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相对“古老”的农业术语，现在的农村几乎没有人用这个词了。

苏北农村，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实行“大包干”生产责任制以来，几乎就再也没有人挑秧草了。

所谓挑秧草，就是指挑青草，用于育秧苗时做肥料。这里的“挑”，不是指用肩膀挑，而是指用小铁锹在地面上铲。

过去育秧苗，都是用很土的办法。首先是做秧池窝子。前一年的秋天种麦时就预留下来，这些地不种麦子，有的种绿肥，其品种如黄花草、红花草、豌豆或苕子之类，有的干脆就撂空地，什么也不种。到第二年开春的时候，耕翻一下，打上水，做成一个个整齐划一的小畈子，然后用青草揣到这小畈子里沤，让这青草腐烂以后做肥料。这揣青草的工种叫“戳秧草”。沤得那水冒泡，泛锈红色，还要上清水过一下，把浮在水面的锈红色去掉，以防它有硫化氰成份使小秧苗中毒。

那年头，每年春节一过，生产队里就开始部署社员挑秧草了。在建湖本地，由于天冷，还没有多少草长出来呢，早春主要是安排社员用船到东海里（实际上应该叫黄海边）的射阳县、大丰县农村及其附近农场、林场去挑秧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叶，我那时是生产队的会计，几乎每年正月初二三就带领社员出去挑秧草了。

说起我那挑秧草的事，也算是斗智斗勇啊！

那个时代，大干的口号是一年喊到头。例如：一年之计在于春！大干“四夏” ！“四夏”指的是夏收（收麦）、夏插（插秧）、夏管（秧苗田间管理）、夏分（夏季收入分配）。还有如：把歇伏变闹伏！大战三秋（指秋收、秋种、秋分）！大战七八九！把寒冬腊月搞得春暖花香！大干干到年三十，正月初一开门红！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不歇、天天都出勤的社员在当时要占到一半左右！

我大小也算是个生产队的干部，那就要带头大干哪！可是，每年过年后的正月初喊人上工，那实在是太难太难的差事，特别那些个姑娘小伙子们，还有年轻的小大妈们，真是东躲滑西溜，怎么也请不下地，还总有办法逃到娘家去了，逃到丈人家去了，逃到婆婆家去了，那大队干部查点下来，怪罪下来，我们这些小干部真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于是乎，我想出一个办法来，就是每年腊月二十几里，选定一批青年人，约定正月初二或初三跟我出去挑秧草。这样，可以美其名曰要收拾出差，因为要开一条七吨挂桨船出去，所以要调试柴油机，挂桨机，要收拾船棚子，要准备篙子、铁锚、柴油、机油，还有拉纤的纤绳、纤板等等。这样，起码说，正月初一是不用上工了。初二或初三一般都是下午正式开船，船还没开到黄沙港，就提出柴油机好像有问题。于是乎，就船头朝着建湖县城的南头开，一直开到南头夹沟子，也叫顾家大桥，抛锚停船。我有意识地安排机工去找农机厂修机，安排炊工抓紧做饭，我自己则找我那当杂技团副团长的表哥宽。跑一圈回到船上，赶快抓紧吃饭，一边吃饭，一边听机工汇报，说是要修两到三天，如果听到有人说是要上哪个亲戚家去，那机工赶紧纠正说：“不，不，不，明天连晚肯定能开船！”于是我说谁也不能请假。吃过晚饭，带着一帮人直奔剧场，由我表哥把他们一个个地送进场内。晚上回到船上，有人海阔天空地吹那晚上在剧场里看到的东西，有人打扑克，尽兴玩耍。第二天，各人都争着把从家里带上船的包子、饼、糕、金裹银等等所有好吃的拿出来分享，再尽情地去逛建湖县城，什么人民商场啦，新华书店啦，神台桥啦，县政府啦，百货大楼啦，轮船码头啦，汽车站啦，照相馆啦，挨着逛个够。第二天晚上，再领着大伙儿去看场戏，第三天早上，天不亮开船，直奔射阳林场。

在船上睡觉，也是挺有趣的。前夹舱和中舱是放草的地方，是不能睡人的。人被分成三块睡，一般都是女的睡前闷头，男的睡后闷头，“特等舱”是后夹舱，上边有个棚子，一般睡觉时不用像出没前后闷头那样钻进钻出的，而且上边也不会像闷头那样往下滴水，还有相对宽敞一些，腿也能完全伸直。由于我是生产队的会计，二把手，算是一堂不小的官，所以一上船，每次都被强迫安排睡到后夹舱里。后夹舱里就两个人，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机工兼炊工。四个人睡在后闷头里，尽管委屈，尽管脚汗臭熏人，尽管四人挤成一堆，尽管打鼾声互相干扰，但是也有它的好处，那就是可以趴在那里打扑克。所以每每我总是愿意钻到后闷头里去跟弟兄们同甘共苦，但还每每总是因为我不睡就没人“敢”睡这后夹舱，而导致我谦让失败，只好舒坦地睡到后夹舱里，那可是一种特权哪！

我们到了林场后，压根儿一根秧草也不挑，而是跟林场谈判，跟对方以工换草。正月里林场安排我们帮他们修树，林场不给我们开工钱，修下来的树枝，全让我们打捆回家做柴禾，到了农历二三月份，我们再来，林场让我们真正的挑秧草。偌大的林场到处都被树叶铺得厚厚的，树叶下边的草，总是长得肥肥的，碧绿碧绿的，我们来七八个人，林场派人指手划脚地指挥我们，这里是避风的弯子，草肥；那里的树大，树叶多，所以草也多。我们放开手脚，尽情地挑，一般一天就能把七吨船装得满满的。哪像我们邻队的那些个挑秧草的，总是偷偷摸摸地，像鬼子进村差不多，领队的放哨，手下的挑草，一有风吹草动，一个个吓得屁滚尿流。还经常被人家逮着，把挂桨船上的摇把扔到大河里去。而我，我的兵正在挑秧草的时候，我正在陪着人家林场的领导喝酒呢！

正因为跟我出去挑秧草，有得吃，有得玩，既看杂技又看戏，每人每年还能弄个大几百斤的树枝回家烧饭，放开手脚挑秧草，连来连去三两天一船，每年工分绝不少挣，更重要的是还经常听到大会小会表扬：“你看人家某某某，正月初二就开船出去挑秧草了！”所以，我们队里的小青年，都愿意跟我出去挑秧草。每到寒天就找我报名，开始策划，不是策划如何挑秧草，而是策划到什么地方玩，到什么地方看戏，说实话，在那年头看一场电影看一场戏，实在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啊。

时间过去三十大几年了，现在几个人凑到一块儿，还常能说起那时挑秧草的情景。有一次在胜利桥看电影，荣回头找不到船了；有一次在上冈食品站给草放风，让同行的偷了我们的草；有一次，在射阳林场为人家修树，掏到好几窝喜鹊蛋呢；还有一次，听说邻队的陆继凤和陆立权睡在水泥船的闷头里煤气中毒，一死一伤，吓得我们拎起那闷头盖就往大河里扔……

现在，农业现代化，各地都是用现代化育秧和施肥，再也不用挑秧草了，但几十年前的挑秧草，留给我们多少美好的回忆啊！

转自《塘河》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