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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湖组织志上，我看到了一个让我惊讶的名字，孙兰。这个名字我最早是在《鲁迅日记》里看到的，日记的注解提到她是盐城人，自然会多留一点心。后来在一些资料中看到她曾随新四军来盐城，但没想到的是竟然在建湖工作过。

《鲁迅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1933年3月13日，午后韦姑娘来。1934年10月28日，晚得韦伊兰信片。1934年10月29日，上午访伊兰。1934年11月22日，得伊兰信。1935年11月11日，得韦女士信。在鲁迅先生的日记里，韦姑娘，韦伊兰，伊兰，韦女士，说的都是孙兰，想来鲁迅先生是很熟悉孙兰的，孙兰当时20岁，正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并参加了左联，是学生运动的骨干。

组织志上记载孙兰在建湖的具体工作时间为1942年5月至1944年11月，有两年半时间，职务是文教科科长，文教科科长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局长，那时候孙兰30岁。1942年时是抗日战争时期，建阳县1941年才建立民主政府，所有的工作还处于地下状态，生活工作条件的艰苦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像的，办公室什么的自然是谈不上的，借用的是高作长北滩的王氏祠堂，工作人员多半在乡民家里吃住，乡民多半住的是低矮的茅草屋，吃的与乡民也是同样的，夏天在河里游泳代替洗澡，那苦是我们今天的人无法想像的。

我身边有上了年岁的老人还记得孙兰，说她很漂亮、洋气，为人热情又谦和，冬天时喜欢围一条围巾，有时也与当地人一样，赤脚穿草鞋。她在这里搞教改，带着学生们开展跑反教学、游击教学、民主教学，上冈中学、海南中学、楼夏的群英中学她都去过，去时会单独给学校的女学生讲生理卫生，给落后的乡村带来新鲜洋气的生活。1943年9月，抗日民主政府在高作的王家祠堂办青年干部学校，说是学校，也就是70个人的一个班级，孙兰既是校长，又是教员，她的风采折服了许多青年人。在她的帮助下，高作组建了文工团，私下里，她用自己的银元买东西给演员们吃。一个已经有见过了大世面，内心有大视野的年轻女孩子，那么自然地接受了现实生活的极大落差，在一个近似于农村、消息交通闭塞的小地方工作了两年多，工作起来那么热情，令今天的我们感动并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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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兰，原名韦毓梅，笔名余平、阿平、姜平、余岚、赵岚、林潭，1913年出生，郊区秦南人，家境丰裕，世代为地方望族，父亲是抗战胜利后参与主持审判过陈壁君等战犯的检察官韦维清，沪上名律师。7岁时，孙兰随父母离开盐城去上海读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18岁的孙兰带领学生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痛陈国难，呼吁抗战。1932年5月，19岁的孙兰组织学生到上海南市体育馆听取宋庆龄的演讲和筹备抗日救亡游行，不幸被拘捕，入狱后在父亲的活动下很快就保释出狱，被家里关了一阵子。孙兰的行为与想法，父亲是无法理解并强烈反对的，一个女孩子家，衣食无忧的，何苦去干这随时可能掉脑袋的事情？1934年夏，孙兰瞒着父母来到北平，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从此与家庭彻底决裂了。

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孙兰，先后任社联组长、《清华周刊》书报评介栏编辑、团支部书记，是清华第一个女生革命组织民族武装自卫会的负责人，清华当时最有风采的女学生之一。1934年的清华，自由与民主的氛围特别浓厚，有独立思想与爱国热情的青年人很多，能在一群优秀的青年中被人瞩目，自然有着与众不同的魅力。《蒋南翔传》有这样的记载：韦毓梅当年是女生宿舍的一颗火种，这个人临事总是不慌不忙，很有大将风度，又善于接近群众。她把六个女同学组织起来，这个小组虽然小，但起的作用却很大。这六个女生是许留芬、韦君宜、王作民、鲁心贞、李立睿，其中的许留芬就是今天台湾音乐人王力宏的奶奶。后来她在女生中积极发展会员，最终使全校108名女生一半以上都成为自卫会的成员。蒋南翔就是那位书写《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喊出口号“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后来做过清华大学校长的清华才子。蒋南翔当时是孙兰的男朋友，他们的相爱，完全源于精神上的相知。若是没有战争，他们应该是能走到一起的。

孙兰在清华最著名的历史就是作为一二·九运动的骨干，一二·九运动的发源地是清华大学。1935年12月9日，她组织清华大学的学生写政论时论，游行示威，反对独裁与专制，呼吁民主与自由，她文笔犀利，为当时一般男女同学所不及，是有胆有识的奇女子。后来为躲避搜捕，她还曾与同学在朱自清先生家避过难，朱自清先生为当时的中文系主任。文章《忆孙兰》记载了这件事的细节：1936年2月29日，大批军警闯入清华园搜捕“一二·九”运动积极分子，母亲和八姨（徐骣宝）跟中文系同学韦毓梅（孙兰）躲在佩弦先生家，同去的还有王作民、韦君宜。后来，民主人士章乃器接待了作为北平学生爱国运动代表的孙兰，此外还有陈翰伯（解放后任商务印书馆馆长，国家出版局局长）和陈元（解放后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并带着他们到上海各大学里去演讲，她的口才与风采感染了许多人，一时成为风云人物。

1936年清华大学毕业后，孙兰回到沦为孤岛的上海，和许广平等一起做妇女救亡工作，发动上海妇女参加由何香凝为主席、宋庆龄为名誉主席的上海妇女界抗敌后援会。据说，孙兰的改名与宋庆龄有关，宋庆龄很喜欢这个活泼干练、剪一头短发的女孩子，建议她改叫孙男，后来，这个名字就用了下来，只不过改成了孙兰，取兰字有对花木兰从军的敬佩之意。在上海，孙兰没有具体的职业，相当于一个职业救亡家，做过进步妇女刊物《上海妇女》、《妇女知识丛刊》的副总编辑和撰稿人，因性格豪爽直率，许广平私下里叫她野猫。史料是这样记载这件事的：《上海妇女》编委会成员有许广平、蔡楚吟、郭箴一、朱文央、王季愚、姜平、戚逸影等。此处的姜平就是孙兰的笔名。有关这方面情况，胡乔木在回忆文章中也写过：“一二·九”以后，北平最早派来的是韦毓梅和陈翰伯等三人，韦和我是同乡……韦是先来上海的，以后就留在上海了。1938年春，孙兰和王元化等6人代表上海各界人民赴皖慰问新四军，她向项英赠送锦旗的照片，陈列在安徽省云岭新四军总部旧址纪念馆内。皖南事变期间，孙兰的共产党员身份暴露，在上海已经很危险，便到了苏北解放区，在涟水县加入新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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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兰一生中最闪亮的政治身份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笔下的中国首位女县长，对于女县长一词更准确的定位，是周恩来总理的说法，苏北解放区第一位女县长。请允许我在此长篇转述史沫特莱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的专访文章：

新县长上任不久，淮安县政府的天井里挤满了许多老百姓，“老太婆们穿着满身补丁的斜纹布的棉袄，许多残废人手里拿着杀死汉奸的小纸旗。一个年迈的瞎子跪在地上举着手臂，同样要求把那个曾给他带来不幸的人就在今天执行枪决。”

“我们要县长答复。”老百姓高呼着，过了一会，不知谁说“县长来了”，老百姓顿时欢跃起来。他们还猜测共产党的县长，一定是个身高力大的红脸汉，腰上可能还挎支驳壳枪。可见了面，县长却是位端庄漂亮的大姑娘。她个子不高，穿着新四军制服，短黑的头发很精致地盖在军帽里。 

老百姓们本以为共产党的县长会是一位身材高大、膀粗腰圆的黑脸汉子，那知却是一位端庄秀美的年轻女子：戴着一项压发圆帽，头发很精致地卷在里面，穿一身人们常见的新四军灰布制服，身材纤小而富有活力。

“你就是县长？”“对，我就是县长。”被群众围着的孙兰，站在一把椅子上，霎时间，全场鸦雀无声。孙兰当众宣布，现在就去调查，调查后一定尽快作出裁决。她说：“3天后可到这里来找我，我叫孙兰。” 

史沫特莱评论道，这样的女子按其风度，似乎更适合站在美国大学的讲台上；然而事实上却是在中国荒僻地区的一个县政府大院里，站在长凳上向穷苦的百姓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孙兰做县长时才33岁，还是单身女青年，却有着超前的工作理念，她对工作的理解是当人们表示反对，或者部下并不严肃地遵守命令，苛责无法改变他们的心境，只有工作上进做出成绩，别人才会越来越尊重你，成见自然会被遗忘。孙兰经常穿着红衣的衣服，背个挎包到处跑 ，乡民亲切地称她为红衣女县长。那时候做县长是很危险的，树大招风，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生活上也没有什么待遇可言，孙兰的父亲在听说女儿当县长后曾经说过，她是茅草屋里6块钱（月薪）的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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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兰的文字是很美的，甚至是温情的，若不从事政治，她应该是一位优秀的女作家，这是她曾经写过的一段文字：

淮安是一个可爱的县份。人们说着颇为悦耳的淮腔，有着悠久的文化遗址，出产着大米、小麦、玉米、鲜鱼、藕，住在淮安的人，都会对她眷念起来，我曾步行许多村庄……春天，我们43万人，共同熬过了灾荒，还开了两条河，渔滨河和衡河，这两条河好似淮安的两条动脉，它将减少水灾对淮安人民的威胁……至于我，在这一年中，和淮安人民熟悉了，今天，他们受着灾难，我是绝对要和他们在一起共甘苦的。

这段不长的文字，可以看出她对政治的理解，单纯、热情、理想，她是一个内心多么可爱而又温暖的好女子，愿意用的她聪慧与力量，带领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她是多么希望世界美如天堂，人人活得体面而有尊严。著名学者葛兆光先生在文章《学术的薪火相传》里谈到，他曾经在清华大学旧图书馆里翻捡三四十年代大学生的毕业论文时，看到中文系学生韦毓梅1936年的毕业论文，在序文中韦毓梅追问道：有人总是说如今的学生，他们已经学会了解联互方程式，他们能作解析几何的题目，他们也能懂得生物学、生理学，并且很会背地理、历史，不过，我要问：是不是青年的修养就只限于这些？作为一个学生，孙兰除了拥有扎实的文字功底与宽广的学术视野，还有着对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民族命运的忧心。天下兴亡，一个小女子也有着天大的责任。她曾通过史沫特莱之口寄语美国妇女，当我在清华念书时，我学过很多美国的民主生活和美国妇女的进步。我相信美国妇女要有举动，要求杜鲁门总统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对政治，她也是一个有世界胸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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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内心认同的理想，她愿意付出一切，优越的家庭生活、优秀的爱情对象，甚至生命。但命运并没有厚待孙兰，因为工作的原因，天南海北的分离，她没能同样优秀的蒋南翔先生走到一起，一直到解放后才结婚，已经近40岁了。蒋南翔告别人世时，托人找寻孙兰的孩子，辞世前还不断追问作家韦君宜，给韦毓梅写了悼念文章没有？

解放后，孙兰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先是被迫与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丈夫离婚，带着三个孩子与保姆生活在一起。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孙兰被戴上走资派帽子，连续地批判、游斗。即便这样，在陪斗批判一位领导时，她站出来说，这件事是我干的，责任应由我负。事后女儿问她为什么要这样说，她说谁做的事情谁承担，做人应该这样。她依然是二十多岁清华读书时那个清清白白的学生，没有因为时代而改变，更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现实就像一把锋利的刀，一刀一刀砍在孙兰的心上，对这个世界，她是彻底绝望了。

1968年4月8日，曾经意气风发的清华才女、曾经英姿飒爽的红衣县长，选择用跳楼的方式结束了55岁的生命。孙兰的遭遇是时代的悲哀与耻辱，一个有着高远政治理想的人却死于无知的政治运动中，一个灵魂在高处、良善真诚的女子遇到的却是人间最不堪的侮辱。后来有清华读书选择出国并在国外发展很好的同学回忆说，当时清华大学参加共产党的，多半是一流的拔尖的学生，给他们任何一个平台，他们都可以做得很好。多年以后，作家韦君宜含泪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孙兰会那样死，成为罪犯死在革命成功之后，我是绝对没法梦想到的。你也像那些在前线牺牲的同学一样，流了血。他们的血换来了1949年的新中国，而你的血换来了什么？只换来我们这些老年人将涸的眼泪吗？我很希望再能换来些什么，换不到别的，换来人们的心里动一动、想一想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