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母亲的“咬脐郎”

我的老家在苏北水乡建湖县高作镇蒋王村陆陈庄。父亲王恒祥1894年5月4日出生于寒舍，有兄弟六个，他排行老三，母亲曹秀兰1903年7月19日出生于木匠之家，比父亲小八岁。1921年父母结婚成家，这年家乡发大水，洪水淹没农田，庄稼棵粒无收，为了生存，父亲赶到苏州挣钱，先是赶驴、抬轿子，后拉黄包车。1922年8月19日，大哥春友（后改名王荫）在老家出世才3个多月，父亲让母亲坐民船赶到苏州尚义桥附近荒滩蓆棚，一家三口团圆，母亲高个子、小脚、在苦难岁月里生有六男三女，在苏州出生的有春虎、小三子、小四子、王保子、玉宝（淑珍）、春才、春瑜。逃难回江北后，母亲又生了女儿叫玲英。

2001年，王荫兄在盐城出版的《叶文技叶》著作，家史漫忆这一章，咬脐朗这一节，详细记述了母亲生我欲保住我性命的情况，不让悲剧再次发生。

春虎兄六岁时，上学读书了，被疯狗咬伤死亡，王保子姐姐六岁时妖折。1935年夏，苏州城发生霍乱瘟疫大流行，我家五岁同三岁的小三子、小四子，传染此病后，两个哥哥先后在七天内死去。父亲流着眼泪唉声叹气，母亲哭得死去活来，邻居都为之伤心流泪。此后，母亲睹物思人，又是伤心地痛哭，母亲把眼泪都哭干了。

1935年春在苏州时，母亲又怀孕了。饱受十月怀胎之苦。足月时，她想起了同王五妈、杨大妈等几个邻居在阊门外吉庆园看过的一出叫《磨房产子》的江北淮戏，戏中的李三娘用嘴咬断婴儿的脐带取名咬脐郎，以后做了大官。听看戏的人说，用剪刀剪脐带不如用嘴咬脐带的好养（其实是他们不懂科学，用不消毒的剪刀或刀割脐带易得破伤风，而误送掉婴儿的性命）。生我的那天，母亲肚子疼痛难忍，知道腹中孩子就要出世了，她想起了过去夭折的几个儿女，心存忧虑。父亲请来了接生婆，在“娘奔死来儿奔生”的痛苦中，婴儿降生了。接生婆露出笑容。当接生婆叫我父亲拿剪刀给她剪脐带时，母亲说：“不，把伢子抱我来。”她接过婴儿解开自己的棉袄，慢慢地用内衣角抱住婴儿靠肚脐的脐带，用嘴咬住，然后闭着眼睛用牙齿咬断脐带后交给接生婆去包扎。母亲相信这个伢子命大好养，日后会有升腾之日。父亲为婴儿取名春才，意思长大了念书有才学。当年，12岁的春友兄，小学六年级了，放学回家见到胖弟弟，经常逗我玩。为了让我健康成长，母亲又替我穿耳眼戴上银耳环，意思将我栓住不能再夭折了。母亲一片苦心祝愿，让我终身难忘，激励我不断上进,银耳环一直戴到十几岁。有人说我俗气，经父母同意，我上初中时才摘掉。我童年有时大麦饼吃多了，胃涨得难受，母亲让我躺在床上，两手按摩着我肚子，消涨。1946年秋天，家乡土地改革，我家分到了18亩地，3间房，从此定居了。1947年父亲将这20多平方米房子移主卖掉回老家种田。我与春友兄、淑珍姐、春瑜弟珍视出生地，每到苏州都要看看阊门内尚义桥东街面17号旧居，拍照留念，受到房屋后代人热情接待、交谈。

母亲救了我的命

1937年日寇侵占了上海，苏州近在咫尺，人心惶惶。父亲为了我们全家人的安全着想，便让母亲带大哥春友、大姐玉保（淑珍，大我两岁）、我及出世才三个多月的春瑜弟五个人，乘民间顺船回盐城建湖乡下老家去避难。父亲留在苏州拉黄包车挣钱供养一家人。我们什么时间回苏州，父亲说待以后看情况再说。经过九天的日夜兼程，终于到达日夜盼望的盐城县六区（今属建湖县）。投奔高作镇南面老外婆家。受到老外婆、舅舅、舅妈热情关照，腾出两间草房给我们住。同他们一起吃饭，为了减轻舅妈烧饭的负担，母亲自觉地分开自炊生活了。

父亲不时寄线回来，接济我们生活。以后，我们回到陆陈庄，后到将王庄、孙家舍、大西庄靠租房、租地种庄稼维持艰难生活，父母包办婚姻，十九岁的春友兄与老亲西北厢的同龄姑娘黄立英在将王庄王风维大奶奶家结了婚。这年秋天，母亲又生了个小女儿玲英，这样家里就有了六口人。1945年秋天，由孙家舍搬到大西庄，在王斯和家两间过道中居住，与堂叔王桂田、堂兄弟王斯鼎为邻。花三百元典种王斯和家四亩地，堂兄斯和住房与我们一墙之隔，相处和睦，亲如一家人。 1945年春天，立英大嫂生了个男孩爱东，这时两间房子住7口人，很挤，斯和与他爱人徐银娣大嫂，有时叫我与春瑜睡他们家中空床。 1943年，春友兄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政权的峰北乡担任乡助理，兼蒋王庄小学校长，我与春瑜弟在蒋王小学读了4年书。 1946年夏天，在苏州拉黄包车的六叔恒万，安排我的六婶回乡探亲，一天六婶冒着小雨到大西庄来看我们，受到全家人热情款待，当时也没有什么好吃的食品招待，正值学校放暑假，我与春瑜弟、玲英妹都在家中，母亲派我到几里外的孙东舍河堤在自家种的韭菜地割韭菜回来包饺子招待六婶，七岁活泼的玲英小妹跟我同去。刚割好韭菜，河对岸地主孙兰家养的大黄恶狗狂叫跳下河，上岸来追咬我们兄妹。我生来就胆小怕狗、怕猫、怕老鼠，六、七岁了，晚上不敢一个人单独睡觉，睡在母亲脚边。母亲说我没出息，庄上王大海十七岁就用牛耕地、结婚生子了，要向大海子学习，又说我老实，不如春瑜弟胆子大，日后，要勇敢胆大自立。母亲的教导在我脑海中闪现。我拿着雨伞一边和大黄狗对打，一边叫玲英妹跑步回家，直到把大黄狗打退后，我才追上玲英妹。我吓得浑身出了大汗，心里还跳得发慌。玲英妹一到家向母亲报告，母亲批评孙家太不相话了，未把狗管好，同时安慰我，幸好狗未咬到皮肉，不要怕，不要紧，虚惊一场。 六婶拿起破伞摸摸我的头，鼓励我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下次从苏州回来， 买两把新伞给我们。 立英大嫂、淑珍大姐捡好韭菜洗好切成碎片，作为饺心菜，全家人都动手包饺子，午餐吃得很欢乐。

大西庄有十几户人家，相处和睦，互相关照，有八个校友在蒋王庄小学读书。春友大哥也是他们的老师，我们都是十几岁的同龄人，玩得很好。天气闷热，这天下午，王瑞符、王桂田、王斯盛、王斯杰、王斯奎、王斯鼎、孙东升、春瑜弟与我同他们跳下庄东头河里游泳，清热。可是到了深夜，我身上发烧，肚子疼得难受，又吐又泻，母亲点燃洋油灯，烧开水给我喝，用手巾为我擦汗，天还未亮，春友兄跑到蒋王庄王恒文堂叔自开的小药店买了的西药片回来给我，一连服了几天，病情没有好转，反而恶化了，上床、下床都要人扶，全家人看在眼里，疼在心里，都为我着急。在庄子东头堂叔王恒龙与婶妈陈晓宝在他们三儿子王斯盛陪同下，到我家看我，对我母亲、立英大嫂讲，春才二侄是被狗咬吓出来的病，胆破魂飞，要为他“叫魂”。陈婶是母亲多年来的好友，似同姐妹，母亲也知道家乡“叫魂”的风俗。当晚立英大嫂拿着家中洗脸的铜盆，跑到屋后在黑暗中用木棒一边敲盆，连声喊道：“春才回来吧！”母亲坐在我床边，两手握着我的右手答应：“春才已经回来了！”连续几次的敲盆声与母嫂对话声，我躺在床上都听到了，双眼含着泪水，既是安慰也是激励我与病魔作斗争。但我的病情并没有好转。突然一天下午，我全身发黄，自感手臂、双腿不能动，没有知觉了，但脑子还清醒，还能费力地说话：“妈，大嫂快来噢，我不行了，身子不能动了！”母亲、大嫂、大姐、春瑜弟、斯盛堂兄等人都围到我床边，哭声一片，看样子我没救了，母亲翻开箱子，取出过年才穿的新衣服，替我穿上，此刻，我惦念在乡政府开会的春友大哥，恐怕见不到他了。

    母亲急中生智，叫斯盛侄赶快去陆陈庄把民间医生孙大师请来抢救我，斯盛比我大两岁，平时对我非常好，他跑步将孙大师带到我身边，天热，孙大师头戴斗蓬，光着上身，穿着短裤，脚穿草鞋，腰间皮带上栓着一个皮夹子，里面装着针炙的银针，叫大家不要哭，立即坐在我床边，为我右手模脉，边模边说：“王三嫂（指我母亲），没事啊，有救呢！是血脉不通，似同大河到小河的流水被坝阻挡了，要把坝打掉，水就通畅了！”只见孙大师从皮夹中掏出几根银针，在腹部、腿上、手上札了下去，还问我疼吗？我回答没有感觉，他劝我不要急。果然，也不过一顿饭功夫，腿、膀子有知觉能动了。这时，孙大师才放心回家，母亲要给他钱，他不肯收，劝说之下，吃了蛋茶才离开，还叫母亲让春友到戴三先生药店开几付中药熬给我口服。晚上春友兄回来了，得知情况后，庆幸我被孙大师抢救过来了。第二天，春友兄到5里外双界村南界沟找到了戴三先生，名叫戴子河，是位中医，在乡下为不少人看好了病，有的名气。春友兄向戴三先生介绍了我的病情，戴三先生说我患的是伤寒病，先开三付中药拿回去煎熬，如果口服中药汤身体还没康复，把我带去给他看，便于准确诊断。母亲、大嫂、大姐在门口敞棚下架起了几块砖，放上瓦罐，点燃木柴，为我煎中药汤，一天一付，口服三天后，想喝稀饭了，但还是无力不能行走。母亲与春友兄商定，还是将我送给戴三先生看看。第二天，春友兄借了一条

小木船，又请王斯和、王春宝堂兄帮忙撑船，春友兄将我背上船，还带了一个尿盆放在我身边，我在船舱中坐不稳，春友兄两手扶住我。这年夏天干旱少雨，黄海的水流入到数条小河，河面漂着咸水卵子（大海中的海蜇），农民为了阻挡咸水，南界沟筑成了一道坝，船过不去，春友兄背我上岸，坐在坝上。斯和、春宝堂兄，用绳子将小木船拖过坝，小木船漂在河面上，春友兄又将我背上船，再次扶着我，船行了几十分钟后，到了戴三先生家码头。春友兄将我背到戴三先生家，戴山先生为我摸脉、看我的口腔、气色，说我病得不轻，开始好转了。开了处方，在他家药房抓了9付中药。他对春友兄交待，9付中药口服完病就基本好了，不能让我成天躺在床上，到室外坐坐，呼吸新鲜空气。晚上回到家中，母亲端着稀饭让我喝，又背我在室外转了几圈。母亲白天在农田干活，操持家务，让母亲背我，实在心中不忍，对不起她。我对母亲说：“妈，对不起您，您一身出汗，不能再背了、快放下，我要坐！”于是母亲将我背进门口敞棚坐下，又用扇子为我扇风，用毛巾为我擦虚汗。病情一天天好转，看我能吃了，为我加强营养。春友兄从高作镇买了几把挂面，立英大嫂下面条给我吃。碗端到床上，扶我坐起吃，有时面碗中还打了一个鸡蛋，对我特殊照顾。家里人都吃不上挂面。

我在敞棚里补习暑假功课9月初蒋王庄小学开学，我又背着书包与春瑜弟上学了，校友们为我高兴，还对我说：“春才，要记住，你妈救了你的命！”我回答说：“谢谢妈，也谢谢斯盛兄跑步请来了孙大师，将我血脉打通了，戴三先生中药很管用啊！”

最近，上海堂兄王春颖告诉我：戴三先生50年代离开家乡在上海开了中医诊所，他与家人都请他看过病，待人随和，名中医、医德高尚，治好了不少病人，因他年纪大了，早已去世。堂兄王斯盛（后改名王斯才），解放后在上海地质部门工作，后来支援三线建设在甘肃省天水市核工业二七二厂当锻工，因严重风湿病，不能走路，提前退休在家。1983年，我调到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工作，1992年3月12日，在甘肃省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主任马世禄陪同下，到了一些三线调迁企业，了解调迁情况。马主任很热心，在天水市找到了堂兄王斯才家庭住址。与斯才分别47年了，他与妻子唐玉花年龄均61岁，我们一见面激动不已。回忆在大西庄我被狗咬抢救过来的往事，上门感谢斯才叫孙大师救了我的命。还合影留念。几年后，斯才病逝了。王斯和堂兄是中共地下党员，后在无锡市一个区负责工会工作，建国不久病逝。王春宝堂兄在苏州当环卫工，1975年我去苏州看望了他，也早已病逝。我十分惦记感谢三位堂兄为我治好病出了大力，帮了我母亲、春友兄大忙。

母亲提着蟹篓陪我钩蟹

我的家乡建湖县是鱼米之乡，在六十年代前，每逢秋天收割稻子与菊花开的前后，最受人们喜爱的螃蟹可多了，河里有蟹，小沟里、浮漕里也有蟹，就连农民在沤田里割稻时脚踩在陷凹的牛脚塘也能踩到蟹，随手抓起用稻稭子裹好，放在丢稻把的小拖子上。春友兄、立英大嫂、淑珍姐、春瑜弟在大卜舍自家水田里割稻时，脚都踩到过蟹，带回家，母亲烧蟹给我们吃，是一顿美餐。

我小时侯喜欢吃蟹，更喜欢钩蟹。1947年秋天，我的住家大卜舍，东头校友小七子孙保堂是钩蟹能手，跟他学钩蟹，也得到了父母亲的支持，不但叫春友兄到高作镇上铁匠铺为我做了一个蟹钩，又请木匠曹效庭三舅制作了柔软的蟹钩竹条柄，还给我编了一个柳条蟹篓呢！我们大卜舍南面水田纵横，东、西、北三面环河，河岸上枸杞、野蔷薇丛生。蟹是夜间进窟的，钩蟹必须起早，去晚了蟹就被别人钩去了。母亲不放心我一个人起早摸黑下河钩蟹，常常提着蟹篓陪我同往，早上涨潮水大，我闭着气一下钻进河水里，摸着熟窟钩蟹，我将蟹钩伸进海窟，当海钩接触到蟹，钩停下不能再动，右脚堵住窟口，蟹就会迅速爬出来，一旦爬到脚面，立即用手将蟹抓住，如蟹不爬出来，轻轻钩出，母亲站在河岸上看着，神情有点紧张，但当我露出水面，

手里举着肥实的螃蟹向她招呼时，她的眼睛都笑眯了。没多久，小小的蟹篓就装满了蟹。干了一天农活的家人，往往晚餐桌上有一大盆熟蟹，吃得津津乐道。尤其父亲在苏州拉黄包车留下身子筋骨疼，爱喝的药酒，蟹腿成了他下酒的好菜了。1949年我上海南中学读书了，母亲说春才只有放暑假钩蟹，家人吃蟹也就少了。

到了六、七十年代，河水污染了，螃蟹越来越少了，发展成人工围湖养殖螃蟹。记得1967年秋天，爱人吕婺常带着六岁女儿爱茹、三岁儿子爱中回老家探亲，父亲买蟹招待，母亲向孙女、孙子讲起她陪我钩蟹的故事，他们睁着眼耐心听着，并说钩蟹好玩。

1978年秋天，我去江苏出差，回老家看看，父母都归天了，离开家乡时，春友兄特意为我买了一大篓活蟹，我由南京坐飞机带回成都。

回到家中，爱人婺常可高兴了。50年代，她在老家水田里割稻时，经常捉到蟹，也会游泳，在河中摸鱼捉虾，所以她了解蟹、不怕蟹，蟹放在脸盆中，群蟹吐着白色泡沫往盆外爬。女儿吓得往后退，还是儿子胆大，捉了一只就往楼梯口跑，边看边喊：“快来看，这是我们老家的螃蟹！”立即引来了邻居的十几个孩子。婺常站在灶台旁，一面回答孩子的提问，一面抓了一只肥大的蟹，两手对称地勒着伸展的蟹腿，巧妙地避开一对钳齿，大姆指紧按着蟹的肚脐，用力一扭，蟹腿裂开，落进沸烫的油锅里，煎得作响，青色的蟹壳渐渐变红，扑鼻的蟹香飘得老远。一会儿婺常将喷香的蟹肉——夹给孩子们，并告诉他们，这叫红烧蟹，孩子们说说笑笑，吃得津津有味。

“吃蟹不及捉蟹乐”。几天后，蟹吃完了，但我将蟹篓一直珍藏在家中，触景生情，念念不忘母亲陪我捉蟹的幸福时光。

母亲病重期间对我说：“好好工作过日子！”

1964年国庆节，我与婺常带着三岁女儿爱茹回老家探亲，父母与岳母见到我们回家与他们团聚非常开心，赞扬我们是幸福的小家庭。1965年8月儿子爱中出生不久，岳父母请吕龙英大姐来成都带爱中。两年后，1967年“文化大革命”升级，成都造反派武斗激烈。

夏天，婺常接到本常大哥电报，告诉她母亲病逝了。她为了大姐健康，不敢告诉大姐，暗地里流着泪，对不起老母亲。为了孩子安全，婺常陪吕大姐带着两个孩子送回老家吕东舍，姐妹两人跪在母亲墓地哭得很伤心。只有将爱中交给吕大姐与岳父照顾。婺常回到成都后告诉我，故乡“文革”闹得很凶，传言春友、春才、春瑜三兄弟都有问题，上海、盐城造反派有人到我家找我父母调查追问儿子历史等情况，母亲没文化、胆小，在来人训斥面前吓得腿发抖，终日焦愁成疾，胃病恶化。1971年秋天，婺常又带着爱茹再次回乡，见到母亲病重了，心里很难受，要我请假回去看看母亲。我坐火车再坐船行程五天才到家，见到母亲骨瘦如柴，进食艰难，我拥抱母亲哭了。第二天，春友兄、爱楠侄父子将奶奶背上船，到高作医院看病。我坐在船舱中扶着母亲，母亲轻声漫语对我说：“婺常是个好媳妇，感谢你们常回来看我，今日你又陪我到医院看病，难为你了。”我对母亲说，实在对不起，不能在您身边照顾，多亏春友兄、立英大嫂、爱楠侄精心服侍您，望母亲多保重。

我在家四天，一直守候在母亲身边，母亲只晓得自己得的是严重胃病（家人瞒着她得了胃癌）很难治好，说她才70岁，能再过头十年见到孙女爱琴（1961年出生）出嫁就好了。春友兄很孝敬父母，见他们年岁大了，又多病在身，早已为父母做了两口棺材放在屋里。母亲向我交待三件事：第一，说她一辈子住草房，未住过瓦房，让二孙子爱楠买的黑漆将棺材刷上漆，埋在土里就成瓦房了；第二，她归天后，让爱楠到坟上常烧的纸，她在阴间有零花钱，好过河、过桥；第三，一旦她去世，老头子（指父亲）就孤独了，希望把他照顾好，让他吃好、睡好，我就放心了。母亲面对病危现实，坦然的胸怀，交待后事，我深受教育与激励。我向伟大的母亲保证，全家人会满足她的愿望，这也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与孝道。

我去吕东舍从外公家将七岁爱中接到大卜舍，让爹爹奶奶看孙子。记得临走那天，天气寒冷，天空飘着雪花。上午向母亲告别，我抱着坐在床上的母亲痛哭，说：“妈，你若有三长两短，做儿子的不一定能回来，因为搅文化大革命请假不容易，请妈原谅。”母亲双手抱着我的背部，脸部贴着我的耳部，流着泪水说：“二子，难为你千里遥遥回来看我，你放心的走吧。回去向婺常（二媳妇）问好，你们好好工作，好好过日子，把小茹、小中两个孩子带好，让他们好好念书。我的病即使不得好，也不要紧，你哥哥春友会打当的……”

78岁的父亲要我一路小心，将孙子爱中安全带回成都。爱楠的媳妇何翠珍，背着爱中在雪地里行走，春友兄，立英大嫂与吕大姨娘、吕二姨娘一直把我与爱中送到几里外的口河头轮船码头，大雪飘飘，待我父子上了轮船后，随着汽笛一声长鸣，轮船开动了，含泪向他们挥手告别。

回到成都一个多月，已进入1972年，正月初八，婺常在784厂厂部办公室接到春友兄从高作镇发来的电报。婺常随即打电话到成都军区、四川革委国防工办基建处，在电话中哭着对我说：“母亲正月初五病逝了……”我安慰婺常不要哭，化悲痛为力量，遵照母亲的遗嘱，好好工作，好好过日子。三弟春瑜，在上海师院任教。“文革”中惨遭“四人帮”迫害，失去自由，不能回老家探望年迈父母。1972年正月初五，王荫兄在高作镇邮局给春瑜常发了电报，告诉母亲当日病逝。春瑜接到电报，立即找师院当权派请假回老家为母亲送葬，经过说理力争，最终准假了。第二天上午与儿子阿轮赶到家中，淑珍大姐边哭边告诉他母亲昨天夜里已入土安葬了。春瑜弟连忙赶到河堤新坟，跪在墓地放声大哭，呼喊母亲。悲痛欲绝。1976年“四人帮”粉碎后，瑜弟被平反落实了政策。1979年调到北京中国社会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不久担任明史研究室主任，研究成果丰盛，升为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每年清明节，他都与我回去为父母扫墓，他甚至一年回去几次，首先向父母报到，跪在墓碑旁烧纸磕头。201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春瑜著作《悠悠山河故人情》，首篇文章3万多字的“永久的悔——忆母亲”，被多种报刊转载文摘，读了催人泪下。

三年后，即1975年4月22日，81岁恒祥父亲患脑溢血逝世了。幸好，在父亲清醒时，三舅效庭、春友兄、立英大嫂、淑珍姐、春瑜弟等亲友陪伴在老人身边。我接到电报，2月24日下午赶到家，全家人陪我跪在父亲遗体旁，哭着悼念。当晚将父亲与母亲合葬了。“文革”后，立碑纪念。

大树底下好乘凉，我们永远不忘父母的养育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