农的干部，有王翰这样参加新四军建军和开辟中原“解放区”等功劳，怎么也不可能打成敌人吧。

1981年1月2日，王翰溘然长逝。1998年，《王翰传》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江泽民题词，革命信念，始终如一。他用21年的屈辱赢得了历史的敬重，不过这代价太大了。我经常想，当我们遇到人生的岔路时，是应该坚持真理，保持孤独的清醒？还是委曲求全，跟着时代一起发疯？细细分析那个年代很多选择自保甚至不惜落井下石的人，最后只是换得一时的平安，也有的人并没有换得平安，而是获得更大的灾难，此后的大半生，活在自责的惭愧里，而他可以很坦然地对这个世界说，我问心无愧。

这是一个让人敬爱又很心疼的名字，他的清正之气，令我心生庄严。

转自《新浪网》彭淑玲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