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清国

   我的儿时记忆：“大队放电影啦！”带您回那年代，也许产生共鸣......                                      

                                           --题记

我的老家在苏北建湖县冈西镇陆河村院道港庄子上，当年住着近百户人家，庄上还有小学、供销站、缝纫店、铁木业社，是四乡八村最大最热闹的庄子。庄上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特别多，与我同在1962年出生的就有几十个。七八十年代，看“露天电影”是乡村孩子们的最爱，我们儿时都是“露天电影”迷，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记忆和时代缩影。

（一）

那些年代，家乡的“露天电影”就是将放映场地设在乡村野外，大都选在大队部广场上，有时也设在学校操场上。在场边栽两根木头或毛竹杆子，将幕布连同音箱扯在杆子上方，在场中央架上电影放映机即可开映，每个大队平均每月不少于一场。“今晚有电影看啦！”每逢我们大队或邻近大队放电影，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传遍了乡村，几乎家喻户晓。我和小伙伴们更是心里乐开了花。大人们忙完农活，孩子们放学回家，很快吃了晚饭,成群集队，扶老携幼，纷纷汇聚到电影场上。附近的人会带来板凳，早早占领放映机前面和左右最佳位置；没有凳子的，大都用塑料薄膜或报纸一垫，席地而坐；迟来的人，只能站在场边或后面；有的大人还把小孩骑在肩膀上；还有的干脆在银幕背面凑合着看；我和庄子上的几个小伙伴有时爬到场边草堆等“制高点”，既是很好看的视角位置，又享受到“软座席位”。

夜幕降临，影前先看到“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等几幅幻灯宣传标语，然后“加映”《新闻简报》，放映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国元首的纪录片，有时还加映农业科教片。正式上映的大都是我们最喜爱看的战争片，我们儿时都称为打仗的电影。片中的正反面人物，我们统称为“好人”和“坏人”。我们看过的战争电影片很多，有抗日的《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等，有解放战争的《侦察兵》《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等，有抗美援朝的《上甘岭》《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等好几十部。我们还看过《雷锋》《董存瑞》《小兵张嘎》等许多英雄人物影片，《红灯记》《白毛女》《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电影。每次看完，大人和小孩都会连续几天谈论片中的精彩情节，有的还模仿主要人物的经典对白，真是津津乐道、回味无穷。人们从电影中汲取精神力量，人人崇拜英雄，个个崇尚军人，激励孩子们快乐健康成长。

儿时，我们星期假日或明月下的夜晚，庄上与我年龄相仿的几十个孩子，常常以看过的战争电影为模板，玩起“打仗”游戏。庄子河北是我们先行大队院北生产队，河南是东徐大队院道生产队，庄子中间有座石桥，我们就将桥两头设为双方“阵地”，使用的“武器”有弹弓（苦楝树果和豆子等当子弹）、“水击子”枪、碎土块、碎砖瓦碴，还有用细土、沙子包裹起来的“炸弹”，有些勇敢的女孩也加入我们的队伍里，帮助运送“弹药”和“救治伤员”。战斗打响，小英雄们冒着“枪林弹雨”，越过石桥，冲入“敌阵”，欢呼“胜利啦！”有的小伙伴偶尔也被误伤，甚至头破血流，但“打”得好尽兴、“打”得很开心。

（二）

改革开放后，文艺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电影艺术也随之繁荣。“露天电影”从此场次增多，上映的新电影有《庐山恋》等爱情片，还有《月亮湾的笑声》等喜剧片。我老家放“露天电影”具有人脉优势，在公社电影队里有我们大队的李士华；在县电影队里有我嫡亲大姑父杜乃清、远房表二姑父杨本荣。他们平时都会寻机到“家里”多放一两场电影；逢年过节或是长辈祝高寿、亲戚办喜事，有时也会应邀前来放场电影庆贺，为父老乡亲带来了欢乐。  

    七十年代末，我高中毕业，回乡当了大队通信员。此间，我常向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广育、会计辅导员张广军提议，与在公社和县里电影队“家人”联系，多到“家里”放“露天电影”。1979年秋天，大队筹建新大队部，砖瓦等建筑材料堆在大队部广场上，不便于放电影。耐不住我们对电影的渴望，书记就把电影场设在大队部边上收割完的“露天”稻茬田里，放映了彩色故事片《洪湖赤卫队》。

    八十年初，经时任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王锦湘推荐，我被选任公社报道员。那时，公社大会堂常放电影，我几乎每片必看，过足了瘾。公社还有一台24吋彩色电视机，是县里奖给公社的，也是全公社的首台彩电。当年，中国女排创下“三连冠”，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每场比赛实况，公社所在地西吉庄的体育爱好者都争相前来观看，女排精神感染和鼓舞了我们这一代人。我虽常在公社看电影电视，但每逢附近东吉、旗帜等大队放“露天电影”，我还与同在公社工作的苏和龙、洪权等几个小伙子结伴，步行好几里路前往观看。我乐于发挥写作之长，写了不少影评和观后感，都被县广播站采用，有的还登上了报刊。

1984年6月，经过招聘考试，我被聘任县广播电视编辑、记者。县城有建湖影剧院、文化剧场、人民剧场等多家影剧场所，我这个“电影迷”成了这些地方的“常客”。当年，我县城乡举行了国庆三十五周年爱国主义电影放映周活动。县委宣传部和县文化、广播电视等部门还联合举办爱国主义电影影评征文竞赛，我写的电影影评《高山下的花环》观后感——《两件遗物情深重》获得了一等奖。当年秋天，我与恋人看的首场电影，是工人电影院放映的印度故事片《海誓山盟》，对我们来说，真的再合适不过了。时代在变迁，可我结下的“露天电影”情没有变，只要得知老家放电影，仍抽空回家，既看望家人，又重拾“露天电影”的乡愁。

（三）

我这“电影迷”，电影看多了，还会获取线索、激发灵感，助力我成就写作。1991年春，我与在湖中小学任教的同乡学弟虞永涛（我老师虞洪亮之子）相约看电影，获悉其学生颜海霞不仅成为北京亚运会捐款第一人，还被邀请为亚运会开幕式小贵宾。次日，我带着录音机到颜海霞家中，录制了现场录音报道《亚运贵宾合家欢》，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金陵之声广播电台和江苏盐城无线电总厂联合举办的“九十年代第一春‘燕舞杯’有奖征音”投稿，不仅被“两台”向海外广播，还获得一等奖和“燕舞”牌收录机一台。那几年，我还与小宁、正军、鸿斌等同事一起采制了多篇有影响的录音报道，在全国和省优秀广播作品评选中屡获大奖，其中《耕夫老农牵红线 九亿农民有新歌》获中国广播奖，《为了三十万人民的健康》《千里国道一杆旗》等获省广播好稿一等奖。可以说，电影助我提高写作水平，伴我走上写作成功之路。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家乡经济和社会有了很大发展，电视早已进入寻常百姓人家，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极大地满足了“电影迷”的需求。县城影剧场所随之逐渐转型发展，高档影城应运而生，如今手机也成了“掌上影院”。我们儿时那年代的“露天电影”，虽已成为历史，但乡村这道曾经风靡的独特风景、儿时曾经拥有的无穷快乐，仍留在我们这一代人挥之不去的记忆里。

乡村“露天电影”迷，令我一生难忘情。这既是我一个人的情感，也是一家人的情感，更是一代人的情感。愿我的这一时代记忆，激荡起更多人浓烈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