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岁月人生路。1975年元月，我由于在北京112中学毕业后，没有被分配在北京，又嫌分配到湖南邵阳的兵工厂,山高路远，就放弃了没去。就到当时我父亲所在的石油部下属的管道局工作。单位在河北廊坊，处于北京天津之间，到北京开车1个多小时的样子。当时又正好可招内部职工子女，一时间远在东北西北边远省份，或农村地区的有关系人员，纷纷托关系，走后门，来到设在廊坊的管道局下属各单位。还有人编了顺口溜：“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除了京津，就是廊坊”。可见对当时想进北京而又苦于无门路的人,廊坊的跳板作用有多吸引人呐！

 

当时被管道局招工的年轻人，大多数是要下一线的，就是到外地外省当建设管道和管理管道输油的第一线工人。我听说管道局医院要办个护训班，既可逃避下一线，又能先学习基础医学常识，就选了上护训班。

 

那时的管道局医院，就是在黄沙盐碱地上，用铁丝网围个院，里面是一排排用木板组装的简易平房，和一排排用帆布搭成的帐篷，我们就生活学习在这里。

 

因为来此，有的人为暂时过渡，有的则怀着其它目的。那时正是极左思潮时代，还要政治上假装进步。看你是不是革命和能不能吃苦有很大关联。你被认定是“革命的”，才有机会入党，提干，涨工资。所以大家暂时还是随遇而安，并用不同方式表现着自己政治上最“革命”的一面。

 

为争夺好机会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记得一个叫蔡红的女同志，二十几岁的年纪。其舅舅是中国医学界的泰斗：吴阶平、吴蔚然，其父当时是北京阜外医院院长。为了表现革命化，本来是属坐在科室里工作的，可是她却经常穿着一身石油工人的竖道道的蓝棉袄棉裤，和电工师傅们一样爬到电线杆上架电线。人越多的地方她干的越来劲。蔡红，真不愧为那个时代医院中越朴素越革命，越能吃苦越革命的典型人物了。

 

还有一个医院的女医生，她给江青写了封效忠信。大意是，劝江青应当接毛主席班，当中国共产党主席。那极左思潮当道的疯狂年代，这种敢于出卖自己灵魂，指鹿为马者是大有人在的。

 

和我同住一个拱棚宿舍的是病理科主任名叫徐邦宁，长得挺文气。此人有两大嗜好：其一就是在宿舍和科室里来回挪动家具物品，并重新摆放。那时没条件让夫妻同居，夫妻要分别住到男女宿舍中。原来带来的大型家具如大立柜，五斗橱等就壅塞在男女宿舍的众多的单人床之间。我有时上午去上课，几节课回来时，宿舍已被徐邦宁搞的面目全非了！我还要在十几个床中，找到我那被挪走的床。并且隔三五天，他又会挪动一次。我真不明白，当时这老徐也快60岁的人了，哪来这么大劲？

 

其二是爱和人握手。不论时间地点见人就握。经常半夜我已睡着了，会有一只手从蚊帐外伸进来，碰醒我，然后和我握手，并致问候。开始我也极不习惯于此，日子长了，我们同宿舍的人都习以为常了。见了老徐甚至不自觉的主动把手伸出来，等着握，哈哈……这就叫见怪不怪。

 

那时吃饭要到木板搭建的简易食堂窗口，排长队打饭。见到长着斗鸡眼的食堂司务小宋师傅，就算见着饭了。然后找个苍蝇少的地方，往地上一蹲就开吃了。一天我和一个叫高增良的医生就近吃饭，高医生忽然诗兴大发，蹲在地上，微微扬起脖子，背诵起曹操的诗《薤露行》来，从头到尾，朗朗上口，竟一字不差。这在那黄沙地上，到处文革语言盛行的帐篷堆中，也算别具一格的小景吧。大约二十年后，听人讲，高增良医生当了管道局医院的副院长，我也感到属于物有所值啊！

 

1975年时的院长姓张。其人最爱作报告，且孤芳自赏。经常要全院职工大集合，下面大小凳子参差不齐，黑乎乎坐一大群人。他老人家坐在面对大家的一个三屉桌后，拿着像一本书厚的讲话稿。开讲之后，说的津津有味，吐沫横飞，其内容基本是当时报纸上的大话、空话、套话、假话。讲到高潮处，他会音调突然升的很高，且他老人家脸上，也会面皮转红，眉飞色舞起来！一讲就是几个小时，真算得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下面的人几乎是似睡非睡。

 

还有个小个子姓石的女医生，常常在全院集体建院劳动还没有结束时，推起自行车就走。然后脸对着正在干活的大家，也包括院领导在内，大喊一声：“给何书记做饭去！”何书记何许人也？当时是管道局党委书记，全局一把手，医院只是何领导下的一个小单位而已。石医生的丈夫当时是何书记的秘书，何在廊坊期间可能为便于被照顾，临时住在刘秘书家，故而出现上面给“给何书记做饭去”的一幕。

 

管道局地处廊坊，天高皇帝远，何书记在管道局可谓万人之上，一言九鼎。其时石医生的丈夫能给何书记当唯一的秘书，也算得上是“相府门前七品官”了。能给何书记做饭，那时也可谓一件光荣而又重要，带有点政治意味而又不是太小的事。十几年后，听说刘秘书也当了管道局党委书记，一把手。

 

我在医院也有几个要好朋友，其中一个是眼科林医生。因吃饭时就近聊天熟悉了。后来我们经常打了饭在眼科那间木板房中，边吃边聊。林是北京长大的，一口京腔，我们聊的范围先是医院的新闻，然后聊北京的历史与今天，聊协和医院名医们的趣闻，如：张孝骞、林巧稚、张劲松等，聊王府井大街和北京的胡同的变迁。

 

接触之中我发现林是个比较认真的人，他开药方会写成很规范的拉丁文药方，他给病人检查时很慢很细。那时“文革”并没有真正结束，解放前甚至文革前的，规范医学教育早已经被一风吹了。但林的许多言行都在严格恪守文革前的正规医学院教育的规范。所以在管道局医院的几十年风雨中，林肯还是顶着困难发明了部分眼科诊断器材并申请了专利，及在屈光和弱视治疗方面有所建树！有一年，我无意翻到一本《中国名人词典》，发现林医生也名列其上，介绍他的眼科专利发明等。他喜欢《渔光曲》那样的老歌，是京剧的票友，还是民国时期老唱片的发烧友，文学造诣也不错。我那时才不满20岁，只受过文革期间的初中教育，可能还不如现在小学毕业的文化，所以他无形中成了我的启蒙人。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医学、历史、文学、民俗知识，渐渐我们变成无话不谈的好友。

 

后来的几十年岁月，我们一直是亲密的朋友。对他的命运我一直关注：林的父亲叫林子瑾，辛亥革命后，曾发表《郑成功》的诗篇，内容是“一线延明赐姓朱，台、澎割据势终孤；千秋倘有英灵在，喜看孙、黄覆曼殊！”这是在日寇统治下的台湾，明确表示热烈欢迎辛亥革命。林子瑾是台湾第一批北漂人，在1912年就独立斥资修建了利国利民的京古公路（就是现在京顺路前身）。同时与连战的爷爷连横（雅堂）吴子瑜一同，毅然恢复为中国籍并传为历史佳话。后在北京娶了出身于名门、能讲一口流利英语、毕业于美国教会办的协和护校的孙培宜女士为夫人。（前几天我才收到林的通知：其母孙培宜老人于12年3月以百岁高龄驾鹤西游。）婚礼的证婚人是吴佩孚。并生下林医生四兄弟，林的同父异母的哥哥林云，在十二三岁时常跑到他家隔壁的雍和宫中玩，后竟鬼使神差的成为藏传佛教中的一支黑教密宗的传人。再后来，林云在台湾，美国有了众多弟子，人称林云大师。在与林的长期接触中我深刻体会到，像林这样出生于49年前其家境都是鼎盛的名门望族，又突然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及共产党解放中国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其家庭靠劳动致富的大量家产，被没收后，导致家道急剧中落，很快沦为寻常百姓。1949年后的几十年中，他们的家族又在贫穷和政治的漩涡中，随波逐流，飘来荡去。这一切变故造成他的内心世界，有多少失落，痛苦，纠结与无助……

 

在管道局医院时期，也常听人讲，某某医生是任弼时的侄女，某某人是石油部某部长的女儿。总之当时的管道局医院中藏龙卧虎，文革中被整下台的，身居北京的部分高干高知们的后代，一时进不了北京，就窝居此地，等待时机。比如其父母突然解放了，又或找到石油部上层的路子了，便会一下跳入北京。几十年过去了，那些大凡有点背景的，确实一个个都离开廊坊进京了。

 

我们的护训班约40几人，只有三个男生，可谓阴盛阳衰。各科老师就是本院调来的各科医生。班主任是两个女的，一个姓曾，一个姓那。上课在木板房中土地上每人发一个小马扎，排排坐。记录本放在自己腿上，虽然简陋，但好在算参加正式工作了，有了每月20元的工资，同时，还可学知识又不用到野外干活，所以有此不是机会的机会，我还会时不时的感到沾沾自喜。人的满足是在比较中产生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和坏标准，这话特靠谱！     

 

一天我们正在上课时，坐我旁边一女生来晚了，就借我笔记抄。我一看她的字写的十分漂亮，见她的服装在当时也算洋气了，印象不错。后来我们就小声聊起天来，聊到中国上层的事时，我讲“听说周总理生病了”，她讲“住院了”，我问“那所医院”，她讲：“305医院”。那时毛和周的病情都是绝密的事，住在哪更没人知道。我不无怀疑地问：“你怎么知道的？”她讲：“周是我爷爷。”听到此话我感到一股热血冲到头顶。72年以后，林彪不在了，周总理贵为中国二号人物，其地位非同小可，真可谓：一人之下，数亿人之上！从那次聊天后我们就逐渐熟悉起来了，也知道了她名叫孙小兰。

 

一次，孙小兰当时有一台带着皮套的，红灯牌八个管的半导体收音机，那个年代就算是奢侈品了。我问她多少钱买的，她告诉我：“是我爷爷送的”，并从箱子中拿出一封用毛笔写的信，全文是“兰兰：托人给你捎去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希望你听北京的声音。爷爷：周恩来”。

 

几天后，我们班的同学正在建院劳动时，突然来了辆吉普车，下来两个人，找到我们老师讲了一会话，就把孙小兰接回北京去了。她临走前告诉我：“我爸爸从监狱刚刚放出来了，我爸爸是演员金山，来接我的是演《水手长的故事》影片中的演员，他和我爸爸同属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她还叫我回北京时去她家玩，见见他爸爸。

 

周末我回北京，就照孙留的地址，去了她位于东四南大街上，青年艺术剧院中的家。到她家后我看见了她爸金山，大概60多岁的样子，带着一副金色秀琅镜，面皮干干的，黄黄的，眼泡肿钟的，比较瘦弱。金山不但笑容可掬且对我非常热情，和他聊起天来也没有感到半点生疏感。我们谈到三十年代的上海，谈到左联和郭沫若等人物，金山讲这些都是他非常熟悉的人和事，并叫家中一个老保姆给我准备了一份像模像样的西式早餐，这在那个岁月里实属奢侈了。

 

当时她家也是临时的家，就是原来文革时，堆放她家被没收的东西的仓库。两间大平房连在一起可能有100多平方米。屋中围着墙放了有二三十个高到房顶的书柜，里面都是满满的书，还有红木的其它家具，看得出来，这些东西如放在豪华高大的房子中，在那个年代应属非富即贵的阶层。孙小兰告诉我：“文革前我家在北京饭店西边南夹道，及原张自忠住的漂亮的四合院。文革父母出事后，才把我家东西强迫搬到这仓库里来的。”后经其它朋友告诉我才知道，金山原来是演过很有名的影片《夜半歌声》的男主角宋丹萍，也出演过我自己也曾看过的影片《风暴》中的大律师施洋。是四、五十年代中国电影界的明星人物。

 

金山释放回家后，失眠很严重，当时医院看病一要单位介绍信，医生可能怕开安眠药类的人用于自杀，只给开1-2次的量，当时好像金山人虽放出，党籍之类都没恢复呢，连看病的医院医疗关系都还不健全。孙小兰问我能否帮她爸想办法开些安眠药。我就去附近的协和医院找了个熟悉的医生，开出能吃很多次的安眠药鲁米那送给金山。金山对我此举很满意。叫我周末休息时一定来他家玩，并一起吃饭。由于金山的热情相邀，那段时间的周末，我成了金山家的座上宾。连着几个周末都去了他家。金山还叫我到他家的书柜中拿书看，对我讲，青年人就要多读书等等。本来我看见书柜中有套《金瓶梅》，当时社会上根本见不到此书，我本想借了看看，去取书时却发现已没了。我问孙小兰那套书哪去了？孙讲他爸在看。我后来果然在金山床头看到《金瓶梅》放在那。后来我又发现一套《沫若文集》共有十几册，我就一次借一本，还了再借。

 

在金山家我又了解到孙小兰的妈妈叫孙维世，是革命先烈孙炳文和延安时期的“妈妈同志”任锐的女儿。1937年后孙维世投奔延安，周恩来和邓颖超专门给任锐写了信，正式要求将孙维世收为了养女。并一直视同己出，十分关爱。他们的养父母与养女的关系一直维持到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被江青及死党残忍地整死在北京公安局拘留所里。孙小兰告诉我：“我爷爷周恩来本来是个掌控全国公安系统的人。由于江青授意北京公安局死党刘传新将我妈名子改为孙伪士，我爷爷居然找不到我妈关在哪。”“我妈小名也叫小兰，因为爱我至深，也给我起名小兰”。孙还拿出许多她小时候她妈妈孙维世抱着她或搂着她和周恩来邓颖超在中南海居所西花厅，及在北戴河的合影。照片上的孙维世穿戴洋气，高挑，漂亮，张大嘴笑起来很像梦露的嘴。从她满脸灿烂的笑容及无拘无束的站姿来看，不难判断她当时生活在幸福的氛围中。据后来揭露出的情况，孙维世死时被脱的一丝不挂，并带着手铐。且头颅里还被定进了一颗长铁钉。死后的骨灰被人授意当垃圾扔掉了。这是当年周恩来在江青威逼下，被迫批捕自己养女孙维世时，万万没有想到的悲惨结局。百般无奈之中的周恩来，愤而将此情况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专为孙案发表了著名的“监管指示”。大意是：把犯人当人看，不要虐待，要给饭吃，给水喝等等。据说全国监狱都向犯人传达了毛的这个指示。

 

记得在1975年的一天，孙小兰还带我骑自行车到香山公园附近的万安公墓。看过她的1925年就是中共党员的外婆的墓。墓碑上清晰的留着周恩来手书“任锐同志之墓”。几十年后的2010年我又去万安公墓时，看到任锐同志的墓还在那里，似比以前墓碑大了不少，且有成捆的虽已残败了的鲜花放在墓上，说明此墓其间经过重新修葺，且不久前还有人来祭扫过。

 

在金山家里，我认识了一些常来他家的亲朋好友。如孙泱，原名孙宁世的家人。孙泱是孙维世的亲哥哥，也是老革命，听说给朱德做过多年秘书。朱德和孙维世的爸爸孙炳文同是四川老乡，同样参加过辛亥革命，同在蔡锷手下任职时结了金兰之交。后又同乘法国邮轮“安吉尔斯”号去德国勤工俭学。

 

1922年两人都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只是孙炳文命运多桀，在1927年4.12事变发生后，被国民党右派褚民谊指认而被捕，经蒋介石亲自下令杀害。看来朱德用孙泱也是带有一点怀念故人感情色彩的。孙泱离开朱德处又到人民大学当副校长，当时的校长是党内四老之一的吴玉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67年10月6日，孙泱被活活整死在人大一地下室中。

 

我在金山家见过孙泱生前的夫人叫石崎。印象中她当时有四、五十岁了，但仍然风韵犹存。我想她年轻时绝对是个大美人！1975年我和原孙泱的夫人见面时，她当时已转嫁给解放军中的某位高干了，已是别人的夫人了。正可谓，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也见过孙泱的女儿叫孙（滨）盘盘，虽然年轻，皮肤也很白晰，但看起来远没有她妈妈漂亮。岁月如烟，很多年后我在报纸上看到孙泱的女儿，在巴西写文章纪念她爸爸孙泱和姑姑孙维世，不知是不是孙盘盘，也不知她这些年过的怎样？

 

还有个在金山家认识的男人忘了他叫什么名子了，他说能把我和孙小兰介绍到新疆军区文工团去，当时年轻还真有点动心想去，后来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在金山家有一个大庆油田来的胖女人好搞笑，她本是孙小兰在大庆期间的朋友，来时还管金山叫叔叔，在金山家住了一两天后又管金山叫爸爸了。

 

有一个人，当时那段时间几乎天天来金山家。这人就是孙维世的亲妹妹孙新世。孙新世自己的家在中关村，我曾和孙小兰去过，好像是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宿舍。住在二楼一个有两个房间的，十分普通的单元。其丈夫是个老实本分，十分瘦弱，又沉默寡言的知识分子。

 

好景不长，我在金山家的座上宾待遇发生了动摇。先是金山当着我的面，拉下脸来训斥孙小兰没规矩，不懂事。后来又讲《沫若文集》丢了好几本。我是曾经借过他家《沫若文集》看的，但确实都还了，当时借，也是还一本借一本，不可能同时拿几本不还。再后来，我发现在他家书柜上贴了一张金山手书的纸条“未经本人许可，任何人不得私自拿书，金山。”看到这张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纸条，就像看到逐客令，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去过他家了。之后孙小兰告诉我，她和金山也闹翻，被清出家门，再后来听孙小兰讲，这一切可能与金山又要结婚有关系吧。

 

 1977年至1979年我与孙小兰一直未曾谋面，也未联络过。1980年后和她有过几次联系，一次好像在1980年6月，她打电话叫我到北京民族饭店见她的一个朋友，我就带着当时的女友（我的太太马兰）先骑车到北京民族饭店附近，把车先放在那里。那时进这种涉外酒店门口还有人站岗，问你找谁，那房间等，问清了才能进去。我们当时从没来过这种住外国人的饭店（涉外饭店），也没走过转门，第一次转进去又转了出来。最后还是找到那人的房间。见到一个漂亮洋气的约40多岁的女人，给我一张香气腾腾的名片，上书：姜玲玲。姜的儿子那天也在场，姜说儿子是在日本商社工作，什么叫商社我也是一头雾水。记得屋中飘荡着好闻的鲜花味道，姜玲玲请我们吃冰箱里拿出的巧克力，当时的我还没见过这种小冰箱也未见过那种国外的巧克力。反正周围的氛围，让我感觉人家特高档，并觉得自己土的掉渣。聊会天我们就离开了，现在想起来，也不知当时为何去，目的是什么？可能孙小兰就是让我这土鳖见识见识吧！

 

另一次是在1981年吧，孙小兰带来两兄弟港商来北京。兄弟俩到北京是要买出口的煤炭。可能孙讲她北京熟，有这方面路子。当时那兄弟俩和孙都住在位于雍和宫附近的北新桥三条的华侨酒店。我就被叫去了。谈的内容是帮他们弄煤。可能是孙讲我爸爸是国家物资部的，也负责管煤的调配之类。他们兄弟俩也是新手，不懂门道，就带着孙来京了。我和孙小兰一时也有好几年未见面了。这次见面后我才搞懂，这出口煤当年是归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专营的，和其它部门没关系。

 

不过，这次孙小兰带陈家兄弟来京，也没做成买出口煤炭这单生意。却让我家有了一台叫人羡慕不已的大彩电，且用了市场价一半的钱。又叫我添了一台当时叫青年人一看能流口水的雅马哈50型小摩托，某种意义上讲是孙小兰帮我脱贫小富起来！

 

我最后一次和孙小兰见面，是约一年后的1982年，我出差到南京。孙小兰当时在南京郊区尧化门附近的一个属石油部华东输油管理局的输油泵站上工作。她看上去生活满清贫的。她告诉我她是从设在中国最北端一个叫太阳升的输油泵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托人才调到这个当时中国最南端的输油泵站工作。是当时输油管线泵站中，离上海最近的一个。记得当时好像我们俩个人因各怀心事，心情都不太好。

 

我问孙小兰：“那你家在北京，你妈及家族又那么优秀，算得上皇亲国戚了，你怎么跑到远离北京的大庆油田参加工作呢？”孙小兰讲：“一九六几年，我妈妈听从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工业学大庆，到大庆创作歌颂大庆人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的话剧，经我妈妈深入实际体会生活，创作出话剧‘初升的太阳’，那时把我也带到大庆油田，后文革发生，我妈出事了，顾不得我了，我也就留在大庆参加了工作”。听到这我想起，我也曾在北京我们家住的机关大院礼堂看过一场话剧叫‘初升的太阳’，演的就是大庆人先生产，后生活，住什么“干打磊”的土坯房之类的内容。那次和孙小兰南京见面是1982年里吧，到现在2012年掐指算来整整30年过去了，孙小兰其人如同泥牛入海再无任何音讯。30年期间，曾听到石油部医院的同学谈到她时讲：“孙小兰并不是孙维世的亲生女儿，是养女，孙小兰的本名叫欧阳世冰，就是世界上的一块冰的意思”，“现在孙小兰在加拿大以卖大饼为生呢”……等等，听到这些小道传闻除了给孙晓兰多少增加了点神秘色彩外，我并不以为然，不管孙小兰是谁亲生的孩子，就我对她的了解，她的内心始终认定孙维世是她的妈妈。果真如小道传闻的话，那么孙小兰的人生只会被点缀上更多的悲剧色彩！不管她如今身处世界那个角落，我都真心的希望她，能坦然的接受这个世界的现实，淡定的度过生命中的每一天！

 

1976年我随我们护训班在北京塔院附近的，北医三院实习了近一年 。限于当时管道局医院的条件，我们在本院学的人体解剖，只是纸上谈兵而已。我对人体真正的认知，是护训班组织在当时的北京第二医学院解剖教研室实习时。进到教研室，里面有个游泳池般大水泥池，只见俩医工穿着连身的胶衣裤进入水池，将人体死尸，重重的摔到教研室的水泥地面上。我的直接印象是：人死了什么也不是了，和畜牲没有区别。接着我们旁观了，解剖老师专业的，将一个完整的人体死尸，从皮肤开始一层一层剥开，直到剩下一副骨头架子，我真正看清了人体的所有构件，深深感到：人就是一种有着206块骨头，12对脑神经，九大系统和若干块肌肉组成的灵长类的动物。

 

在北医三院科室实习期间。约1976年4月的一天晚上，我正在急诊室值班，外边推进一胖老头。来时已神智不清，年老，昏迷，很快进了急救室，血压基本测不到，用手电筒照照瞳孔已失去反射，当时心电图基本确诊为“心肌梗塞”，先输上氧气，吸痰。此时老人呼吸突然停止，当时的对策就是：先行胸外心脏按摩，看到心电图显示仪心跳几下又没了，看来作用不大，下一步进行电击心脏术，经数次电击，仍然无效，在病人进急救室20分钟左右，就宣告了病人死亡，放弃了任何抢救。死亡病人要有一个简单病例及抢救记录，当询问死者家属时才知道死者为著名教授郭大力，是一个曾经从1928年“大革命”失败后，就开始在万般困苦之中，持之以恒地将马克思的《资本论》翻译成中文。对于介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功不可没！因北医三院离北大清华，和国家一些重点理论机构都很近，据急诊室老人讲，常常有着书立说的大家名家，和这个郭大力教授一样突然推来，抢救无效，很快又推到太平间去了。

 

我上中学以后对文史哲很感兴趣。对如郭大力、冯友兰、任继愈等大家不但了解且十分崇敬，今天亲眼目睹郭大力教授推来20多分钟，不明不白就没了，心中真是五味杂陈。主要感到一方面，人的生命如此脆弱，而医学上对这些危重病人，也没什么回天之力。看来，上帝在生老病死问题上并不偏爱大学问家们。

 

1976年4月5日清明节那天早上，我在北医三院值完夜班后。约上我的一个对中国历史和命运都颇具热情的发小好友宋小海，一起上了天安门广场。到了广场，只见人山人海，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半，已被花圈，松枝及白花遮满了。以悼念周恩来为主要内容，及映射四人帮的诗篇，贴满这些花圈松枝，及纪念碑外围的环绕的铁链上。如“秦王暴政的时代就要过去了”、“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酒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当时站在纪念碑上可能是马泰效应，我还年轻的心顿时悲壮起来，看到周围群情激昂的人们，在高声朗诵着悼念周的诗词，在声情并茂的，演讲对准四人帮的檄文。我曾几次感到热泪盈眶。当时我内心也真在为周恩来叫屈。在我心目中周恩来总理的，正面且高大的形象的树立，已确定无疑：如周在的各阶段革命历史中，奋不顾身的贡献，周全面而细致的领导才华，周的潇洒俊美的外交形象，周的舍命保护老干部，及关心黎民百姓的千百故事等等。

 

可在周快逝世的1-2年内，突然被一种声音，一种力量戛然而止。旋即把周的一切搞得：不香不臭，不正不歪，既不是敌人，也不是好人。特别是周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逝世后，有人既不参加追悼会，又在中南海住地大放鞭炮，真应了那句“我哭豺狼笑”。在周死后丧葬期间，还玩小儿科：一是明显降低对周悼念标准，二是遏制舆论对周平生事迹的宣传。这就更激怒了人民，特别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颇具反抗意识和传统的，北京人民。从敢怒而不敢言，到不平则鸣，且一鸣而惊人！这就是我认识的所谓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内在原因。

 

1976年7月28日夜，我睡在廊坊管道局一座楼的4层一房间中。睡梦中，一声巨响把我惊醒。我醒来一看放在窗台上的暖水瓶，已飞到房间中间地上摔的粉碎，水瓶的铁壳还在地上来回滚动着，我睡的铁床在嘎嘎作响，好像要拆散了似的。整个房间在摇动，我奋力爬起来，扶着床站到窗口，只见百米外的我们正对面的一个办公楼看起来一远一近的在晃动，同时我所在的楼也在不断颤栗，我听的到窗外有如隆隆沉闷的雷声连续响了几声，突然远处亮起来，因当时我人在随着房子晃动，看东西不清楚，我用手抓住床边，定眼看去，有个大火球在远处周各庄的地面上滚动，很短时间又消失了。此时我想到马上逃生，就去开房间门，可反复拧门把手，门都打不开，且在不停抖动作响。十分恐惧的念头“我出不去了，可能会死在这”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就拼命爬到门上，从门上那个玻璃窗中跳出到走廊上，再转往楼梯下楼。此时楼梯上已有不少衣不遮体的，狼狈不堪的本楼居民，往下逃生，我也鱼贯而下，很快跑到大楼外的广场上，这时才听有人讲：地震了吧！

 

我从小到大从未经过此劫，直到天亮了，才知道唐山发生7.8级特强地震，死了一城的人。后来我们医院去唐山“抗震救灾”，我也荣幸地被批准随队了，回忆以往小学中学重大政治活动都没我的份，这次到震中唐山到有了我的份。到了市区，只见遍地是建筑物倒塌后的瓦砾，抬眼远望，偌大的唐山市只有几个写毛主席语录的大水泥桩及其上面的非常坚固水泥墙屹立在那里。

 

震后幸存的人们，看上去同死人区别不大，他们分别坐在不同的地方，可能都是为离原来未倒塌时的自家近的地方，浑身是土，面无血色，不再有哭声和抽泣，也不见他们互相讲话，他们目光呆滞，不注意周围救援的队伍的人来人往，好像一切和他们都无关了。

 

后来我知道了1976年7月28日地震当日唐山市死亡24万人，可能是地球上一次地震死亡人数最多的。那天，我看到的坐在地上的每一个未亡人，都会有许许多多至亲，同学，邻居，好友，同事，恋人等等刚刚死去，所以当时他们认为生不如死，对周围的一切已经索然无味了。我同时深刻的感同身受，灾民们的“欲哭无泪”了！迄今为止，可以说，震后的唐山，是我平生见过的，最惨烈的自然灾害现场。

 

2012年4月记于北美波士顿家中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