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同时代的人，许多人的童年都很贫穷，但对于我来说，应该说快乐多于穷困。打个比方,有人说:“我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但对于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跑的人来说,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当时的我没见识过富贵，自然不觉得苦，用小时候作文里的话描述一下，“倒是有星星点点的快乐石子，不时漫上记忆的沙滩……”呵呵，犯酸了。

我把自己弄丢了

乡下孩子念书迟，我在托儿所的时光约摸在四五岁光景。那时发生过一件震动全村的大事后来也成为母亲念念不忘的饭后谈资——我把自己弄丢了。我不太记事，但我母亲受惊吓不轻，为这事一直对托儿所的老师——我的本家婶娘芬耿耿于怀。

那时热门电影是《沙家浜》，许多人梳起了“小铁梅”的大辫子。四五岁的我个小面黄头发稀，曾有人断言我养不大，邻居甲还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几根根生产队”,可以想像我当时多么的不受人待见。母亲却宠我厉害，把自己的两条长辫子剪了，用红绳子接在我头发后面，一直拖到屁股底下。我就托着那假又粗又油亮的长辫子一甩一甩地去托儿所上学了。

那是个夏天的傍晚，下着雨，我感冒发着高烧，烧得稀里糊涂地也没人理我。不过这也很正常，象我这样的孩子一没财力二没背景的，是不引人重视的。老师屁颠屁颠地宠的是队长家的孩子娟，分口粮时怎么说也会比别人家多分到点，我呢，就自生自灭去吧。偏偏不巧，屋漏偏逢雨，那天我给烧糊涂了，爬起来就向外走，嘴里呢喃着：“我要找妈妈我要找妈妈……”我估计烧糊涂了的人眼里是有幻觉的，人很多，妈妈也不抱我，自顾自一直向轮船码方向走。我就紧紧跟着妈妈，沿着村东首的乡土路向北向北再向北，一路走过小木桥，走过一座拱桥，然后妈妈不见了，我也就失去方向感了。

我在拱桥下左转右转，不晓得去哪。在商店里躲雨的王鞋匠看见在雨中不知所措的我，说：“这孩子一定走失了。”然后把我抱进屋里，放在高高的柜台上。

那是个木质的柜台,门外是哗啦啦灰沉沉连天连地的暴雨。我披着王鞋匠找来的外套，手里紧紧攥着我的花的确良衬衫，坐在柜台上呆呆地盯着外面，不声不响。直到听到雨阵里传来隐隐的呼唤声：“宝宝——宝宝——”，我“哇”地一声哭了起来：“二哥也，我在这里——”

母亲说我回家三四天才恍过魂来，要不是有个小铁梅辫子的记号，还真没法找得回。

七年后，托儿所老师芬的二儿子春来我们居住的镇上读书，因家穷交不起住宿费，便来投奔我家。母亲不计前嫌收留了他，腾出厨房里的一个房间让他住。春是个懂事的孩子，听说现在混得不错，移民加拿大了。

母亲上次回老家有事，去看过芬。她还住在老家，虽说和大儿子大儿媳相距不远，但晚景很凄凉。

人有时是猜不透的，竭力迎合的不定是对她多有益的；不屑的人也不定对她是无用的。

捉蜜蜂

老家庄子上清一色的砖房，或三间两厨的或两上两下的楼房，茅草屋早就退隐江湖了。这也算是托改革开放的福。

但没了茅草屋，倒是少了一份乐趣。我们那时候夏天有一项游戏就是捉蜜蜂。

蜜蜂喜欢在泥巴墙上钻洞，然后躲进去。我和几个小伙伴就找来小玻璃瓶，把瓶口对着那个小洞，留一点点缝，然后用细细的树枝往洞里轻轻地捅。如果洞里传来蜜蜂“嗡嗡嗡”的抗议声，我们就乐得不得了。泥巴墙是本身就不是很平整的，上面有天然的坎坎塔塔的小洞，也有的是蜜蜂钻出来的，所以不是每个洞里都有蜜蜂的，有时捅了半天也没有声音，便放弃，重新在墙上觅洞。

一般我们捉得一只小蜜蜂便兴奋得叽叽喳喳乐半天，然后继续找洞捉蜜蜂，半天下来，也能捉得五六只。有胆大的男孩子，会把蜜蜂捉在手上，我是不敢碰的；后来还听说有男孩子挤了蜜来吃，更叫人不敢信了。

一个夏天过去，庄上的孩子全晒成黑不溜秋的浑身一张皮。城里的孩子是不敢相信的，乡下的孩子就是这么野。

大人们是不管我们的，只在收工回来看到我们在就行了。想想现在，孩子们的危险系数多高啊。现在的孩子放心不起，一家一个，宠得跟个小祖宗似的，哪敢掉以轻心啊。

我的算盘

说起算盘，我就想起小时候我用过的第一把算盘，还有当时我摸着光秃秃的算盘架子时的莫名恐慌。

那应该是七八岁时的事，小学算术老师让我们每人带一把算盘到学校。我回家向母亲要，母亲就伸手取下挂在墙上的那把老木算盘。算盘架子用棉线固定着，上面的珠子已经掉了不少，标准的一张没牙老太太的嘴脸。我苦着脸把那破算盘抱在怀里，在母亲身边磨蹭，我想要一把新算盘，小点的，跟别的同学一样的。但母亲是不会搭理我的，家里穷得连象样的饭菜都没有，哪有闲钱给我买算盘。最终我是嘟着嘴抱着那把风烛残年的算盘去上学了。

那算盘破得连正常的加减法都没法算，严重打击了我对数字的好感度,搞得我好多年一见数学题就发蒙,我不记得我是怎么把那些课听下来的。不过我印象深的倒是那天放学后，黑沉沉的夜色里，我在放学的路上一边走一边摸，象瞎子一样,在地上摸寻着那不见踪影了的算盘珠子。

学校在我家的北边，有四五里的路程。绕过学校门前的大河，跨过一座长长的木桥，就是蜿蜒的乡村小路。路边长满了蚕豆，颗颗饱满。我和同学云一路走一路摘，摘来的蚕豆就被我们挤了生吃了。吃饱了，就一蹦一跳地向家走去。那风烛残年的算盘被我妈用粗棉线绳系着，背在身后的。起初我还听到算盘珠子在身后哗啦啦发出脆人的声响，尔后因为蚕豆的清香，我已快乐得浑然忘我。都忘我了，哪还记得算盘？和云分手后，我往家里走，到了家门口，下意识地摸了摸背后的算盘，一摸，发觉不对劲了。赶紧取下来一看，我的妈呀，一颗珠子也没有了，就一破骨架在了。

母亲还没收工回家，我立马回头找。沿着我回家的路，找着找着，天黑下来了。我捏着草丛中发现的几颗算盘珠子，心里是一阵恐慌。母亲那粗暴的训斥声想起来都要让我抖三抖，今晚看来逃不得一顿打了。想到被责罚，我吓得不顾黑夜的诡奇，也忘了蚕豆的清香，在草丛中摸啊摸。阿弥驮佛不晓得念了多少遍，也没把丢失的珠子找回来。

我不敢回家，就这么在路上找啊找，直到听到夜色里传来母亲呼唤我的声音。我“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母亲听到我的声音，忙忙赶过来，问我怎么回事。我哭着说我把算盘珠子弄丢了，不敢回家。

母亲轻描淡写地说：“那本来就是坏的，丢了就丢了。妈不怪你的，我们回家。”

其实许多时候，我们是自己吓自己，事情本没有预料中的那么糟糕的。

转自《塘河》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