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符事迹，今已无可考，仅县治中之《平倭碑》，记其与贾勇等在庙湾平倭事。碑记云：“时嘉靖丁巳（三十六年）夏五月，有大洋倭寇四千余众，突犯江北通、泰滨海地方，内外警动。彼该协守浙直副总兵卢镗，奉总督浙直福建等处军务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胡宗宪钧牌，及该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等处右都御史王诰，提督操江右佥都御史高捷，总督漕粮巡抚应天等府地方右都御史赵忻，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马斯臧，苏松常镇淮徐兵备副使于德昌，监军主事叶可成，淮扬等府知府姚鋐、刘崇文等，同知唐维，山阳等县知县田孔阳等，计议齐助兵船粮饷器械，随统游击史符指挥，彭顾【鹤】年、杨伯乔、周官士【土】官彭志宪、张志宪、伍维统（【唐注】此处句读事关传主，余以为正确的读法当为“随统游击史符，指挥彭顾年、杨伯乔、周官，土官彭志宪、张志宪、伍维统”）、定海卫义民李武、张达，及钦依海防把总贾勇等，率汉土等兵三十【千】余名〖前赴〗应援，〖截〗杀至湾头杨子桥、王家庄，三战三胜，贼皆挫败而【西】走。六月十五日，追至淮安庙湾地方，十七、十八等日，在于蛤蜊港海口，与贼鏖战，用鸟嘴铳打沉贼船二十余只，伤死倭贼无算，俘斩首从，夺获兵器及被掠妇女解报。残倭大败，负伤堕【坠】胆，逃遁开洋，地方遂宁，军民安堵。是役也，固由将士之用命，督府、按道、府县勤劳，皆赖国祚之威灵，圣神之显赫。此所以南都、运道，俱保无虞。理合捐修关帝【王】庙宇，立石〖建〗碑以识之，庶垂永久。喻口巡检尹民安、钟信、司使王宪、徐天爵、许公言、李芳、庙湾巡检王廷标、盐大使白景时、盐城等处海防把总贾勇。”

　　按，据光绪《阜宁县志》《兵戎》门，倭系是年三月，自“金沙登岸，转掠各州县，由盐城至庙湾，燔毁民居。”至“六月，兵备副使于德昌，督水兵击倭于东乡。参将刘显亦率苗兵来击之，追至庙湾蛤蜊港海口，杀伤无算，残寇开洋东去。”其“走云梯关者，亦自刀门港遁。”与碑记所载正符。光绪《盐城志》《武备》门亦云：“嘉靖三十六年三月，倭寇淮安府诸县，溯东乡，由盐城至庙湾。”《方舆纪要》云：“嘉靖中，倭贼自山阳大海口阑入县境，官军据岸（范公堤）遇之，贼不能前。”亦皆合，且足参证。又嘉靖三十八年，倭亦曾来犯，光绪《阜宁县志》：“三十八年四月，倭数百艘寇海门，巡抚李遂语诸将曰：‘贼自泰州逼天长、凤、泗，陵寝惊矣；由黄桥逼瓜、仪以摇南都，运道梗矣。若从富安沿海，东至庙湾，则绝地也。’督副使刘景韶、游击邱升，分道御之，三战皆捷，贼沿海东掠。遂喜曰：‘贼无能为矣。’令景韶、升尾之，而致贼于庙湾。复虑贼突犯淮安，乃督参将曹克新等御之姚家荡。会通政唐顺之、副总兵刘显来援，贼大败走，以余众保庙湾据险不出。”攻之月余，（《庙湾镇志》云：“斩首四千余级。”）不克。遂令景韶塞堑夷木，压垒阵，大焚其舟。贼乘夜雨潜遁，官军据其巢，追至虾子港，江北倭悉平。（《明史·李遂传》）《盐城志》所载同，并云“三十八年，通政唐顺之视师盐城，委王信查东南海口，倭寇大至，距盐城半里许，一酋跃马冲北门，城上竞射之，酋中流矢而去。”又注：“姚家荡在淮安府盐城县西北，为濒海重镇。”嗣后，万历十九年，倭警又棘，“尚书李戴请筑城以备倭，于是设海防同知，设游击，庙湾始为重镇。”然“海氛仍时炽，崇祯初，把总张应龙，尚有大洋之捷。”（《庙湾镇志》）查今县志《古迹》门，有防倭城：“在云梯关。宋、元以前，当淮河之口。其后沙滩东滩，有大套十余，形若云梯，因各【名】。明代，关为防倭重镇，筑城五座。设大河卫，指挥领兵防守。今圮。”按，即北沙东北，又称防倭五城，即当时之遗迹。又云，有“铁炮，在定海门内，明万历时防倭所铸”，今亦失传。又据《湖乡分志》，有《竹园赵》：“在东沟镇西北。明农民赵姓，值倭乱，仓卒匿竹园，得免于难。乃聚家卜筑于斯。千亩筼筜，四围寒碧，居然胜境。”今亦废。仅有倭囚港，系丛葬倭寇处，今尚存，惟不见县志。

　　按：据《涌幢小品》卷三十《平倭》，是年在江北之倭数及七千，北枝据淮安之庙湾，南枝据扬州之如皋，此当是其分枝也。

　　【唐注一】此传所据乃庙湾《平倭碑记》。此碑记光绪11年本《阜宁县志》与民国21年本《阜宁县志》所载颇多异文，而令人奇怪的是，先出的碑记简而疏，后出的碑记密而备，或均传抄而非据碑实记？阿英所依乃光绪11年本，此本中由以立碑人贾勇自列名于碑记之中，似不可理解（光绪《盐城县志·职官》录有贾勇，然未言其为盐城或阜宁人氏）。此处录存民国21年本《阜宁县志》所载碑记（与光绪11年本《阜宁县志》所载碑记同者，以楷体标注）：时嘉靖丁巳夏五月，有大洋倭寇四千余众，突犯江北通、泰滨海地方，内外警动。彼该钦差协守浙直等处地方副总兵卢镗，奉钦差总督浙直福建等处军务兼巡抚浙江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胡宗宪钧牌，及该钦差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等处都察院、右都御史王诰，钦差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高捷，钦差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兼（光绪11年本作总督漕粮）巡抚应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赵忻，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马斯臧、尚维扬、邵维中、张九功、胡应文，苏松常镇淮徐兵备副使于德昌、熊勉学、马慎、熊桴，监军主事蒋孝、叶可成，淮扬等府知府石茂华、刘学文、黎遵训、都文鉴、温景葵，（光绪11年本作姚鋐、刘崇文等），同知唐维，山阳等县知县田孔阳等，计议齐助兵船粮饷器械，随统游击史符、原颐，辰州卫指挥彭鹤年、杨伯乔、周官，土官彭志显（光绪11年本作彭志宪，并有张志宪）、张空、张显、广东指挥伍维统，定海卫义民李武、张达，直隶长洲等县武生汪时中等（光绪11年本此处有及钦依海防把总贾勇等），率汉土等兵三千余名前赴应援，截杀至湾头杨子桥、王家庄，三战三胜，贼皆挫败而走。六月十五日，追至淮安庙湾地方，十七、十八等日，在蛤蜊港海口与贼鏖战，用鸟嘴铳打沉贼船二十余只，伤死倭贼无算，俘斩首从，夺获兵器及被掠妇女解报。残倭大败，负伤坠胆，逃遁开洋，地方遂宁，军民安堵。是役也，固由将士之用命，督府、按道、府县勤劳，皆赖国祚之威灵，圣神之显赫。此所以南都、运道，俱保无虞。理合捐修关王庙宇，立石建碑以识之，庶垂永久。喻口巡检尹民安、钟信、司使王宪、徐天爵、许公言、李芳、庙湾巡检王廷标、盐大使白景时、盐城等处海防把总贾勇。

　　1992年版《阜宁县志》在《文化篇》亦录有《平倭碑记》，所据为光绪11年本《阜宁县志》所载，所不同的“凤阳”作“凤扬”、“圣神”作“神圣”。另外“随统游击史符指挥彭鹤年、杨伯乔、周官土官彭志宪、张志宪、伍维统”，其句读与阿英不同，亦由“指挥”处作另句起。此志注云：“平倭碑原立于东关帝庙，民国年间移至国民教育馆。民国33年（1944年）9月，阿英至公园遍访未得，有云掩埋。”然此志未记光绪11年本与民国21年本《阜宁县志》所载两碑异同，更未语及其原因。

　　【唐注二】据上所录，两碑记其大略实一致，然则阿英专为“史符”立传则有可议。其以“随统游击史符指挥”为句，似可商榷，似乎是说此役统由“史符”指挥，其实同为随统游击的是史符和原颐两人，“指挥”则是彭鹤年等人的军职，并非今之动词。由此两碑细观，此役挂帅者乃抗倭名将卢镗、胡宗宪，实际指挥者于德昌，史符及以下皆为应援诸军。《盐城市志·军事》记载此役，云：“六月，明将兵备副使余德昌督水陆兵在东乡痛击倭寇，参将刘显率兵增援，明军追杀至庙湾，倭寇逃窜至蛤蜊港。”大致如此，只是将主将“于德昌”记作“余德昌”，不知何据。故若立传，当以于德昌为传主，其他人员为附记似更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