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想象，没书的日子。那一定是食之无味、睡不安寝。

　　记得那是1957年。父母在上海，我在江苏建湖老家跟随教书的叔叔读小学。一天，我在叔叔的房间里发现了一本书，叫《封神榜》。书的封面和封底都没有了，书页都发黄了。但那是一本多么奇特的书啊，鬼狐神仙，争奇斗怪，天马行空，令人眼花缭乱，使我爱不释手。虽然里面许多字我不认识，但意思可以“顺”下来，我很快便“啃”完了。从那时起，我对书，尤其是文学书籍，情有独钟。

　　1958年，我回到上海父母身边。当时，除了学习，就是读书。那时，我最爱读诗歌和苏联作家的小说。郭沫若、臧克家、郭小川、贺敬之的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毁灭》、《复活》以及高尔基的许多小说。学校图书馆书不多，我隔三岔五就去借，几年下来，那里的书，我都看得差不多了。

　　那时，我读书，对好的诗，就抄下来。读小说我除了摘抄些精彩的段落，还常常分析作者的写作思路，试图列出写作大纲，以训练自己的写作思维和驾驭篇章结构的能力。

　　记得初一时学校第一次作文比赛我就得了一等奖。我的作文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朗读。书读多了，我就尝试着投稿。当时，我写得最多的是诗歌，但投出去总是石沉大海，或是收到一封简单的退稿信。

　　应该特别感谢的是，从读初中开始，尽管家里很穷，但妈妈省吃俭用，给我订了《少年文艺》、《上海文学》、还有《诗刊》。读高中时，我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校学生会宣传委员，学校的黑板报都是我出的。我的作文常常被老师讲评，还当作范文贴在走廊上。

　　1964年我高考落榜。1965年8月，我支边去了新疆。记得当时吃的东西只带了一包妈妈腌的萝卜干，此外，就是一箱子书，有唐诗、宋词，《古文观止》，毛主席诗词，字典以及先前订阅的一些杂志。这是我最心爱、最贵重的行囊了！1966年暴发了长达10年的“文革”。我的工作单位是农二师勘测队，整年累月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风餐露宿，含辛茹苦，一干就是14年。在那枯燥寂寞的岁月里，唯一能与我心灵对话，带给我慰藉和欢愉的便是书籍。也正是在那时，我才有机会好好地赏读古诗文和认真地学习字典，进行文化补课，为写作打下了基础。而且，我一直在边读边写。当时，我写了厚厚的两本诗，一位武汉水利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也是一个诗歌爱好者，他看了我的诗，赞赏有加。

　　1976年10月，十年浩劫结束，百废俱兴，文艺界也迎来了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新的春天。我让三弟从上海买书寄来，都是当时在新疆还买不到的中外文学经典。过不了几天，就能收到弟弟寄来的书，我称他为“运书大队长”。渐渐地，我家有了千余册书了。

　　1988年3月，我调回老家工作。回迁时，其它的能减则减，唯有书，一本也舍不得落下。结果，光书就装了六七麻袋。那些帮忙收拾行李的人，都说我是书呆子。可他们哪里知道，一个爱读书的人，窗前灯下，一杯清茶，坐拥“书城”，闻着淡淡书香，捧读诗书，与哲人对话，心灵交会，那种快慰，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

　　书读多了，我的写作欲望和热情与日俱增。1982年4月，我的第一首小诗发表，几年间，我的诗歌、散文几乎发遍了新疆的所有报刊。1985年，我加入了新疆巴州作协，并当选为理事，也成为州文学刊物《孔雀河》的编委。调回老家后，我笔耕不辍，至今，我已发表了200多万字的作品，文章散见于全国600多家报刊包括中央各大报刊，并被《读者》、《人民文摘》、《青年文摘》、《意林》、《知音》等众多知名报刊转载，还被30余种丛书选录。退休回沪后，2010年9月，我加入了上海市作协。2009年7月，我的哲理随笔集《每天给自己一个希望》，正式出版发行。我的第二本书即将出版，第三本书也已脱稿。我从一个读书人，成了一个能写书的人，其艰辛和快乐，真是“得失寸心知”了。

　　现在，我的最大乐趣仍是读书。而且，让我欣喜万分的是，上海有世界上一流的图书馆，各种书籍应有尽有，浩如烟海。因此，除了每天在家闲暇读书之外，我三日两头便去图书馆“加餐”、“充电”，一泡就是一整天，乐此不疲。更让我暗自欢喜的是，我读书的兴趣越大，我写作的劲头也越大，文章也时不时见诸报刊。

　　郑板桥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我略作改动“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书；无肉令人瘦，无书令人俗”。我是决心活到老、读到老了，莫道暮年为书痴，有书为伴日月香。

转自《新浪网 崔鹤同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