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学到大学的四个集中学习阶段，结识的同学无数，有的早已记不清他们名姓和容貌，有的竟先我们而去了。在记得的同学中，有这么几位印象深刻，他们分别是我的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王恒玲、潘道咸、刘成刚、姚圣安同学。

小学同学王恒玲

这是一个漂亮娇小的女生，和她在一起读小学大概也只是一、二年级的时候吧。她是一个破落地主的女儿，又有人说她是商人的女儿，比较富有，和我们这些纯贫下中农的子弟根本不是一路人，但在我们那年龄段，出身连同性别对我们是没有界限的，我们正常在一起玩。她爱干净，爱整洁，从头到脚都是如此。头梳得滑溜溜的，两条小辫子扎得紧凑凑的，脸上搽得粉嘟嘟的，身上的衣服和颈着的红领巾及小手巾方子都是干干净净的，还有香味。不过，这都是我对她的表面印象。其实，我对她印象比较深的重要原因是在于她的认真。

她上课很认真。因为她个头小，总是坐在第一排，我坐在她后面的位置上。记得她听课时必定是规规矩矩地把手别在背后，除了举手发言外，一堂课下来都是这样的姿势：仰着头背着手，眼睛看着老师。游巧培和俞金秀老师喜欢在讲台前左右移动，她也就跟着老师不停地转动着头，一刻也不放过，好像要把老师身上的知识吸走似的。

下课时，我们一起打“噼噼啪”，我们一边念叨着“麦子多，麦子黄”，一边互相交叉着用左右手错位击打着对方的手掌。当节奏加快时，难免会有念错词或打错手的状况，而她绝不会有类似的现象。

她写作业很认真。她写的字真正是横平竖直、一点如桃、一捺似刀，如同铅印一般。她写的字特别小，只占抄书格里很小的一个地方，简直和她小巧玲珑的身子一样。我们男生和其它女生的作业本上往往是斑斑点点，角都卷了起来，她的作业本很少见到橡皮擦拭的痕迹，墨点绝对没有，而且板板正正。

她做事很认真。到校的时候，她总会习惯地把桌位和小凳子擦一下，然后落坐。放学的时候，她会把桌面的纸张书笔整理好，一件件地放入书包里，然后把自己的小凳摆正，拾干净位桌周围的纸片，再拐着书包离开教室回家，从不会丢三落四的。当值扫地时，她会把她负责的那一排地面打扫得比别人干净些，老师不免会夸她几句。一次她带着细绳子一道一道缠在学桌的撑子上，一个人在那儿鼓捣了好长时间，直到绳子绕得紧紧的，她认为满意了为止，原来是便于摆放书包。

不知小学的那个时段，他随父到了外地县城读书，离开了家乡，离开了我们，从此，我们便没有见过面。

她其实不是很聪明，甚至有些傻傻的。但是由于她的认真勤奋，听说她后来考入了师范做了一名实验小学的教师，后来又听说她担任了校长的职务，再后来还听说她居然成了盐城市级别的“十大教坛新秀”，并且上了报纸，我暗自为她高兴。

她的经历让我想起了毛主席老人家的一句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的确，在“认真”面前，人们都能成功。

初中同学潘道咸

和小学同学王恒玲相同的是，潘道咸也是地、富、反、坏、右家庭出身，他家成分是富农。不同的是，在他小时候，家里就很穷了。他的父亲在牢里身亡，他的两个姐姐出嫁后，他们便母子相依为命。

他的长相不是很出色，赤红色的脸膛，看不出半点秀气，声音也是沙哑的。但他聪明，记性也好，读书时常常受到老师夸奖，在语文方面更突出些。他很活泼，从不知道害羞，课堂发言，他像小学生一样的积极，敢于表明自己的观点，赵其高老师便经常让他发言。课后，他会吆喝着和大家一起，倚靠在墙上，斜着身子，进行“挤干面”的游戏，用于取乐，也用于取暖。在学校组织演戏的时候，他是天然的反角或小丑类型，把戏演得很逼真，他特别擅长“数来宝”，只听他一边打着竹板，一边背着大段大段的台词，绝无口吃或忘词掉台的情况。记得在初二时，他还编了个剧本，叫做《铁壁铜墙》，讲的是一个反革命分子，混入革命队伍，妄图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最终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落网。这和我所编的《五分钱》一起，获得全校“传阅”的荣誉。他极想出头露面，什么事都愿意参加。他说，像我这种背景的人，没有一点靠山，不进取是没有出路的。

上高中需要地方推荐，他的出身和贫困的家庭限制了他的发展，他不得不辍学走向社会。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他跌打滚爬，艰辛付出，旱田里挑秧打杂，荡田里割柴划草，一切出力流汗的力气活，他无所不能。他还做过宣传员、农技员，还曾负责过团支部的工作，大自然的风霜雨雪，铸就了他一副好身板。他很想当兵，以求一条好的出路，但他的出身也断送了他的军营之旅。

一次，公社选调文艺骨干，集中排演节目，准备到县里会演，他也被选中，文化站的纪站长对他的表演赞赏有加，他兴奋得不能自己。他一心希望以此为跳板，被县里选中，并梦想以此作为终生职业。但好景不长，会演结束后，队伍便散了，他沮丧不已，提着帆布包又回到了家里，继续着毫无希望的生活。

可能是出身底层的背景养就了他的叛逆性格，客观环境又抑止了他的发展，他性子有些倔。他不在乎别人对他的评价，只要认为是对的事情，他会坚持着做。为了爱情，他可以殉情；为了婚姻，他不屑舆论。他吃了很多苦头，也没少受白眼。

八十年代中后期，在家中看不到任何前途的他，借改革开放的东风外出闯荡，到苏州做起了面业。几年奋斗、几年积累，他赚了些钱，他在家乡砌了数一数二的楼房。此后，他又接上了“天火”，做了一任村主任，但“地火”不旺，加上年龄的限制，更主要的是做村主任的收入远远低于他的面业收入，任满后，他主动辞职，重操旧业。此后又做过服装业和金融服务业，最终在苏州购置房产，和他的儿女们一起成了苏州新市民。

人啊，往往在一生中会遭遇很多挫折，只要不断进取，敢于拼博，就会有理想的结果。有一首歌是怎么唱的？对了，叫做《爱拼才会赢》。

高中同学刘成刚

我们的高中阶段有二年半的时间，从七二年春入校到七四年夏结束，这大概是“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后遗症吧。在上高二的时候，我们同轨的两个班的学生互调了一人，我们班的学习委员吴怀庆和另一个班的生活委员刘成刚对调，这么一来，刘成刚便半途“嫁”到了我班。

这是一个大个子的男生，年龄也很大，比最小的同学大了五岁，他的视力不好，便和我们中等个头的坐到了一起。他经常穿着军服，戴着军帽，穿着军鞋，风纪扣扣得严严的，显得很干练。他的肤色很好，白白的，他的高大帅气的外形很吸引人，尤其能吸引女生，他的军服总是被女生抢着洗，很让我们羡慕。

他的文理科成绩都不错，字写得很秀气，空心美术字随手一写就能上墙，文章也通畅。他的几何特别好，画起圆来甚至不用圆轨。他还会吹拉弹唱，他的《二泉映月》拉得很好，拉弓的幅度很大，近视眼闭着，把全部感情融入音符中，仿佛在和瞎子阿炳进行跨时空交流。他脑瓜子活络，竟然和年轻的老师们称兄道弟，记得一位叫周威的体育老师，有一辆自行车，就经常为他所用，更难得的是班上的所有同学他都处得来。

他很会说话，同学们凑在一起，议论老师或漂亮的女生，他一定是主角，其他人只有听和点头的份。聊到高兴处，他笑得合不拢嘴，露出一口的大黄牙。他绝不怠慢听众中的任何一人，总会用浓眉下一双细眼睛挨个扫描，连坐在角落里的小个子听众也不放过，让人觉得有存在感。

他的食量很大，每周日下午，他都会从家里带来一大袋焦屑，早晚泡粥吃，自己的吃完了，就到我们这儿来求援，以满足他的大肚皮。晚自修后，他会伙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到离校近二里路的小街上吃小面。一次，我们三个人下馆子，一人一碗阳春面，吃到中途，他居然又掏出七角钱来炒了一盘肉丝，吃到最后，盘子里连一根蒜叶和一滴汁水都不剩，只留下光滑的盘子和碗筷，让我们着着实实解了一顿馋。

那时，我们最盼望的是下乡参加劳动实践，吃住都在老百姓家。贫下中农们舍不得我们这些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让我们做得少吃得多，而且每天都有荤腥。那一周的时间，谁都不用饿肚子。

有一天晚上，晚自修结束后来到宿舍，大家没事做，便怂恿他和我这个田径和球类水平都不错的校级运动员摔跤。自认为个头比我高、身材比我壮的他以为我不敢，可我在之前从未遇到过对手，也很想借打赢他而让大家高看我一眼。于是，我俩的肉博开始了，近半小时内，我们打了七架，他都输了，他瘫坐在“七五”墙角，喘着粗气，输得心服口服。同宿舍的十多个室友在或高或低的双人床上欣赏我们的“相扑”表演，欢呼雀跃，过足了瘾。

一次他单独约我到他父亲那儿玩，我们一早从蒋营步行到建湖。他父亲个子矮矮的，是校办厂工人，宿舍在老县中东北边的低矮的、用茅草覆盖的小屋里。一脸皱纹的老者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到食堂买了一大盘红烧肉，还把肉夹到我碗里，并告诫我说，你们同学就如同兄弟，以后要互相帮衬。在建湖，成刚陪我到老旱桥下的人民照相馆拍了照，我至今还保留着和他的合影。他还带我到轮船码头附近豪华的人民商场逛了逛，让我这个乡巴佬开了眼。

自七四年七月七日高中毕业，离开沙庄中学这所四周用小河围着的校园后，我和刘成刚又见了几次面，他一如往日的机敏，更多了几分成熟，他在县城打工并娶了市民户口的漂亮老婆。他做过很多工作：锅炉工、推销员、安装工……他不放过任何机遇，考了好多的证：水电、焊接、设计等，有的还是省部级的，多方面“武装”自己，最终在建筑装潢业大展身手。在黑龙江、新疆工地，他大胆承包工程，既得了很多优质工程奖，又壮大了自己，在人生的舞台上亮闪闪地生活着。

“不放过任何机遇，不间断充实自己，生活才有意义”。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大学同学姚圣安

我们能够上大学，据说是沾了邓小平的光。改革招生制度，恢复文化考试，使我们离开校园多年的老学生也圆了大学梦。当然，这里所谓的大学，实际上就是现在的“三本”，但也不错了，毕竟是几十选一啊。

我们读的是师范，班上有五十名同学，大多以前做过民办教师。和高中相比，同学间的年龄悬殊更大，最大的竟比我大十岁。听说理科班中还有父子、师生同班的，这也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副产品吧。姚圣安就是比我大十岁的同学之一。初见这个名字，我有点敬畏的感觉，等到真的人活生生地出现在我面前时，以前有的敬畏感便一扫而空了。

他非常和蔼，和他的名字不太相符，高大的身材和说出来的细声细气的话语也形成了反差。他很讲究，身上总是纤尘不染，脸上也搽得白白的，完全一副书生样。他喜欢穿对襟式的上衣，和我们的中山装又形成对照。班上有四个女生，都是成了家的，除了我们两个未结婚的男生外，其他男同学总找机会和女生开玩笑，有些玩笑还相当出格，当然，大家都一笑了之，谁也不会往心里去。可姚圣安从不开这样的玩笑，至多也只是摸摸自己的大肚皮，对一个还没有生育孩子的女生说，你的肚子快点赶上我大哟！

每到周六下午，路程在五、六十里之内的同学一定会踏着自行车回家和老婆孩子团聚的，全校回家的学生加在一起，那阵势真可谓浩浩荡荡。周一上午的一、二节课，总有人迟到，他们在教室门口举一下手，老师点一下头就行了，老师们除了偶尔“啧啧”嘴外，没有过多的责备，国家对“老三届”网开一面，让他们参加早在十年前就该参加的高考，我们还计较什么呢？姚圣安也是这浩浩荡荡队伍中的一员，但他绝不迟到，除了家离学校较近之外，对老师的尊重是根本原因，尽管有些老师比他小很多。

上到古代文选课，教室里人可多了，有好多年轻老师和同科老师也来听，余茂管、吴治平、王连海、张刚、陆寿华、郑宝明、孟芹、朱正玲、金正平、马建东几位是一堂课不落，因为这是被吴天石称之为“苏北七才子”之一的王文荪老先生授的课。师生们济济一堂，听王老先生有滋有味地讲。五十大几的老先生从不带讲义夹，只是带一本和我们一样的书，但他的课本里，夹带着许许多多的批注，圈圈点点、密密麻麻的，只有他自己看得懂。整堂课都是他眉飞色舞地讲，有时竟唱起来。他很少提问，板书也不算多，课堂容量很大。下课时，我们同学间往往会对照着笔记，查漏补缺，以便将老先生课上所讲的每一个要点都记录下来。而此时，姚圣安同学的课堂笔记就成了大家的抢手货，他的记录往往抓住关键，字写得稀松，也好认。

一次班上的老高同学和年轻的历史老师发生了误会，两人互不相让。作为副班长的姚圣安同学知道后，做了老高的工作，陪他到历史老师那儿认错，他自己也做了检讨，说是班级工作没有做好，请老师谅解。历史老师也作了自我批评，他们相视一笑，握手言欢。

姚圣安同学的文学评论功底很厚，很早就出了名，《光明日报》等曾在头版刊登过他的评论文章。他的文章角度独到，观点新颖，多家报刊都向他约稿。可不知怎么的，此后他竟未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以致于后来在一所师范院校做了名纯粹的教书匠。从后来的通信及见面的交谈中，他告诉我，没有动力了，考了学校，转了户口、吃了皇粮，到顶了，也没有什么精力了。这倒是真的，我知道人到中年的他，上有两位老人，下有三个小孩，他的大女儿出生在挑河的工地上，取名叫河女，一家老小，衣食住行，什么都得管，生活的重压，也确实让他无法有精力它顾了。

八十年代末，一部由达式常、潘虹主演的电影《人到中年》，引起社会强烈共鸣，人们慨叹：这个年龄段的人好苦好累，好多事想做，但身不由己，力不从心，圣安同学也是如此，他在文学评论领域很好的发展前景便耽搁了。这不仅又让我产生联想，许多杰出的中年科学家，如果单位里没有杂七杂八的剪不断理还乱的人际关系，如果政府或有关部门把他们生活诸方面的后顾之忧都包了，使他们一门心思搞研究，该有多好！

五十余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当初扎着羊角辫子的小姑娘王恒玲同学已退休，成了姥姥辈了，她是否正在和“红领巾”们继续击掌：“馍馍甜，馍馍香，吃馍不忘共产党”？潘道咸同学融入姑苏城多年，置身于柔软动听的吴语环境中，他沙哑的声音和倔强的个性不至于被软化吧？走南闯北的刘成刚同学在不断“充电”之余，吹一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给孙辈们听，岂不快哉！退休多年，姚圣安同学该再无后顾之忧了，但愿他能老当益壮，一逞中年的心愿，饱含对这块土地的感情，拿起手中的笔，写出一些让人荡气回肠的文字来！

转自《塘河》杂志