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去逛街，虽说离春节还有20多天，大街小巷早已摆满红灯笼、中国结，还有烫金的春联，远远看去一片红海，喜气洋洋的音乐把过年的气氛渲染得暖暖的、浓浓的。可小时候喜欢的年画没了踪影。

那时，没电视，没网络，也没有锣鼓喧天的舞狮舞龙和秧歌表演，更没有五彩缤纷的新年灯展，群众文化生活十分枯燥乏味。倒是小镇上花花绿绿的一张张年画令人倍感年的温馨。

临近过年，每家每户都会到镇上买几张年画。年画摊子就设在集贸市场的一角，横拉着绳子，长长的几大溜，上面悬挂着编了号的年画样品，还有的在墙上挂着，或者在地上用石块压着，真是色彩缤纷，令人目不暇接。那时的年画设计简单但主题突出，最常见的有“五谷丰登”图，两个农民头扎毛巾簇拥着一大筐黄灿灿的稻谷和麦穗，笑逐颜开；有“保家卫国”图，解放军战士手握钢枪、头戴大盖帽、身穿橄榄绿军服，威武神气；有历史气息和政治意味浓厚的炼钢图、十大元帅图和工农商学兵图；也有四扇屏的戏剧剧照，如《孟丽君》、《花木兰》、《苏三起解》等，还有样板戏《沙家浜》等剧照。后来又有了《少林寺》之类的武侠电影剧照，有了寓意“年年有余”、“福禄寿喜”、“松鹤延年”、“迎春纳福”之类的年画。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年画的制作工艺越来越精致，内容越来越丰富，名山大川、梅兰竹菊、猫儿狗儿、影视明星、香车美女、卡通人物等等，都出现在年画上，让人眼花缭乱，赞不绝口。

那时，贴年画是件很庄重的事。小年那天，母亲便围上了旧头巾，高举着掸帚，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仿佛是为了迎接新年这个“远方来客”。接着，母亲忙着打糨糊，我们兄妹几个则摊开年画，谋划着张贴年画的位置。我家的年画每年都是父亲贴的。父亲贴年画时，我就端着小盆糨糊跟在他屁股后，兄妹几个就站在下面，看父亲贴得正不正。父亲贴年画的样子很虔诚，好像他不是在贴年画，而是在把全家来年的希望全部寄托在那一张张不大不小的年画上，以求来年平安祥和。年画贴完了，简陋的小屋在花花绿绿年画的映衬下，变得满屋生辉，年的味道也被渲染得醇厚香甜，父亲久违的笑容像泉水一般自皱纹密布的眉眼间流淌出来，看上去像极一幅慈眉善目的年画。

年画不仅贴出了喜庆，也贴出了亲情。闲时，我们坐在母亲身边，听她给我们讲那画中的故事，什么《红楼梦》、《西厢记》、《杜十娘》，什么《花木兰》、《三打祝家庄》，母亲都给我们讲，令我们大开眼界，百听不厌。年画贴了一年，赏了一年，我们也听了一年的故事。又到新桃换旧符时，我们才小心翼翼地把旧年画揭下来，保存好，新学期开学时，这些年画就成了我们的包书纸。

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丰富多彩的年画不知不觉撤离了“年”的舞台，卷起历史的记忆，退居寂寞一角，取而代之的则是装饰精美的名人字画和挂历。走在远离家乡的繁华都市里，我早已无法领略童年时买年画、贴年画的喜悦了，但我却永远难忘年画及与年画有关的岁月，难忘那份朴素的喜庆与包容在年画里的那一丝温暖！

转自《建湖日报》2013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