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是1972年底的一个周六，我从学校回家过星期。说是回家，就是上船。我家是农村船民，上无片瓦，下无寸地，船到草堰口，碰上星期天，我就到船上去。那天我就睡在船上。寒假就要高中毕业，我怎么也睡不着，满头脑是走上社会怎么办？五更前后，父母相互的谈话声声入耳，话题是儿子马快高中毕业了，应该下决心装上挂桨机，给儿子搞运输改善一下装备。听到父母的谈话，我心中一股怨气直往上涌。想我从小学读到高中，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学生干部一天都没断档，难道苦到高中毕业，只能回到船上接班吗？难道你们就不能为儿子想想其他出路吗？还好有几分涵养，不然真要在黎明前夕和他们理论一番。命运青睐了我，在毕业的前一天，被当时的公社召为报道员，在那种年代里，这可能是农村知识青年最体面的临时就业了。尽管是社办工待遇，但我可以在公社办公室里出入，心里充满了自豪。也许父亲根本就不懂报道员是怎么回事，听到消息并没有特别的反应，只是考虑儿子的这份工作能干多久，头脑中还计划着为儿子装挂桨机的事情。过了几个月，看我在公社立住了脚，装挂浆机的事情暂时搁了下来，父亲在问我工作情况时，转了一个话题，“工作怎么做，你肯定晓得，只有一条你一定要记住，就是只要老百姓找到办公室，无论如何不能对人家有高声。”我连连点头。此后的几年中，我在不停地和命运摔打，先是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失败，后又被安排到农具厂拉风箱打铁，再后来考大学又失去机会，父亲既没有鼓励过我，也没有指责过我，反正他留了一条后路，就是接班搞运输。

命运再次青睐了我，1987年底，在电大读书即将毕业的我，考取了招聘干部，先任草堰口乡政府文书，很快又任乡党委秘书，后来再任乡纪委书记。父亲终于彻底放弃了让我接班搞水上运输的计划，自己也因为年迈体衰离船上岸。应该说，那时的家庭条件，父母可以安度晚年，但是闲不住的父亲做起了小生意，选择的项目是在乡剧场卖瓜子、水果。当时我们夫妇是坚决反对，嘴里讲照顾他的身体，实际上是觉得他丢了我们的面子，可是他坚持“人家做小生意的人多了去，我们家也能做”。剧场就在乡政府里面，父亲每天挑着“货郎担子”都要在我的办公室前面往返几次，就象乡机关跟他无关一样，更谈不上儿子在里边工作，每天旁若无人地往返，专心致志做自己的生意。有时乡剧场开大会，我就坐在主席台上，他也照常卖瓜子、水果，只是营业地点移到了离剧场远一点的路边。就这样整整卖了15年，只到乡剧场后来基本不营业了，他才彻底歇业。去世的前一年，他从凉席缝补的夹层里取出一沓现金，包括1角、2角在内，多达8326元8角，这是他买瓜子、水果的最后积存，“我和你妈不会用这些钱了，你们拿去吧”，捧着这一沓纸币，我任凭泪水狂流，这不是钱，是一个平常人的神圣和尊严。

2002年11月底，县委组织部对我考察，由于县纪委领导班子成员工作变动，需经市委组织部和市纪委通过，因而我的任职就推迟了时间，传言是到县信访局任局长。信访工作清苦、辛苦，甚至痛苦，我能承受，但信访工作事关大局，政治责任很重，能否挑起局长这副担子，我陷入忐忑之中。姐姐妹妹听到消息是群起反对，妻子更是坚决抵制。12月31日，我们5个儿女约好到草堰口看父母，晚饭过后，围绕我信访局长任职的话题，5家10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他一言，我一语，一声高于一声，一致意见是由我找县委领导摊牌，随便安排什么工作，信访局长反正不干。从来不管儿女工作之事的父亲突然从隔壁房间来到我们这边，只问了一句话，“人家过去怎么能干的呢？”我们5家10人全被他问住了。就这样，父亲一句话，让我在信访局长的位置上干了近6年时间。

父亲不擅言辞，对我成篇的说教从未有过，从他身上，我得到最多的就是一颗平常心。正是一颗平常心，使我在人生旅途上面对穷达都能保持原色。如今，父亲离我们而去已经10年，而他的平常心仍然陪伴着我，直到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